高惠全

黄埔军校第2分校第6期

父亲高光芹，字翼之，饱读诗书，清职太学生，为人谦恭，备受乡人所推重
母亲义氏，秉性慈祥，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
1937年以前新宁的国民教育是比较薄弱的，仅办了四个高小，一个简师，衡师尚未在新宁创办，三年才招一次生
以后逐步递升，先后任团部卫生队少尉、特务员、团部中尉、上尉、军需等职
任军需时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审核全团粮饷
第9师25旅50团在嘉定与日军激战，由于没有防守的天然屏障，敌机日夜侵拢，战斗极其艰苦惨烈，到处是燃烧的树木，遍地流淌着中国军人殷红的鲜血
2营5连连长高超率全连之众，全凭血肉之躯，视死如归，一往无前
4连连长陈绥之（浙江永康人，黄埔七期步科毕业）胸部中弹牺牲
1939年12月参加昆仑关作战时，二哥高超亲率一个营投入战斗
他与排、连长一样带头冲锋，不惜一切牺牲，与日军顽强战斗
1940年2月9日，第9师附近时，遭到日军的伏击，师长郑作民在一炭窑遭敌机轰炸而遇难
副师长夏德贵命令二哥高超率师部骑兵连一排寻找师长郑作民的遗体
1940年6月在宜枣会战中，他与团长蒋治英亲临前线守卫梁山坡阵地，激战三昼夜，七进七出，稳定阵地
1941年10月在宜昌反攻战中， 27团作为攻击团，在友军的配合下攻取宜昌城，三次攻入宜昌机场，因日军施放毒气而被迫退出
是年6月升为总监部视察组中校视察
以后彼此来往，相交非同一般
办完丧事后

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淞沪会战

上海；台儿庄；昆仑关；梁山

1937年9月，我随第9师开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
第9师25旅50团在嘉定与日军激战，由于没有防守的天然屏障，敌机日夜侵拢，战斗极其艰苦惨烈，到处是燃烧的树木，遍地流淌着中国军人殷红的鲜血
1938年3月，参加台儿庄会战，我部在海州地区阻击日军
1939年12月参加昆仑关作战时，二哥高超亲率一个营投入战斗
他与排、连长一样带头冲锋，不惜一切牺牲，与日军顽强战斗
1940年2月9日，第9师附近时，遭到日军的伏击，师长郑作民在一炭窑遭敌机轰炸而遇难
1940年6月在宜枣会战中，他与团长蒋治英亲临前线守卫梁山坡阵地，激战三昼夜，七进七出，稳定阵地
1941年10月在宜昌反攻战中， 27团作为攻击团，在友军的配合下攻取宜昌城，三次攻入宜昌机场，因日军施放毒气而被迫退出

黄埔七期步科毕业）胸部中弹牺牲

连长高超率全；连长陈绥之；连长一样带头；师长郑作民在；师长夏德贵命；师长郑作民的；团长蒋治英亲；连长及副营长；军长顾葆裕在

我叫高惠全，1916年10月出生在湖南省新宁县南乡安心观（现属武冈市文坪镇安心观）一个殷实之家
1937年农历元月，我去投奔我的二哥高超（字惠民），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第二总队步兵第三中队，当时他任国民党陆军第9师25旅50团2营5连连长，部队驻江西宜春
他原想送我读书，可惜部队随时可能调动，他征求我的意见时，我选择到该营6连当兵
我读了三年私塾，两年高小，在国军的部队里算是文化人，因而让我当连队的助理文书
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的主要工作是写七七事变，宣传抗日救国思想
1937年9月，我随第9师开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
1938年3月，参加台儿庄会战，我部在海州地区阻击日军
1943年农历2月，第二军第9师隶属中国远征军序列开云南，我调到云南楚雄中国远征军兵站总监部经理处，升任三等军需正股长（少校）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国远征军兵站总监部撤销，我即解甲归田
1946年农历正月，契友杨诚，武冈黄桥铺人（现属洞口县黄桥镇），他在四川泸州国民党川西供应局27粮库当库长，来信并寄给我符号，邀我去当副库长兼经理，我即于正月底到达泸州任职
他原在远征军某粮秣库当库长，我当视察时，视察到他的粮秣库认识的
特别是他对当时抗战形势的见解，让人刮目相看，后来他女儿认我为干爹
1948年农历12月，慈母仙逝，我立即请假回家奔丧
迫于当时的形势，他命我押运军用品，带着肖、周俩嫂先行至成都待命
杨诚得知我们到了成都，便带着妻儿赶到车站来接我们
一到他家，刚一坐下，他就说：“你不要走了，你在这里的职务尚在保留中，周嫂即将临产，送医院生下小孩再说，至于生活费你就不用担心，你的兄嫂即我的兄嫂，在这里住一年半载，由我负责……并告诉我，他是共产党员，现在国民党大势已去，整个川西供应局基本被我们的人掌握，随时准备调转枪口迎接成都解放……”他说他是共产党员，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这么多年的相交，只是彼此没有捅破那层纸而已
我思索良久，就依了他的话，在成都市红照壁找好了住房，将肖、周俩嫂安置妥当，然后到公安局进行了登记
我担心她在路上万一出了意外，以后兄弟见面我将何辞以对
在大邑停留的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着杨诚对我说过的每一句话
我决定投诚起义，即派中尉副官到卭崃县向人民解放军十二军36师接洽,将两卡车军用物资悉数交给该师接收
随即由该师派员护送我等到重庆市歌乐山西南军大教导总队学习
1950年10月结业后，我向上级请求回原籍参加劳动生产，侍奉老父
由于历史原因，我被取消了起义人员待遇并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遭受了许多不公正待遇
1982年元月份，我有幸参加了武冈县委统战部组织的武冈县第一次“三胞”及家属联谊会
1983年武冈县人民政府派工作人员专程到我家正式通知我：“你所戴地主分子帽子，通过复查核实，属于错戴，给予纠正”
压在我心头的那顶帽子终于被揭掉了，顿时感到轻松了许多
1985年4月，广州军区重新补发了我和三哥起义人员的证明书，每年由文坪镇镇政府发给300元的生活费，我倍感温暖，感谢人民政府的英明伟大
我已83岁，看到港、澳回归，一国两制是历史未有的英明政策，希望台湾领导人要为人民利益着想，早日回归
我年事已高，来日不多，嘱儿子在我去世后，不要迷信，一切从简，惟在我墓前立一碑，刻上我的名字，将我做的一首对联刻在碑的两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