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忆罗

外交学院

1945年13岁加入新四军；毕业后在农业部外事局、外国专家局工作

东北

逐渐长大了以后明白了一些，母亲慢慢跟我讲：你爸爸在东北抗日，他们打日本鬼子
唱完了以后总是给我讲故事，说小囡囡那时候特别好，日本鬼子来了囡囡就跟着屁股后面追着说"他们做坏事的真糟糕"，所以我从小就学会了"真糟糕"
我说第一，打日本鬼子，把他们从中国的领土赶出去
到了图们后碰到朱瑞——四野炮兵负责人，还有吕正操管铁路

父亲冯仲云、母亲薛雯、罗登贤

1945年，13岁的冯忆罗加入新四军，投身革命事业。1949年，她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冯忆罗进入外交学院学习国际关系专业，为日后从事外事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毕业后，冯忆罗被分配到农业部外事局工作，从事农业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1965年，她调入外国专家局，负责国际人才交流工作，为促进中外人才交流与合作作出了积极贡献。作为抗联将领后代，冯忆罗致力于传承和弘扬东北抗联精神。2012年，她接受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的口述史采访，深情回顾父辈的抗战岁月，为保存和传播东北抗联历史记忆做出了重要贡献。 冯忆罗回忆录 "我的名字是为了纪念罗登贤同志" 东北抗联元勋冯仲云之女的革命记忆 一、人物简介 冯忆罗基本信息 姓名 冯忆罗 出生 1932年，哈尔滨 家庭 东北抗联将领冯仲云之女，母亲薛雯 名字由来 纪念罗登贤同志——1933年底牺牲于南京雨花台 参军 1945年，13岁加入新四军 入党 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学历 1956年入外交学院学习国际关系专业 工作 农业部外事局→外国专家局（国际人才交流工作） 采访 2012年7月13日，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 "我的名字是为了纪念罗登贤同志"——这是父亲母亲在我起名时的心愿，也是我一生的使命与传承。他是反日会的党团书记，后来这个工作交给杨靖宇，又从杨靖宇交给了赵尚志，他就专职做满洲省委的工作。父亲在哈尔滨，公开身份是哈尔滨商船学校教授，后来在东省特区第一中学兼高年级数学课，在社会上小有名气。实际上他用教授身份来掩护地下党的工作。 我母亲总是把家里布置得很得体，符合爸爸教授的身份，更利于掩护。在我们家里，我父亲、母亲不只是做自己的工作，还要掩护一些地下党同志。罗登贤同志在我们家住过，尚钺秘书长也在我们家住过，住在我们家本身也就是个掩护。当时省委大量的文件，全部由我父亲母亲负责保管，这些文件比什么都重要，如果党的文件丢了，那是真毁了。 倾尽薪资资助革命 当时我父亲挺有钱的，商船学校工资180个银大洋，一中兼课费100多个银大洋，每月工资累计280银大洋，折合哈大洋350哈大洋。我父亲每月向党组织交270个哈大洋，自己留下80哈大洋。按党费收缴规定，收入在80哈大洋的还要上缴20%党费，这样父亲剩下能自己开销的只剩64哈大洋。 "九一八"以后，满洲省委搬迁到哈尔滨，省委工作人员的生活费由上海汇过来的关系断了。省委有些干部没有工作，吃住基本生活费每人4到5块哈大洋。这笔资金的来源主要靠两个人——我父亲和王铸。王铸是哈尔滨二中的教师，也是地下党，他也把工资的大部分捐出来。 母亲的"内交"工作 我父亲回来以后担任满洲省委秘书长，我母亲是内部交通员。当时有两种交通员——"外交"沟通省委和外地各个县委，与部队联系；"内交"传递党的文件。我母亲就是"内交"，省委领导们的文件由她传送。 我母亲每一次出门，脑子里想的就是怎么把这个文件送到指定地点。其实每次出门都不一定能回得来，但她不是想会不会碰到危险，而是想不管采取什么办法也要完成这个任务，哪怕自己牺牲了。她做了很多这方面工作，甚至在怀孕的时候也把文件放在肚子上。后来生下我，又在我身上裹着文件。不管走到哪儿，不管春夏秋冬、下雨下雪，她都是这样。 "我没怕，我怕什么。她把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幸福都抛开了，为了完成党的事业，把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薛雯（八十多岁时回忆） 我母亲后来经常讲，她在东北四年的地下工作中，组织交给她的任务，她一丁点儿的差错都没有出过。 艰难岁月中的温情 有一次包括罗登贤在内的几个省委同志在我们家开会，我母亲本来的任务是放哨，但到中午了总得给他们弄点饭吃。家里没吃的也没钱，她就去找冯铉哥哥——哈尔滨有轨电车售票员。冯铉看见她了，知道婶子有事要钱，不能公开给，就把钱卷得像烟卷似的做个暗号，让她挪到前门，然后把几张票子扔到那里。母亲假装弯腰弄鞋，把钱捡了。 拿了钱就抓得牢牢的往回走。母亲买了面包、大香肠、酸黄瓜、砂糖，按照俄罗斯人的习惯把面包切成片，两片面包中间夹一块大的火腿肠。大家吃完了以后，母亲还泡一壶红茶，一人一份，就这样吃了一顿午饭。 赵尚志特别有意思，他个子小，不像大家一样坐着吃，是蹲着，母亲就找一个比较硬不怕踩的凳子给他蹲在上面。他吃得也很快，吃完了还到母亲那里问还有没有。母亲说："反正我把我那一份都给他吃了。" 四、叛徒出卖与离别——1934年危机 1934年初，满洲省委出了叛徒——团省委书记刘明佛和宣传部长杨波叛变了。刘明佛把我父母亲供出来了，他在敌人面前夸口说："冯仲云薛雯这两个人，就是烧成灰，他也能认出来。"敌人根据刘明佛提供的情况画了我父亲母亲的像，在哈尔滨到处贴，发出通缉令——一个人头悬赏10000大洋，提供线索3000大洋。敌人调动了整个哈尔滨来抓捕地下党。 我父亲和省委书记马良两个人的任务，就是马上通知所有人，能隐蔽的在本市隐蔽起来，或者赶快离开哈尔滨。我父亲下定决心要下部队去找赵尚志。这个时候我母亲又怀了我弟弟了，两个孩子怎么办？我父亲给张甲洲写信——巴彦游击队的创建和领导人、清华老同学，准备把尚未出生的孩子交给他们家。但结果发现罗烽、白朗也被叛徒出卖了，罗烽也被捕了。 组织上决定叫我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回老家去，先把孩子安置好。这时我母亲因为临产不可能马上走，就在偏脸子租了个房子住下。我母亲生弟弟是在一个养牛户家里——俄国老两口。母亲产后发高烧，姑姑冯詠萤从老家赶来，带了钱过来，总算把母亲从医院里接出来。余下的钱又全部交给了组织。 三种可能的离别 组织上说最近会安排我父亲尽快离开。有一天父亲回到偏脸子家里，要母亲马上离开。父亲对我母亲讲了几种可能：第一种，回去赶快把两个孩子安顿好，有人会给你写信来，接到信马上到上海去接组织关系，然后交通站会把你送到东北；第二种，可能10年、15年我们才会再重逢；第三种，这次分离也可能是永别。但他最后鼓励母亲：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坚持信念，哪怕牺牲，一定不能在这方面有任何动摇。 我父亲到我母亲这儿还不能过夜，他抱起了弟弟，抚摸着我。对我弟弟来讲，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父亲，也是最后一次。 五、名字的由来——纪念罗登贤同志 这时候有一个女同志来跟我父亲送关系，告诉他到什么地方、找什么人、有什么暗号。这个女同志告诉他，罗登贤同志在1933年年底牺牲了，牺牲在雨花台。我父母亲两个人没有为个人的离别掉过眼泪，而为罗登贤的牺牲掉眼泪了。 这时候我母亲提出来要给我起个大名——小名叫囡囡，但起了名字以后将来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咱们俩有一个人活着、只要孩子活着，都可能找到孩子。刚好受到罗登贤牺牲的刺激，就起了个名字叫"忆罗"，以此来纪念和缅怀他。 "忆罗"——这个名字承载了父母对罗登贤同志的无限哀思与崇高纪念，也寄托了他们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不忘信念、不忘战友的坚定决心。 六、江南寻党岁月——薛雯的坚持 孤雁寻党 我父母亲就这么分开了。母亲带我回到老家以后，脑子里想的就是怎么样回到东北，还要到抗日斗争的第一线去。刚好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大破坏，上海到东北的军委交通站被破坏了，人都被抓起来了，母亲就回不去了。她说自己成了"孤雁"——因为失掉了党的关系，就失掉了一切。但她就是一个信念：要恢复共产党员的身份。 母亲遇到了冷落，遇到好多困难，找组织找不到，有时候也把气出在我身上。我有记忆开始，母亲就一直告诉我爸爸是什么样的人——她不能讲他在抗日，因为也是敌占区，只说爸爸多漂亮、个子高高的、戴个眼镜，把她对我父亲的感情都讲给我听。逐渐长大了以后明白了一些，母亲慢慢跟我讲：你爸爸在东北抗日，他们打日本鬼子。 中秋节与《秋水伊人》 每年的中秋节我们娘儿俩讲得最多。农村里中秋节很隆重，要摆桌子祭拜，全家人在一起吃饭。外婆家前面一个小花园，花园再往前一条小河，小河边上是石头垒的堤岸，妈妈带着我在那里坐着赏月。母亲特别爱唱《秋水伊人》，她觉得她所处的环境、与我父亲的感情跟歌词很符合。唱完了以后总是给我讲故事，说小囡囡那时候特别好，日本鬼子来了囡囡就跟着屁股后面追着说"他们做坏事的真糟糕"，所以我从小就学会了"真糟糕"。 茅山办学与交通站 母亲带我到处去找党。她等于是活寡妇，带着孩子跑到茅山地区，就在一个祠堂里住——很偏僻很落后的地方。母亲在祠堂大厅办了个小学，不管多大的孩子只要念书都可以来，农民没钱她说不要交钱，管饭就行。我们娘儿那段时间就是学生轮流送饭，也没炉灶不能自己做饭烧水，完全靠学生家属用竹子做的提篮送主食、送菜、送热水。 母亲听到别人讲哪儿有新四军活动，她就又去找新四军。我总觉得能找到父亲，只有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里头才能找到父亲——这是我的信念。母亲后来跟无锡地区的地下党组织联系上了，在我们家建立了一个交通站。母亲把外婆、奶奶、周围的邻居全都发动起来保护交通站。新四军的宣传品甚至武器弹药都通过我们的交通站送出去。 七、参加新四军——13岁的抉择 我小学快毕业了，面前两条路——留在江南念中学或参加新四军。母亲没有考虑让我参军，我才13岁，但我态度很坚决，非参加不可。我有一个叔伯姐姐怡文，比我大两岁，我们姐妹俩说要去参加新四军。 江南办事处的主任钱敏和他爱人徐念初给我们办手续。姐姐15岁没说什么就跟着走了，到我这他们就卡住了——不让我走，说我才13岁太小了。徐念初阿姨说你还小应该回去念书，等念完中学再回来参军。 "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参加新四军。她说你为什么要参加新四军。我说第一，打日本鬼子，把他们从中国的领土赶出去；第二，我要找我父亲。她说你找你父亲为什么非要参军呢？我说从有记忆开始就知道父亲是共产党，只有到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才能找到我爸爸。最后他们也没办法了，不能拒绝我了，这样我就参军了。"——冯忆罗 母亲的撤离与保护 母亲离开我后回到江南，日本投降了，国民党蒋介石下命令把过去伪军变成忠义救国军——国民党的队伍。母亲身份半公开，还没到家门口人家就告诉她："薛先生你别回去了，国民党军队在挨家挨户抓你。"母亲因为过去做了很多统战工作，就把忠义救国军一个负责人的母亲接到我们家短期住，把老太太伺候得特别好，利用和老太太的关系作为保护。 忠义救国军来抓的时候老太太把那个负责人从家里骂出去了。但只要离开家还得挨抓，邻居和外婆家的亲戚全都保护母亲，把她藏到外婆家的柴堆里头。母亲做地下工作时有一批粮食、布和武器藏在外婆家的米藤里，在被抓前她得把这些东西转移出去交给武工队，最后全部交给了武工队。 八、十二年等待与重逢——1946年8月 父亲来信 母亲在党校学习时每天等待父亲来信。有一天爷爷转过来父亲给母亲的信——那是12年的等待！母亲打开信以后激动得傻了。当时爷爷那里同时收到好几封信，因为父亲连着写——不知道家里怎么样，也不敢问是不是还活着。 父亲写信告诉母亲怎么去哈尔滨找他，但有一句话特别重要："我不了解你的情况怎么样，但还是欢迎你回到我身边来。我是这么想了12年，期待过12年，希望你能回来。有一个前提——只要我们在主要的信念上没有问题，你还是我的妻。意思就是你就是跟别人结婚了，你愿意回来我还是接受，我等待着你。"那封信很感人。 "我是这么想了12年，期待过12年……只要我们在主要的信念上没有问题，你还是我的妻。"——冯仲云致薛雯 千里寻父路 母亲拿到信后下定决心找华东局要求到东北去。父亲信里指给她很多条路——或者到大连找韩光，如果沈阳沦陷了怎么找。母亲一到华东局刚好又见到钱敏，他说要去东北我支持，问题是得有组织关系才行。头一天去说没办法，第二天一去他马上说问题已经解决了——因为当天的《新华日报》上登了前一天我父亲当选松江省省主席的新闻。 母亲带着我和怡文姐步行从淮安走到徐州——夜里走，过封锁线白天不敢走。到龙口后不能往前了，因为新四军干部家属乘船到大连被国民党巡逻艇拉走两条船。后来我们上了小木船去丹东，船上没有棚子，人挤得满满的，随时可能被国民党舰艇俘获。 到丹东后沈阳已被国民党占领，肖华担任丹东司令。母亲跑到后台找肖华说我是谁、怎么来的，请帮忙把我们送出去。肖华特别高兴说行我送你们过去。他安排我们从丹东上火车过朝鲜新义州到图们江，朝鲜对我们帮助很大开辟了这条路。 十二年后的重逢 1946年8月，薛雯带怡文、忆罗抵达哈尔滨。到了图们后碰到朱瑞——四野炮兵负责人，还有吕正操管铁路。他们对我父亲都很熟悉都知道他在等母亲。朱瑞把我们带到哈尔滨火车站。 到了省政府门口有站岗的要介绍信，我们没有——所有证件都收了。母亲赖在门口不走大声嚷嚷说找我爸爸。我父亲慢慢从二楼办公室出来转到楼梯口，站在那里不动了——12年的离别他比我们更激动。母亲也没讲话一直捅我"你喊爸爸这是你爸爸"，但我讲不出来——嘴巴动了半天也没喊爸爸。从有认知以后就没见过爸爸，记忆里对爸爸一点印象也没有，完全凭母亲讲，所以怎么也叫不出来。 "我有了认知以后就没见过我爸爸，记忆里对我爸爸一点印象也没有，完全是凭我母亲讲。所以我怎么也叫不出来，嘴巴动了半天也没有喊爸爸。"——冯忆罗 进了父亲住的地方——一条红缎子被一条绿缎子被的大床。我愣住了总觉得爸爸是不是另外有人了。李贵林同志过来解释说绿被是他盖的做保卫工作的，红被是爸爸盖的。一块石头落地了。父亲母亲就这么重逢了，也没有特别的情节也没看到他们拥抱，但我感觉到那才是最高的感情。 九、在沈阳的日子——联系党中央 原来东北抗日联军在苏联伯力地区的八十八旅有五十几个小分队，跟随苏军进入东北各城市。我父亲分配到沈阳作为苏军警备区司令部副司令，带领20多个抗联同志于1945年10月后去的沈阳，停留两个月左右。他的主要工作除了建党扩军，全部精力放在和党中央取得联系上。 他听到曾克林的部队已到沈阳郊区非常高兴——终于能见到党中央的人了。苏军派了一架飞机到延安，这是周保中向苏方提出的——我父亲和他商量想向党中央汇报抗联情况并建议尽快派人到东北。父亲写了一封信向党中央汇报：抗联已回到东北，东北是重要战略要地，希望中央尽快派人来。这封信交给了翻译，翻译到延安交给伍修权。 "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占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巩固的基础。"——毛泽东（1945年中共七大报告） 彭真同志讲了一句话：我们党一共有三件最艰苦的事——一个是中央红军的长征，一个是南方的三年游击战争，一个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的14年苦斗。这个话是我父亲亲耳听到的。 父亲在沈阳做了好多事超过了苏军对他的规定。他配合关内同志把沈阳公安局接收过来，接收了广播电台，让抗联同志刘铁石当台长、夫人庄凤当播音员，向群众宣传共产党和东北抗联14年苦斗。沈阳开了五万人的群众大会纪念"九一八"，父亲介绍了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14年斗争，提议把沈阳一条大街改成"尚宇大街"、为杨靖宇树铜像。 他还通知周保中请他们马上来沈阳，周保中到了以后给彭真和东北局领导汇报了抗联斗争历史，把全部组织关系、档案、党费交给了党中央。从此抗日联军的党组织属于党中央东北局直接领导——过去像没爹妈的孩子，现在正式找到了归属。 十、《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 陈云同志传达中央精神要加强舆论宣传，让东北群众了解历史。这个任务落到父亲身上。他白天还有工作，基本上利用夜里写，关起门来写《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哈尔滨日报》记者廖春潮大清早找父亲，父亲把一夜写的东西交给他，他重新编排抄到方块纸上交社长唐景阳。唐景阳说马上连载——《哈尔滨日报》和《北光日报》同时刊载。 这些文章发表后在哈尔滨很是轰动，很多人等这份报纸要看到底怎么回事。对哈尔滨群众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父亲全凭自己掌握的抗联情况来写，他说介绍三路军东西比较多一点，因为对一路军二路军不完全了解，但很有勇气抱着满腔热情写出来。 "他对东北抗联斗争中间无数战士的牺牲感到非常难过。谁没有父母子女，但为了一个理想，他们宁可牺牲。"——冯忆罗评父亲著作结束语 十一、群众的掩护——生死之间 父亲怎么能够坚持下来？两方面原因：一是个人意志——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1933年满洲省委常委白杨给省委写报告说冯仲云信念有动摇，省委审查他。父亲理直气壮地说："我确实有的时候害怕了，这是人之常情，但我绝没有动摇。"他能提高意志去克服各种困难，再困难也得干下去——不是被动地干而是主动地干。 二是东北老百姓和千千万万抗联战士——父亲始终没忘掉战友没忘掉东北老百姓，这是能不能坚持的关键。有很多群众真心实意掩护他救他。最动人的例子是在通河：叛徒出卖后到处贴了他的像悬赏取头颅，警察组织围剿抓他。他跑到一条小街钻到老乡家里——夫妻两人四十多岁。他告诉老大爷说我是抗日的能不能救我，那男的二话没说。 院子里一间正房两边厢房都转了一圈发现藏不了他。老大爷灵机一动——两口煮猪食的大锅，一口已经冒气了，他一下子就把我父亲放到锅里头说"不要紧张在里面别动"，再把灰菜往锅里倒盖住父亲但不能倒太满怕憋气，表面撒棒米面让老太太帮忙弄柴火——多一半在外头很少一点放里边，热气不会伤到父亲。猪食很臭特别熏人，他用铲子弄得到处都是猪食做准备。 警察来敲门了——大黄狗汪汪叫。老大爷去开门，警察问有没有看见穿袍子的人。老大爷说没见他，警察不信说往你这跑的，老大爷说你们检查吧。里边的屋子翻了个底朝天也没发现——大锅里的猪食臭气熏天他们不可能细查。最后老大爷说好像有个影子往江边跑了，把那帮人引走了。 等警察走远了老大爷把父亲从锅里抱出来，父亲跪下磕了三个头说谢谢救命之恩。老大爷看了半天说："我认得你。1931年你带了帮学生来号召抗日打日本鬼子，你是那个领队的。"他告诉父亲日本兵到他家烧杀，父亲、母亲、弟弟、儿子——一共四口人都被日本人杀害了。 "1931年你带了帮学生来号召抗日打日本鬼子，你是那个领队的。"——通河老乡认出冯仲云 父亲担任省主席后专门安排人给这老两口做了养老准备——一直没有忘掉这两位救命恩人。这样的事例很多，例如珠河、汤原的老交通员杨青山、李升老爷爷、吕老妈妈等。不论在什么年代什么岗位上，父亲都无法忘记东北人民的恩情。 十二、抗联记忆的传承 活下来的领导人 当时抗联活下来的主要领导人——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1946年3月李兆麟被国民党暗杀了，实际上最后活下来的是周保中和我父亲。周保中60年代心脏病去世，最后就剩我父亲一个人了。 冯忆罗女士与中国记忆项目 冯忆罗女士是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东北抗日联军专题的引领者。她于2013年春节写给项目中心的慷慨寄语，为团队提供了奋勇向前的无尽动力。她赠予的贺年卡上写道： "祝你们和你们的家人……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国家有靠，人民有靠。我们老一代更放心。"——冯忆罗女士贺年卡寄语 在口述史采集中，项目团队先后在北京、辽宁、黑龙江、湖北、新疆、广东、吉林等7个省（市、自治区）对75位受访人进行采访，包括所有已知健在的东北抗联老战士22位、东北抗联战士家属或后代34位、相关历史事件亲历者12位、东北抗联历史研究者7位。至2016年10月，采访过的东北抗联老战士有9位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

父亲冯仲云；母亲薛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