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桂林

黄埔军校；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抗日军政大学

第一位报告人是老同盟会会员，持有特殊党证的历史系陆懋德教授，他的讲题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蒋介石的三民主义”
陆先生在讲演前先亮出他的国民党证
然后拿出讲演稿声明报告内容以此为准
实际上在讲演时远离讲稿，尽情发挥，痛斥蒋介石背叛先总理遗训反苏反共反人民的行为
第二次的讲演人是外交官出身的国际法权威伍蕙农先生，他讲的题目是“东北问题与中国前途”
他以国际法权威身份讲述苏军留驻东北是根据条约办事的
并引证中国历史上辽、元、清各朝代都是先占领北方，然后统一全国的历史事实，讲共产党得东北后背靠苏联的有利形势
通过伍先生有理有据的讲演，给“左”派学生鼓了劲，教育了中间学生，也打击了“右”派的气焰

这时，我忽然想起一位同乡姓郭，他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毕业生，在陶林一带做地下工作开展活动时被捕，不久投降变节，当上日本宪兵队的特务
这时日本侵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斗开始了，河南前线吃紧
一天队里紧急集合，宣布前线急需敢死队轰炸敌人战车
开上去的是整军整师的部队，撤下来时却是一盘散沙，不用说和日本军对抗战斗，有的连日本军的面都没见着，光撤退就撤垮了
先是把抓来的一对贩卖毒品的夫妻，硬说是通敌的特务，在驻地枪决了，接着又和真正的毒品贩子合作，贩卖起海洛因来了
他还说，我不但自己要跟中国共产党干革命，而且把我在黄埔军校学炮兵的儿子高存信也交给了共产党，我在送他走的时候，曾对他说，如果我将来不走革命的道路，不为收复失地，不为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救东北的父老兄弟而努力奋斗，将来我死之后，你就在我的坟上立个木牌，写上“白来一趟”四个大字
到贵阳不久，又遇上日本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此时已由西北打到西南，西南的重镇相继失守

司令长官部战；班长是高柏苍

1946年2月，东北大学“祖国社”用“东北来信”的方式，进行反苏反共宣传，造谣“张莘夫被共产党杀害”,“八路军是扒路军”……之后，他们公开号召组织“赴渝请愿团”,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用武力收复东北，又组织东大学生，在三台举行反苏示威游行……针对“祖国社”的猖狂活动，我们先后两次组织了大型政治讲演会
“民青”核心组还派我和李葆家为代表，逐户慰问被谩骂的教授
叶丁易教授特地把朱廷方和我找到他家中进行了一次长谈
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召开了“学习社”的复员会议
朱廷芳、高桂林主持“学习杜”复员会议后，全体与会人员在三台东北大学校长办公楼后合影(1946年5月2日)朱廷芳、高桂林主持“学习杜”复员会议后，全体与会人员在三台东北大学校长办公楼后合影(1946年5月2日)我是陪婶母回东北的
经赵的介绍，我们和东北民主联军城工部的赵家骥同志接上头
第一次我们向他禀报了东大的学生运动情况，和我们的人党要求
由于地下工作的要求，他没有告诉我们找他的办法和地点
在途经靠山屯时被共产党的区委书记给拦住了，经过交谈，他当天半夜去我家找我
我受他的委托，第二天到村委会要求组织全村人民进行时事报告
我在报告中大讲国共两党的情况，结合我村实际，说明不能给国民党办事
我在家时又和住在山沟的三舅联系，由他给八路军当交通员，由于我舅父工作出色，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授予他“革命老人”的称号
这是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的斗争，与我们毫无关系
尽管如此，最后还是以“学潮”的名义把我们开除了
实际上我们被开除，是和东大复员前解聘六教授一样，是早就策划好的事情
因形势所迫，又无法找到城工部的赵家骥同志，我便去找赵家实同志
他认为我们不宜再留在沈阳，便介绍我们去东北解放区哈尔滨的路线和接头人
于是我和朱廷方便离开沈阳，经长春来到哈尔滨
我到哈尔滨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九一八事变时，我是开原县龙潭寺高级小学二年级的学生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的校长高兴祖老师含着眼泪给我们上最后一堂课的情景
我们现在也是这样，我们的东北被小日本占领了，我也只能够用祖国的语言上这最后一堂课了
这件事深深刺痛了我幼小的心灵，也立下了我决不甘当亡国奴，长大了一定要把小日本打出中国去的决心
那时，我们不能说自己是中国人，只能说自己是“满洲国”人
学校向我们灌输“王道乐土”、“一德一心”,每天都要唱“天地内有了新满洲”的伪满国歌，还要举行升旗仪式，向新京的皇宫、东京的帝宫遥拜
认为国民党、共产党都代表祖国，延安和重庆都是祖国的首都，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我们的领袖
但我心里明白自己是中国人，我的祖国正在抗战，我应当为祖国的抗战贡献力量
我当时最崇拜的人是在哈尔滨火车站刺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朝鲜义士安重根
1941年8月，经师范学校的同学杨书启的介绍，我到伪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理化教研室当理化助手
有一天，张教授向我要亚砒酸，我找到后给了他
他对我说，这种药实际是“八步断肠散”,他要的目的是毒老鼠，人要吃了肯定会死的
他可能是不经意随便说出的这一番话，给我的触动很大
我当时听说在抗日战场上我方与敌人伤亡的比例是3比1,即我方伤亡三个人才能换取一个敌人
而在这里不仅有敌方学员、军官，而且还有高级军官和教授，我如果能把亚砒酸用在这些高级军官和教授身上，我这一条命，可能换上几个日本高级军官和教授的命，这太合算了
但在我思想上还一直有个问题，那就是还没有看到自己的祖国，没有当上一天真正的中国人就死了，太遗憾了
不久我和杨书启谈妥了，我们两人要共同实现的愿望是既能下毒药，又能跑出伪满洲国
我的“出国证”办成了，但杨书启没有办成，于是我把“出国证”扔掉，表示和杨书启同生死共患难
为了准备路费，我夜以继日地翻译一本名叫《同志们》的书，出版社预支给我一笔稿费
这事我没敢告诉家里，因为我是独生子，父亲也是，且我的独生子又已经出世，家里只靠祖父给一家买卖管账维持生活
一天我在院办公室发现军官学校就能办“出国证”
在刻校长南云亲一郎的手印时，刻字员质问我们刻南云校长的手印干什么
他虽然没有马上向有关当局告发，但我们再也不敢停留，不得不提前出走
在星期六的午后，我们将亚砒酸分头放进日本高级军官和教授的茶杯、茶壶里以后，就以我的名义写了一封自白信放入我的桌子里，随后便立即登上了当天开往北平的火车逃走了
我在衣服里带上亚砒酸，准备一旦被敌人抓住，便用它自杀
当时我们认为只要进入关内就是到了祖国，预计我们到北平后亚砒酸就发生了效力
我在车上不断地背诵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诗句
本来预计到北平后可以找到一位刚从军校退职的中国人，但他没在家，我们只好在北平找了一家旅社暂住
我们感到不能在北平多待，因为这里日本人统治很严，必须设法离开
这时，我忽然想起一位同乡姓郭，他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毕业生，在陶林一带做地下工作开展活动时被捕，不久投降变节，当上日本宪兵队的特务
当时思想幼稚的我，认为此人能够帮助我们，于是和杨书启连夜坐火车去伪蒙疆政权统治下的集宁去找这位郭先生
到他家时不巧他出差去了陶林，此时我们身上的钱，已经买不起去陶林的汽车票了
我们感到所带的伪满洲国假“出国证”和伪军校的材料不能再带了，继续带在身上可能会引起怀疑，便拿出来在山上销毁了
一进陶林城门，站岗士兵向我们要证件，我们拿不出来，便被送到警察署的看守所去了
恰巧，陶林城内有一位东北同乡，他听说后主动到警察署把我们保释出来，又把我们介绍到陶林县过往军警招待所，解决了我们的食宿问题
我们便请求他介绍我们去找八路军，当然他不可能答应
我们当时身陷绝境，别无办法，只好暂时栖身，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侍机另找出路
我常常爬上陶林县城头，默诵“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
不久杨书启去了厚和(今呼和浩特市),我仍留在陶林
我以东北人的好侠仗义之心，对处于危难中的他尽力帮忙，并认他为义父，帮助他回到北京的家
我不打算长期留在陶林，总是寻找去祖国的途径
有一天，我用帽子包着火种，放入草中，然后急忙赶到城外去参加迎接日本军的活动
于是我如惊弓之鸟，第二天便急忙离开陶林，第一站就跑到大同
因为民政科长的一个儿子家住大同，我去投奔他
我和伪县长谈话后，他告诉我一条去祖国的路线，即从高邱到界首的通路
我高兴万分，按着他指的路线，顺利地经过“三不管”地带到了界首，当我看到第一个站岗的中国士兵时，我心里异常激动，情不自禁地深深地向他敬了一个礼
伪蒙古联合政府使用的小学课本伪蒙古联合政府使用的小学课本在界首的郊外，我看见了战干团的招生布告：“爱国青年参加战干团，到抗日前线去
”我认为到战干团学习一段时间后再参加工作可能更好
便主动去报名，办事处开给了我一部分路费和护照，护照上是大名鼎鼎的蒋中正委员长，我拿着路费和护照徒步向洛阳走去
我们是在一边走一边唱一边哭的情况下，走完了这八百里的路程
在洛阳的战干团办事处，我意外地遇见了高柏苍
他是我师范时期的同学，是伪满吉林师大的学生，因为发表了反日的言论，被日本人“肃正”(查办),经人帮忙才逃到洛阳
这次偶然相见，他乡遇故知，我俩都很高兴，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