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亚娟

黄埔军校第9分校；抗日军政大学

1942年参加新四军6师18旅51团；1943年被关押福建崇安集中营

上海；福建崇安

走在马路上,听到不绝于耳的大炮声,看到马路上和黄浦江上有很多尸体
后来日军前来“围剿”,团员们就地解散,部队改由16旅领导,我就跟着殷倩(42) 等三人到了(京沪)
”我说:“只要是打鬼子的事都可以做
当时国民党用了五个师的兵力与我们作战,战线长达70里

司令部稽查处；主任和两个政

勇闯虎穴的巾帼英雄 傅亚娟 口述人:傅亚娟 采访人:叶铭、张英凡、李彤、李得梅、丁志辉 2017年12月28日、2018年5月26日、2019年3月10日 采访地点:无锡市梁溪区广益佳苑 整理人:张英凡、丁志辉 老兵档案:傅亚娟,原名傅亚,1925年3月生,上海人。1942年4月参加新四军6师18旅51团,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7月遭国民党52师逮捕,被关押在福建崇安集中营。重庆谈判后释放。1947年受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指示,与周明、赵幼芷、柳茂才潜入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情报科,任中尉稽查,从事情报搜集工作,同年,被中统上海站逮捕,后被保释。新中国成立后在无锡石油公司工作,1980年离休。 我叫傅亚娟,原名傅亚,1925年农历二月十九出生在江苏省南汇县周浦镇傅家宅(41) ,我们村出过一位名人——傅雷。我的父亲叫傅少庭。我五岁的时候,父亲去上海给别人做工,我们一家后来就都搬到上海华德路与锦州路口的公共租界。我妈妈靠给别人洗衣服赚钱,当时她在一所学校里帮人家洗衣服,我每天去帮她送衣服,学校是由两个女老师创办的。我常常站在窗户边看其他小孩读书,很羡慕那些小孩,想读书学文化。老师很喜欢我,劝妈妈让我也读书,但是我们家没有钱。 九一八事变后,我知道日本侵略了中国,心里对日本人十分仇恨。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时候,我看见街上有很多人游行。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我有个朋友的爸爸是美孚公司的,美孚公司的一艘船在杨树浦。8月12日晚上,我住在这艘船上,看见很多逃难的人,他们把衣服和箱子都丢在了地上。日本人架了铁丝网,不许带东西出租界。13日,我回到家,上海外滩到虹口是英国人的租界,虹口到我们住的地方是日本人的租界。我们家住的房子是杜月笙的,看门人是一个印度阿三,他娶了个中国夫人,但什么都不会干,连生小孩后都是我妈帮她照顾,所以我们两家人关系比较好。 到了20号,阿三说我们一定要走了,不然日本人会把我们都杀死的。英租界不许中国人进入,但是印度人可以,那个阿三让我们冒充他的佣人进了英租界。走在马路上,听到不绝于耳的大炮声,看到马路上和黄浦江上有很多尸体。我的两个姐姐在租界工厂做工,所以我们比好多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的难民的情况要好很多。有人在租界成立了一个难民救济署。难民救济署建立在一个工地上,是用茅草盖成的草房子,下面铺上稻草,一到下雨天就会变得湿漉漉的。难民救济署会给难民发放稀饭。当时每天都可以看到三轮车从里面拖着死人出来。后来,我就回到了老家,靠给别人织棉花为生,但是不多久,我又回到了上海。 我,同住的人里有一个无锡女工,她是厂里领导的亲戚,通过她的介绍,我进了上海福新烟草公司做包烟女工。有次领班因为一件小事骂我,我当场和他对骂。周围工友觉得我脾气比较火爆,慢慢地我就出名了。我和其他十几个玩得好的,被称为“十三姐妹”,因为我年纪小,大家都喊我小妹。在工厂时,我领导过一次罢工运动。因为我一直都渴望学习文化,而当时正好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开办了一个夜校,晚上7点到9点教文化。我因此结识了一帮爱国青年,他们介绍我去另一个夜校读书。那些青年都,白天做工晚上学文化。教我的老师叫金辉,可是后来听他们说他有事情来不了了,便由另外一些人教我学文化,他们借书给我看,教我写信。刚开始借给我的都是四书五经,后来则是《西行漫记》。我慢慢地学到了很多知识,知道了什么是红军,什么是抗战,什么是爱国。我也两次跟着年纪大一点的姐姐们去胶州路参加慰问四行仓库孤军的活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有一个叫吴巾英的女知识青年带我认识了一位叫王菊年的上海地下党员。通过和他的接触和之前接受的教育,我主动申请入党,这位同志便让一位叫陈勋的同志帮我写了介绍信。 1942年春天,通过陈勋的介绍,我打算和吴巾英一起在上海坐轮船离开上海。临走前,我给家里留下纸条说我去参加新四军抗日。但纸条被我父亲发现了,所以没能走成功。1942年4月,我没告诉父母,直接去丹阳段家桥参加了新四军。去的时候有四个人,其他三人都去了苏北。我参加了新四军6师18旅51团服务团。后来日军前来“围剿”,团员们就地解散,部队改由16旅领导,我就跟着殷倩(42) 等三人到了(京沪)。 到了路南后的一天,殷倩对我说:“小鬼,给你些事情可以做吗?”我说:“只要是打鬼子的事都可以做。”殷倩告诉我现在天气冷了但是我们没有寒衣,需要我到路北领些经费来做寒衣,但是路北的部队都分散成小组活动了。临走的时候她给了我两包信,因为要穿过日本人的封锁区,殷倩告诉我如果被日本人抓住了,其中一包吞到肚子里,另外一包可以给日本人,承认自己是新四军也没关系。于是我就出发了,到路北找到团政委陈光(43) 。四五天后,领导告诉我,钱和一些宣传用品都准备好了,但是一个领导告诉我:“小鬼啊你还有一个任务,要把这两个地方干部带到路南,他们在这里不安全。”那两个干部有伤病,我就拿着东西,想用小推车把他们推回路南,但是推不动,最终我使尽全力将他们带回了路南。 到路南后我见到殷倩,她表扬我说我已经可以独立工作了。1942年12月4日,在殷倩的介绍下,我在丹阳西杨村入了党,她将一张红纸剪成一面旗,用筷子卷起来插在墙上让我宣誓,她要求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告诉别人我是共产党员。 入党两天后,我被分配到了溧水县做民运工作。我当时在51团政治处,在我们政治处有一个主任和两个政委。我们主要负责宣传工作,平时大多穿便衣去宣传。在溧水工作三四个月之后,国民党就开始和我们搞摩擦,从3月一直持续到6月。16旅抓住了一个国民党的侦察员,他交代说国民党要在溧水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 当时国民党用了五个师的兵力与我们作战,战线长达70里。上面开始重视起来,让抗大九分校的三大队去阻击,其他部队都转移。双方兵力悬殊,很多同志都牺牲了,有的被俘。我记得有位叫陈序昭(44) 的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抓住绑在树上,被活活烧死了。 我本来已经离开溧水了,但是上级考虑到地方干部大多被杀害,我们留存的物资消耗殆尽,于是就让我和其他四个人回去。第三天,我们就被国民党的伪乡长殷万辂出卖,两个区长邹毅和任重牺牲了(45) ,我也随之被捕。被捕后的口供都是按照殷倩教我的来说的,我说,我是因为父母在上海被日本人杀害,所以参加新四军抗日的。那些国民党兵见我年纪很小,希望我参加三青团,这样就可以介绍我工作。我说,我很相信国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我支持民族独立,所以我认为自己参加新四军抗日并没有错。那些人认为我十分顽固,没有通过我的交保。 我们先被关到安徽广德的52师154团特务营,后来被关到了安徽歙县集中营,里面有很多抗大九分校的地方基层干部,他们对外宣称这里是战时青年干训团东南分团补充大队。这里面一开始有几百个人,后来只剩下几十个人了。当时我们每天吃糠喝瓜粥,隔上几天就被他们带去训话,问一些诸如“你为什么参加新四军”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回答不如他意,就会挨打。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意志薄弱的人,开始写一些丑化新四军的剧本。我看了非常生气。我说“新四军不是这样的,这样的部队应该是土匪啊”! 1944年4月4日,我们被送到了福建崇安县(46) ,我在第2大队4中队3分队9班,同时发了一套蓝色胸章的军服,蓝色胸章代表尉官。国民党说我们参加新四军是“不务正业”,让我们在这里好好学一门技术,我们4中队学习的是会计。刚开始时我什么都不接受,后来狱友跟我说,我知道你想回到新四军,如果你现在好好学文化,将来你回部队可以做更多的事。经过她的一番话,我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开始认真学习。我们还去崇安县的中国银行实习过。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叫林植夫(47) ,他这个人十分正直。 我们住在宿舍里,每个礼拜去劳动,每天上课都有人来训话。我很抵触,但是另外一个被关押的地下党同志张静谷(48) ,她给我讲高尔基。高尔基在监狱里仍然写书。她还教我写字,劝我要好好学习文化,这样出去后才能为新四军做更多的事情。 抗战胜利后,根据《双十协定》,我们被释放了。临走前干训团宣布所有人集体参加三青团,还发了证件。我从福建崇安走到了杭州,一路上吃一些农田里的蔬菜。在路上我碰到了一位之前教我学习文化的女地下党员,她给了我500块钱和衣服,当时她婆婆刚好要回上海,她让我穿着军装帮她婆婆拿行李,还给我买了张票,一起回到了上海。到上海后,我发现我父母已经回老家去了。我到昌平路以前上课的学校去找爱国青年们,遇到了金克光。他知道我在上海没有什么依靠和经济来源,便让我先住在他家里。他家里情况也不太好,是靠捡煤渣过日子的。第二天便给了我一个口袋让我跟他一起捡煤渣。我说,我不想捡煤渣,我想回到部队。他告诉我,新四军已经北撤了,还是再等一段时间吧。 到了1947年,他跟我说,解放军需要人,上海地下党也需要人。不多久,他把我介绍给一位上海负责地下工作的同志吕斌生,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中法药房的药剂师。他让我学习打字,但是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打字员,而且很多字也不认识。他告诉我,如果我把这项工作做好我们就能够少牺牲一些同志。我开始学习打字,一般来讲需要三个月的时间,但是我当时只用了一个月。他给我买了本小学生用的字典,说如有不认识的字就读半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