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宏图

1942年被抓壮丁入伍，编入94军121师362团；随部参加鄂西会战、常德会战

石牌保卫战、常德会战、朝鲜战争

湖北石牌；湖南常德；朝鲜

1937年日军侵华以后，战争的影响最终波及到了冉宏图的家乡
冉宏图被分配到了国民革命军第94军121师362团二营五连，抗日战争中，他跟随部队阻击长江沿线的日寇，先后参加过鄂西会战、常德会战等惨烈战斗
冉宏图：“（石牌保卫战）当时的战斗异常惨烈，有一次，师部驻扎在三斗坪，日军侦察到了师部所在地，疯狂扑向三斗坪，361团负责防守，仅仅半天，该团就牺牲了2000多人
1951年9月21日，美军联合李承晚部队四个师的兵力，向67军坚守阵地发起进攻，经过十多个日日夜夜的激战，双方伤亡惨重，冉宏图所在的预备队最后也冲上了前沿阵地
在飞机、火炮和坦克的掩护下，联军士兵沿山路迂回割裂志愿军前沿各个高地的防御阵地，再由其步兵“逐山占领”，冉宏图和他的战友最终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
结果说着说着，枪从外面伸了进来，那个兄弟说‘后面有枪’，我还没反转过去，枪响了，把我的腿打得鲜血直流
最大的可能是战死沙场，石牌保卫战的时候，每一次冲锋陷阵之前，战士们都会写好自己的灵牌，装在行军背包里，并互相嘱托，活下来的人记得给阵亡的兄弟们烧张纸
战俘有各种各样的背景和身份，有党员干部、有战斗英雄、有满腔热血的学生、有地痞流氓，也有象冉宏图一样的农民

过半数战死的弟兄都是因为受伤后无法运下来得到救治

团长张剑秋的；班长背一个大；班长背一个小；班长和组长当；连长的传令兵；班长跟连长；连长倒开水

冉宏图：“被抓走那时候哭了几天，把我抓到乡里，关了三天三夜，前后人押着就送我去当兵去了
冉宏图：“一上去我们那个班就去了一半，班长和组长当时就打翘了，我们只有进入掩体
冉宏图：“我那个弟兄说‘这样子不行了，我们是死路一条，我们不如放下武器
他说‘我走’，我说‘你走，我可以替你报仇’
结果说着说着，枪从外面伸了进来，那个兄弟说‘后面有枪’，我还没反转过去，枪响了，把我的腿打得鲜血直流
挖的厕所跟我们这个房子一样，口子有那么宽，刚好可以解手（上厕所），越下去越宽，你知道里面埋了多少人
晚上天一黑，把嘴巴一捂就往那个厕所里面塞，是我亲眼看到的
有个战友说‘去到台湾是死，回到大陆也是死，我干脆死到海里算了’
我说‘你不要那样想，不是个办法，我们活一天看一天，究竟看一下是什么样的情形’
我也想干那个事情，那个连长的传令兵，是江西人，跟我讲‘人家报告了，说你有行动’
我说‘你怎么听到的’，他说：‘我给连长倒开水、拿香烟的时候，第一班班长跟连长、指导员讲的那个话’
我讲不出什么原因，我说我是共产党员就不能参加国民党
那个时候他们都说回不来大陆，我想干脆死了算了，床上一躺，脚就搭在扳机上，枪抵着胸口，好多次，我都没有自杀，我还是要活下来，回来看一下，对家里有一个交待
冉宏图：“很多女孩子的父母说只要你叫我一声妈，喊一声老子，三层楼的房子给你，多少田地给你，我都不搞
他们叫我老顽固，还说你还这样子想，你做梦你回去
冉宏图：“坐船偷渡，从菲律宾、香港、印尼那边中转，有跑回来的，我们都知道
有钱的人私下给人家塞腰包可以买通，我们老了，也没有钱，能怎么办
这一辈子我说我要扛下去，只要身体好、不生病，总要活到回去的那一天，结果我的话实现了
晚上没有床铺睡觉，我就睡在楼梯旁边的角落里
我说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赚钱，弄几个钱，回家看看自己的那块土地
冉宏图：“一个老乡，成都人，说‘老冉，我已经回来了，安全得很
’他说‘我身上刺的字，前后左右都给乡长、县长都看了，没有问题’
我还记得我们老家旁边的柿子树和橙子树相当好吃，我说那棵树还在不在
他说‘橙子树不在了，柿子树和桃子树还在’，结果我去看，那个柿子树和人一样，也已经老了
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是打着赤脚赶往石牌，路上听到前方有一个营的中国军人全部阵亡，鬼子来势汹汹，我们不能硬碰硬，就决定诱敌深入，把鬼子诱到深山老林里再歼灭
我们把鬼子一直引诱到了一个叫渔洋关的地方，这里埋伏着兄弟部队，最终将日军消灭了
到了晚上，敌机停止了进攻，我们部队才开始行动，给养才开始送，伤员向后输送
我们一个连仅有一挺轻机枪，其余的都是汉阳造，很多枪支因为使用时间长，膛线都磨平了
飞机大炮就不说了，我们的轻机枪压不住日军的重机枪，重机枪的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阵地上，刚才还在打枪的战士，突然没有了动静
我们当时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有个口号，叫：沟死沟埋，路死插牌
弹尽粮绝，我们只能吃从尸体上搜捡来的干粮，不管多脏的水，哪怕是血水也得喝……在最后的几天里，有的人甚至成了活在幻觉中的半疯子……只有曾经在那样的地狱战场上活下来的人才能理解：战死，比活着更好一些
那时候，日本鬼子为了彻底摧毁中国人的抗战意志，所到之处，烧光、杀光、抢光，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我亲眼看到有一个女子，赤身躺在地上，下身插着一根木棍
那时候，我们上战场前，先写好灵牌，交代战友，如果有谁活着回来，就逢年过节给自己烧张纸钱
我们只是不说，就会在一个个死仗的时候绝不退缩，拿出生命去捍卫这个民族的生存
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能够屹立千年而不倒，穿越千年而不灭，就是因为每逢民族危难之际，就有无数忠肝义胆的勇士挺身而出，以死报国

1921年，冉宏图出生于四川云阳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宁静的村庄里安稳地度过了童年时光。 1937年日军侵华以后，战争的影响最终波及到了冉宏图的家乡。 1942年春节期间，21的冉宏图正准备结婚，不幸被保长强行抓了壮丁，一根绳索绑着他离开了村子，把他带到了养鹿乡。母亲跟在身后痛哭的声音成了冉宏图对家乡最后的记忆。 冉宏图：“被抓走那时候哭了几天，把我抓到乡里，关了三天三夜，前后人押着就送我去当兵去了。” 冉宏图被分配到了国民革命军第94军121师362团二营五连，抗日战争中，他跟随部队阻击长江沿线的日寇，先后参加过鄂西会战、常德会战等惨烈战斗。 冉宏图：“（石牌保卫战）当时的战斗异常惨烈，有一次，师部驻扎在三斗坪，日军侦察到了师部所在地，疯狂扑向三斗坪，361团负责防守，仅仅半天，该团就牺牲了2000多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随后，国共两党在重庆经过43天谈判，于10月10日签署《双十协定》，时局暂时得到缓解。可是，终究一山不容二虎，脆弱的协议仅勉强维持了数月，1946年6月，解放战争全面爆发。 1948年，冉宏图在团长张剑秋的带领下，起义投诚，随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7军200师600团。 1949年，新中国成立，但战争的阴霾并没有散去。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951年6月，冉宏图跟随部队跨过鸭绿江，踏上了抗美援朝的征程。 冉宏图：“一个粗口袋，围在脖子上，八个手榴弹、三百发子弹。班长背一个大锅，副班长背一个小锅，中间组长也背大锅小锅，辣椒生姜酱油盐巴都要背着，花生米、辣椒面也要背着。晚上行军，白天不敢走，在树林里面躲着，不准冒烟，发现了就是死路一条……” 随着战线的延长，志愿军供给线被联军切断，战士们只能依靠随身携带的口粮自给自足。1951年9月21日，美军联合李承晚部队四个师的兵力，向67军坚守阵地发起进攻，经过十多个日日夜夜的激战，双方伤亡惨重，冉宏图所在的预备队最后也冲上了前沿阵地。 冉宏图：“一上去我们那个班就去了一半，班长和组长当时就打翘了，我们只有进入掩体。有一个很小的雕堡口，做得不理想，打出去都是平的，你打下一点打不到，你往左边右边也打不到。” 在飞机、火炮和坦克的掩护下，联军士兵沿山路迂回割裂志愿军前沿各个高地的防御阵地，再由其步兵“逐山占领”，冉宏图和他的战友最终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 冉宏图：“我那个弟兄说‘这样子不行了，我们是死路一条，我们不如放下武器。’我说‘你胡说。你出去，你不出去我就把你打死’。他说‘我走’，我说‘你走，我可以替你报仇’。结果说着说着，枪从外面伸了进来，那个兄弟说‘后面有枪’，我还没反转过去，枪响了，把我的腿打得鲜血直流。” 从军十年，冉宏图想过自己的各种可能。最大的可能是战死沙场，石牌保卫战的时候，每一次冲锋陷阵之前，战士们都会写好自己的灵牌，装在行军背包里，并互相嘱托，活下来的人记得给阵亡的兄弟们烧张纸。冉宏图并不怕死，每一次上前线，他都没有想过活着回来。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战争结束以后，自己能够返回家乡，与亲人团聚。虽然很渺茫，但正是这微弱的希望，支撑冉宏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艰难的时刻。 唯独没有想到过的一种可能，却成了现实：他成了一名战俘。 朝鲜战争中，联合国部队在朝鲜半岛最南端的港口城市釜山及巨济州海岛上修建了数座战俘营，用于关押十五万中朝战俘。1952年10月，冉宏图被押送到巨济岛，编号718733，关进了86联队2中队12小队的战俘棚里。 冉宏图：“后方部队的那些小子不是东西，天天晚上打，把老子吊起来。你是不是共产党？你是不是个干部？你是个什么人物？你是什么阶级？你是什么部队？你讲也打，不讲也打，都是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冻死的人上千、上万，想到掉眼泪，还有很多女同志。” 1953年7月27日，中朝、美韩四方在板门店签署停火协议，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结束。 从停战谈判开始，战俘问题就是双方争论最激烈、拖延时间最长的一个问题。谈判期间，美韩方在战俘营大力开展“情报和教育计划”和“以俘制俘”活动。 冉宏图：“什么叫战俘整战俘呢？他在旁边指挥，你不整也不行，拿硬刷子刷脚板心，你不承认要你笑死。这个办法整了还不服，晚上就要下毒手了。挖的厕所跟我们这个房子一样，口子有那么宽，刚好可以解手（上厕所），越下去越宽，你知道里面埋了多少人？晚上天一黑，把嘴巴一捂就往那个厕所里面塞，是我亲眼看到的。还有挖心挖肝的，挖出来给你吃，掏心挖肝、包人肉饺子。” 战俘有各种各样的背景和身份，有党员干部、有战斗英雄、有满腔热血的学生、有地痞流氓，也有象冉宏图一样的农民。在战俘营里，求生的本能会把人的本性彻底暴露无遗。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面对死亡威胁和白色恐怖，有的人选择用生命捍卫自己的信仰和尊严；有的人忍辱负重，等待时机；有的人浑身发抖、暗中流泪；有的人不知所措、六神无主。冉宏图承认，他属于最后一种。 还有一种战俘，靠出卖同胞和提供情报，为虎作伥，换取对自己有利的位置和条件。巨济岛战俘营中，就诞生了李大安、唐巨升、王顺清、魏世喜、陈嘉英等一批这样的人，他们名义上是“俘虏官”，可战俘们却称他们是“魔鬼”。 在战俘甄别和策反活动中，李大安带着台湾特务和他的同伙对志愿军战俘实施了灭绝人性的打击报复，犯下割肉挖心等罄竹难书、令人发指的罪行，数百名同胞惨遭他们的毒手。几十年之后，那一段恐怖的日子仍然像一个挥不去的恶梦让冉宏图每每提到都止不住老泪纵横。 对于那些坚决要求返回大陆的战俘，李大安和他的同伙强行在他们的身体上刺上反动文字，以此断绝他们返回大陆的念想。冉宏图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被迫前往台湾。 1954年元旦刚过，先期抵达平壤的6673名志愿军战俘乘坐专列，返回国内；1月23日，14900名战俘被要求换上国民党军装，在仁川港搭乘16艘美国军舰，浩浩荡荡向台湾基隆驶去。因为信仰、或者被迫、或者随波逐流，他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也因此有了各自不同的命运。 冉宏图：“从韩国到台湾一路上，有人偷着就跳船、跳海了。有个战友说‘去到台湾是死，回到大陆也是死，我干脆死到海里算了’；我说‘你不要那样想，不是个办法，我们活一天看一天，究竟看一下是什么样的情形’。不听劝，你怎么拉得住？他头一低就跳海了。” 在基隆港上岸后，士兵们分乘225辆军用大卡车，分成5个支队，摩托车队开道，救护车、通讯车随行，向台北驶去。沿途有广播车播放歌曲，散发传单，不断有民众燃放鞭炮，一派喜庆气氛。 然而喜庆过后，之前所说的“战俘可以自由选择职业，不愿留在台湾的，可以选择前往中立国”等承诺，并没有兑现。而是由蒋经国领导下的一个辅导组织，将他们逐个审查后，全部零散的分配到国民党军队基层。 冉宏图再次扛起了枪，这一次，他又变回了他最初的身份：国民党士兵。 1958年，福建前线万炮齐发，冉宏图驻扎在金门前线，在火光和烟雾中，士兵中流传的一些消息让他难以平静。 冉宏图：“第一次炮战，有人就跑了。带着美国鬼子的自动步枪，连枪浮水游走，浮到厦门跑掉了。我也想干那个事情，那个连长的传令兵，是江西人，跟我讲‘人家报告了，说你有行动’。我心里就知道了，我说‘什么行动’。他说‘驾驶班的班长、第一班的班长跟连长、指导员报告说你有投降的举动’。我说‘你怎么听到的’，他说：‘我给连长倒开水、拿香烟的时候，第一班班长跟连长、指导员讲的那个话’。” 频繁出现的逃跑事件让国民党当局意识到加入国民党军队的志愿军大部分“人在曹营心在汉”，他们并没有被完全改造好。于是针对战俘，国民党开始了新的政治攻势。 冉宏图：“他们要我加入组织，我说我不加入。指导员找我个别谈话，要我讲原因。我讲不出什么原因，我说我是共产党员就不能参加国民党。他说‘你们来的时候脱离了，你不参加，你就没有希望’。我说‘没有希望我也不后悔’。” 此后，在军队中，冉宏图一直被边缘化对待，各种晋升、转岗的机会都与他无缘，冉宏图心灰意冷，不思进取，既不关心政治，也不考虑前途，唯有强烈的思乡之情紧紧缠绕着他。 冉宏图：“晚上做梦都想梦到母亲，想弟弟、爷爷奶奶他们，也想邻居，一直记得母亲哭的声音，上气接不到下气。见到我婆婆的面容就是不讲话，是个梦。那个时候他们都说回不来大陆，我想干脆死了算了，床上一躺，脚就搭在扳机上，枪抵着胸口，好多次，我都没有自杀，我还是要活下来，回来看一下，对家里有一个交待。” 1975年，54岁的冉宏图以中士军衔从部队退役。从1942年被抓壮丁开始算起，他的军旅生涯达到惊人的33年，从1954年抵达台湾开始算起，他在台湾服役21年。 此时的冉宏图孑然一身，靠微薄的退休金独自一人生活。 冉宏图：“很多女孩子的父母说只要你叫我一声妈，喊一声老子，三层楼的房子给你，多少田地给你，我都不搞。我说我家里有。他们叫我老顽固，还说你还这样子想，你做梦你回去。” 当年，冉宏图在大陆订下的娃娃亲早已杳无音信，父母去世后，那个他只见过一面的女人，成了冉宏图日思夜想、唯一牵挂的人。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一些在台湾退伍的老兵对叶落归根的想法渐渐失去了信心。也有很多象冉宏图一样从未放弃希望的人，老兵们碰面，聊的最多的话题就是“回大陆”。 冉宏图：“坐船偷渡，从菲律宾、香港、印尼那边中转，有跑回来的，我们都知道。有钱的人私下给人家塞腰包可以买通，我们老了，也没有钱，能怎么办？有人想不开就自杀了。这一辈子我说我要扛下去，只要身体好、不生病，总要活到回去的那一天，结果我的话实现了。” 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两岸同胞长达38年之久的隔绝状态被打破了。然而冉宏图却不能回家，他囊中羞涩，66岁的他，开始打工挣钱。 冉宏图：“想回来没有钱，就必须要赚钱，打那个工，语言不通，相当辛苦，相当受歧视。从早到晚在水里泡着，洗胶袋。晚上没有床铺睡觉，我就睡在楼梯旁边的角落里。我说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赚钱，弄几个钱，回家看看自己的那块土地。” 从1942年被抓壮丁离开家，一别几十年，冉宏图再也没有回过家。虽然日思夜想，甚至考虑过偷渡，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他可以畅通无阻的回家，当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他又变得裹足不前了。 刺在他身上的反动文字，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钉在耻辱柱上的人，三年的战俘经历，更让他无颜面对父老乡亲，他突然觉得回家的路看起来那么近，实际上却非常远。 1989年以后，回到大陆的台湾老兵越来越多，冉宏图的思乡之情更加热烈，他一边打工赚钱，一边做着回家的各种打算。他不知道像他这样被刺了一身反共文字，由志愿军战俘变节为国民党军人的退伍老兵，回到大陆会遭遇一种怎样的情景。 冉宏图：“一个老乡，成都人，说‘老冉，我已经回来了，安全得很。’他说‘我身上刺的字，前后左右都给乡长、县长都看了，没有问题’。我就觉得没有问题了。” 可是，冉宏图仍然犹豫，迟迟无法下定最后的决心。 直到2003年下半年，一次意外的跌倒终于促使冉宏图做出了心里盘算多年的决定。 2004年3月29日，冉宏图从台北出发，经香港转机，飞抵成都。时隔62年，冉宏图终于活着回到了家乡。 冉宏图：“下了飞机，简直高兴得不得了，一路上都在掉眼泪。见到邻居，说起认识，看面容不认识了，都掉着眼泪说话。我还记得我们老家旁边的柿子树和橙子树相当好吃，我说那棵树还在不在？他说‘橙子树不在了，柿子树和桃子树还在’，结果我去看，那个柿子树和人一样，也已经老了。” 由于老家已经没有亲人，唯一的侄子一家在宜昌生活，冉宏图选择投靠侄子。 在宜昌郊区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侄子一家养了十几头奶牛，冉宏图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这样的隐居生活对他来讲多少是种慰籍，他无需向别人表白，也无需与人争辩战争年代的是是非非。面对孙女对他满身刺字的疑问，他只是沉默不语。不管怎么说，他终于过上了一段属于自己的生活，不再做恶梦，晚上睡得踏实，他已经知足了。 用他的话来说，能活到这把年纪，能这样了此一生是他的福分。 2006年12月12日，冉宏图因病去世，终年85岁。 石牌这个地方很重要，群山连绵，江水激荡，地理位置险要，中国军队在这里拼死坚守，所以日军就占不到便宜。 山峰和山峰之间距离很近，日军的飞机一俯冲下来，还来不及升起来，就会碰到对面的山头。所以，日军飞机只能从高空中投弹，而高空投弹又不够准确，对中国军队构成不了多大威胁。这一段的长江江面狭窄，两边都是悬崖峭壁。所以，中国军队在江面上布雷，还在两边的悬崖上构筑防御工事，日军的军舰也很难通过。空军和海军都不行，怎么办呢？日军就想要派遣陆军占领石牌的这个大转弯，然后肃清长江两岸的中国军队，军舰就可以逆流而上，打到重庆。 鄂西会战，说到底就是要守住石牌这个大转弯，石牌如果丢失了，形势就很危险。 所以，这场战役就打得非常惨烈，非常惨烈。 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是打着赤脚赶往石牌，路上听到前方有一个营的中国军人全部阵亡，鬼子来势汹汹，我们不能硬碰硬，就决定诱敌深入，把鬼子诱到深山老林里再歼灭。我们不能距离鬼子太近了，也不能太远了。太近就会被咬死，太远就会带丢了。我们把鬼子一直引诱到了一个叫渔洋关的地方，这里埋伏着兄弟部队，最终将日军消灭了。 战争刚开始，就听到炮声震天，不分昼夜，炮弹爆炸的亮光遮没了星光和月光，连地面也在抖动，就像地震一样。 白天除敌机狂轰滥炸外，日本人还在兵舰上升起氢气球，用来俯瞰控制战场。敌人用十五厘米榴弹炮，一射几百发，爆炸力与杀伤力太大了。到了晚上，敌机停止了进攻，我们部队才开始行动，给养才开始送，伤员向后输送。这时候，步兵第一线才开始剧烈战斗，步机枪、迫击炮声不断，火光燃红了天空。 我们一个连仅有一挺轻机枪，其余的都是汉阳造，很多枪支因为使用时间长，膛线都磨平了。飞机大炮就不说了，我们的轻机枪压不住日军的重机枪，重机枪的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阵地上，刚才还在打枪的战士，突然没有了动静。 日军太多了，他们依然像潮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涌上来，枪弹已经无法阻挡他们的攻击，弟兄们端着刺刀，跃出战壕。 此时，枪炮已经显得多余，双方纠结在一起，缠绕在一起，鲜血飞溅，你无法分清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撞在一起的步兵最前端的人不断倒下，后边的人还在不断冲上去，这就是拼命，用命来拼胜负！杀红了眼的弟兄们，半步不退奋勇冲锋，在双方接触的狭窄锋面上，尸体迅速叠起来，很快双方的尸体就叠到一起，那些战死的人互相纠缠在一起就像依然要一直拼杀到黄泉路上！ 一个冲锋下来死了9个连长。我们连有153个兵，就剩下18个人。那时，脑子里只有“冲”字，死了也就算了，埋着头冲你的就是了。冲锋打仗就是这个样子，你怕不得!怕了反而死得快。我们当时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有个口号，叫：沟死沟埋，路死插牌。 你钉在那，对面是鬼子，身后是其他弟兄的防线，但却不会有人支援你，一层层的防守是不能动的。弹尽粮绝，我们只能吃从尸体上搜捡来的干粮，不管多脏的水，哪怕是血水也得喝……在最后的几天里，有的人甚至成了活在幻觉中的半疯子……只有曾经在那样的地狱战场上活下来的人才能理解：战死，比活着更好一些！ 战斗是惨烈异常的。我们要用血肉之躯和鬼子的坦克硬扛。受了伤的人运不下来就呆在火线后边，也没人照料。过半数战死的弟兄都是因为受伤后无法运下来得到救治，在战场上被伤疼折磨死甚至是被饿死、渴死的。很多时候，这些撤不下去的伤兵，自愿带着手榴弹爬到尸堆里当地雷。不时有人拉响手榴弹，随着一声声沉闷的爆炸，烈日下血肉横飞。 尽管中国军人非常英勇，然而，武器低劣，根本顶不住。我们子弹打光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后退半步。日军越来越近，还活着的弟兄就跳进坑沟里，拉过身边的死尸，盖在自己身上，盖了好几层。日军来到了坑沟边，用刺刀捅着一具具死尸。有时，传来了呻吟声，接着是刺刀捅进肉体的声音，呻吟声也就没有了。 那时候，中国军队死的人太多了，都来不及仔细掩埋。每天早晨，几个村民就拉着架子车，从野战医院里往外拉死尸，拉到村外山脚下的大坑里。铺一层死尸，撒一层土，再铺一层死尸，再撒一层土。就在村民们抬着死尸准备丢进大坑的时候，有的伤兵突然醒了，发出一声呻吟，或者眼睛睁开了，村民们又将其拉回野战医院。然而，第二天这个伤兵又死了，再拉过来掩埋。 那时候，日本鬼子为了彻底摧毁中国人的抗战意志，所到之处，烧光、杀光、抢光，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我亲眼看到有一个女子，赤身躺在地上，下身插着一根木棍。 鬼子活埋人，不全部埋上，只埋到胸口，这时人就会死了。死掉的人半截身体露在土外边，带着褐色的尸斑，惨白的脸上还瞪着充了血充满怨气的眼睛，很吓人..... 那时候，十二三岁的孩子也穿着肥大的军装上战场，他们的个子还没有一杆上了刺刀的步枪高。这样的部队，战斗力可想而知。 很多士兵都来自农民，没有文化，他们连左右都不分，更别说瞄准射击，列队冲锋了。所以，每逢打仗的时候，下级军官就身先士卒，阵亡率特别大。 那时候，我们上战场前，先写好灵牌，交代战友，如果有谁活着回来，就逢年过节给自己烧张纸钱。有些会写字的战士，还写家信，视死如归。那时候上战场，大家都没有想着能活着回来。 战场，是军人就要讲纪律。可更多的时候我们这些弟兄是在讲义气！但是谁说这些带着一肚子疑惑和牢骚上战场的中国士兵就不晓得大义呢？我们只是不说，就会在一个个死仗的时候绝不退缩，拿出生命去捍卫这个民族的生存！ 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能够屹立千年而不倒，穿越千年而不灭，就是因为每逢民族危难之际，就有无数忠肝义胆的勇士挺身而出，以死报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