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三声

东北抗日联军地下交通员赵三声回忆录
根据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
中国共产党党员（1933年8月入党）
赵三声，原名赵三生，1918年5月1日出生于哈尔滨香坊
少年时代受父亲爱国思想熏陶，立志不当亡国奴
十五岁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十六岁为抗日游击队秘密送药
1933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担任共青团宾县特别支部书记
抗战期间三次被捕入狱，受尽酷刑而坚贞不屈，三次死里逃生，遂得名“赵三生”，后演变为“赵三声”
抗战胜利后，参与组织宾县地方武装和政权建设，曾聆听陈云同志指示

东北；宾州镇

赵尚志“木炮打宾州”这事，我们在宾县当然知道，他准备打城的时候我还曾经参加过
1934年5月9日，赵尚志率领抗日游击队，用湿柳木包裹铁管的自制火炮攻打宾县县城宾州镇
后因敌人援军赶到，未能攻克县城，但以损失7名、受伤4名战士的代价歔敌七十多人，撤退时游击队员用机枪击落敌机一架，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斗中的经典战例
小日本鬼子一看吕大千动手了，就赶紧从里屋往外跑，跑出去赶紧想办法，就把门关上了，里屋只剩吕大千
从参与赵尚志“木炮打宾州”的接应，到狱中坚贞不屈、以死明志
赵三声利用父亲行医的便利条件，将家中存有的红花、虎骨等珍贵药材配制成药，与表兄董文清一同冒险穿越日军岗哨，将药品及鞋袜、图纸等物资送往城外三里的鬼王庙，交予哈东支队的抗联战士
1934年，赵尚志率部攻打宾县县城宾州镇，以湿柳木包裹铁管的土制火炮攻城，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斗中的经典战例

但以损失7名、受伤4名战士的代价歔敌七十多人

《我的抗联岁月——东北抗日联军战士口述史》整理
我生在哈尔滨现在的香坊，我祖父是一个烧酒工人，祖母告诉我叫酒道工
我是虚岁16岁——如果按周岁算的话应该是15岁——就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我父亲非常有爱国之心，也算是知识分子吧，他是中医，读过一些书，在外面也经历过一些事
从小他就教育我，朝鲜当时不是亡国了嘛，他跟我们讲朝鲜十户里一把菜刀，菜刀还要锁上，晚间还不能闭户，日本人走到什么地方都为所欲为，就讲这些事
我还有一个四大爷，是我一个姑祖母的儿子，他在哈尔滨被日本人抓去了，后来人就不在了
每次我到他那儿去的时候，我四大爷就讲，一个人不能当行尸走肉，就给我讲这些道理
所以日本人一进来，我就下了决心了，决不能当亡国奴，当亡国奴不会好的
我在共青团期间，是在学校念书，当时是中学生了，也有一定的知识
我看到日本人来了，也是忧国忧民，就开始写文章、写诗
先是让我跟着一块搞宣传，1932年的时候，我们学校一个叫吕大千的老师，他也是党员，领我们到哈尔滨进行宣传
我父亲叫赵荣庭，因为他是医生，后来参加组织以后，就负责弄一些药品
我父亲相当进步，把我们家里头存的好药都拿出来了，据我知道的，有红花拿出来配药，红花不是活血的嘛，还有什么虎骨啊，总之都是一些好药
拿出来之后，我们就给抗日队伍送药，那时候叫反日游击队
我跟我一个表兄，他叫董文清，我们俩先是在家把药都包好了，有时候同时也包上别的东西，大家自己捐的袜子、鞋什么的，还有比如图纸等收集的一些资料，但当时主要是药
父亲把药拿回来之后都配好，完了每一包药上都写上这个药是治什么的，那个药是治什么的，然后我跟董文清我们俩就去送药
当时县城四个门都有岗哨，我们是通过西门走的，西门、北门都有我们自己的人，轮到自己人站岗的时候我们就过去了
我们给送药的抗联部队是哈东支队的，跟我们对接的也是我们宾县输送出去的一个老共青团员，他叫李树廷
他事先跟我们约定好时间，在鬼王庙那块儿见面
鬼王庙当时离县城三里地，往那儿去的话走大道好走一点，但是大道我们不敢走，不安全，下边小道呢就是过去那个乱葬岗子
当时我俩一合计，咱们还是从下面走吧，目标小一点，可是偏偏又赶上下雨，道还滑
我那年才十六七岁吧，现在看来还是小孩呢，那时候都已经是一个抗日的战士了
我们把药还有一些物品装成两个包裱，他背一个我背一个，我们两个一直走到鬼王庙那块儿，等着他们抗日部队过来，我们开始不知道谁来接，等着后来天稍微晴了，他们骑马来了，见了面把包裹给他们就带走了
赵尚志“木炮打宾州”这事，我们在宾县当然知道，他准备打城的时候我还曾经参加过
当时知道他要来打宾州，因为事先党组织要我们支持他
他们先了解宾县县城的房子情况，宾县各种各样的资源情况，同时告诉我们要来打城，我们当时联系还有个口号，口号我现在还记着呢，叫“冬草春活”
宾县县城一共四个门，我们共青团小组都分工了，我是负责管西门的接应
我曾经见过赵尚志一次，他个儿挚小的，不像什么大将军那么威武，但是没有交谈，没有说什么就过去了
当时我们宾县的党组织团组织有一种支援，实际上就是支援抗日部队，有这个任务
我们三个人在一组，已经到赵尚志部队了，当时赵尚志没在家，别的同志接待的我们
因为我有社会关系，我舅舅是警务局管机密的股长，所以有一些什么情况对我来说很容易收集到，因此到了那儿几天，了解了一下我的情况以后，他们说你还是回去发挥作用比在这儿更大一些，所以就把我介绍回去了
我们宾县当时是特支，相当于县一级的组织，当时书记是孙宝太，他就把孙宝太说出来了，说宾县特支书记是孙宝太，还有我们宾县特支和哈尔滨特委联系的地方是宾县的新宾书局
那时候讲我了，我是共青团的书记，还讲了季铁中
我那会儿没在县城里，我在离县城40里外一个叫满家店的地方，我在那块正组织一批人准备夏天起义，所以我不知道
把我们抓起来的时候，吕大千是在里屋，和一个日本警长，他们两个在里屋
把我抓进屋的时候，孙宝太就在门口跟翻译两个人说话
吕大千在里屋这工夫就拿刀自杀，抹脖子、捆肚子，等到人进得也多了，这些人把我们都绑到凳子上了，打开里屋门一看，吕大千已经倒地下了
日本人一看他倒地下了，那警长就呼号直喊，骂那个朝鲜翻译，找了个医生给吕大千包扎，包扎完以后就把我们连夜送到哈尔滨了
当时关我们的监狱，尽管形式上是一个人一个号子，但是放风的时候，看守到那里咕咕把锁都打开，大家都跑到厦所里去，到厦所里都能见面也能说话
他意思是说，因为敌人抓我们的时候很以促也没说什么
他不再提我们这些事，我们自己也就好说话了，这样子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三个人就都放出来了
所以日本人就是要杀你，我们那时候就是那样，死了我也不说，啥我也不说
被捕入狱以后，日本人都得给我们上手段，什么灌辣椒水、上大挂
辣椒水我倒是没喝过，别的刑罚什么上大挂啊、电刑啊，都受过，带铁丝的鞭子往你身上一抽带下一块肉
看这方面的话，那赵一曼受的那苦，我和人家比，我没受过她那苦，她净是用日本新的刑具啊，太残酷了
当时年纪也轻，脑瓜子也不在乎，而且当初我们参加革命的时候，要求做战士的话就是马革裹尸，就是革命了这条命就已经不属于我自己了
第一次被捕以后，虽然是放了我们，但是日本就知道这个人和共产党有联系，就定为要审查人，我走到什么地方就查到什么地方，我想方设法摆脱也摆脱不了，反正一直到我第三次被捕出来的时候，那年是1944年
那条命大啊，当时我已经就是回到家来等死，为什么能给我放出来呢
就因为当时我岳父跟宾县的那个特务头子刘树恒关系密切，花了不少钱把我一条命买下来了
这个刘树恒是我岳父一个老亲戚的儿子，当时他跟伪满洲国那个特搜班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所以通过他就把我给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又让我死，后来我没死，我就跑了
那大概是1945年的8月初，大约五号还是六号的时候，日本人又开着车往回抓我，又想把我整死，宾县那时候就唯独有那么一辆烧汽油的车，开汽车的地距我家乡十几里的地方有个河叫淔气河
本来天也挚晴，淔气河水也不高，后来哗哗哗那大水下来了，汽车没过去河，这一下就有人告诉我说又来抓人来了，听信儿我就跑了
我是做党的地下工作的，我们都是不发生横的关系，比方说我知道孙宝太他是宾县的特支书记，我跟他有联系，我的支部下边不是新发展的一些人嘛，他有的都没见过面，他都不认识
我们那时候的工作分成中学、西门外、东门外、北门外、南门外这些小组，小组有的人多的四五个人，有的人少就一两个人
那时候有的同志害怕啊，害怕跟我联系，我找他接关系，他不敢跟我接，他说你才从监狱里出来跟我接关系能行吗
还有一个叫方永贵的，那是我最后那一次从监狱出来，出来以后身体还没好，他在鸟河就到我家去找我接关系去
方永贵这个人现在在贵州，我们解放以后都通信，那些信我现在还保留着
李兆麟跟他说宾县有这么一个人，姓赵，他忘了我叫什么了，只说姓赵，说这个人三次被捕入狱，现在如何如何，所以后来他们就叫我“赵三生”，然后写来写去就变成这个“声”，它不是我自己叫的，是别人给我起的这么个名字，所以就一直就这么叫下去了
宾县光复以后，在宾县我们把同志组织起来，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