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柏苍

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

1941年从新生开始，改为师道大学，四年制（预科一年、本科三年）
原来的师道高等学校学生不受影响，班（系）也无变动
八个班（系）为：教育（实为国民道德、日本精神等）、语言（日文、汉文和英文）、历史、生物、数理化、美术、音乐、体育
当时的校长由民生部教育司长田村敏雄兼任，教务长是须乡光太郎，军事教官是上田，农业教员是酒井，皆为日本人
设有“教务课”和“学生课”,学生课主管学生思想和生活，有学监茂木、舍监迁田、柚木、酒井、浅川，中国人于敬修、李国栋等，轮流在学生宿舍值宿
记得大约是1940年春，有一天早晨发现宿舍门口有反满抗日标语，有人看见撕走了
学监茂木、舍监柚木等把全校学生集合在礼堂前，门口放一张桌子，让学生从开着的一扇门走进，他们手叉腰，咬牙瞪眼察看每个从面前走过的学生神色，气氛非常紧张，有同学吓哭了
发表了几首诗，翻译了日本短歌
姚志学是三班学史地专业的，也写了一首诗，王家仁的一首长诗作封面并刻了一幅木刻
稿子编辑齐了交给负责的阿部襄老师，然后在当时的“新京”（长春）铅印，一年一本，称“大乌拉”
主要是文艺作品，阿部襄老师不看原稿，只印出后给他一本
办得很吃劲，办了四五期就停了
吉林师道大学门口 / 在伪满洲国立师道大学时的照片（1941年）
他是日本的理学博士，其论文《论贝类的归家性》是早年发表的，学衔是1940年在师道高等学校时授予的
他是日本动物文学研究会成员之一，是该会出版的杂志《动物文学》的编委
阿部襄喜欢搜集年画，像“福禄寿”、“年年有余”、“麒麟送子”等，他都收集
他家一进门就是鸟笼子，养了不少小鸟
他书房里有两套日本作家的全集：一套是山本有三的
读他的作品不多，只知道他提倡简化汉字，他全集中的汉字都是简体的
模糊记得他出身贫苦，好像是矿工
用秃一支放回原处，一直到用完，距离仍相等
他还说过当时新京大陆科学院要调他去专门从事研究工作，他不去
吉林师道大学全体毕业生签名留念（1941年）
吉林师道大学生在宿舍留影（1941年）
1941年4月，又一个日本国内樱花开放的季节，伪满高等学校照例要去日本修业参观旅行
回校后照例向在校师生汇报旅行观感
但日本和尚与我们的和尚大不相同
咱们的和尚要修道成佛，要出世，看破红尘
日本和尚却戴手表，读新闻，关心国内外大事，要入世
去广岛文理科大学参观，看见一个外国学校研究汉文的，竟藏有那么多汉文古书
看人家那个学生泰然自若，侃侃而谈，就自愧无知
也是“满洲国”“复合民族”成员，就不敢提北京，不敢说自己是中国人，不敢说有祖国
就不假思索地用汉语讲下去，引来同学们的热烈鼓掌，也使在场的日本师生和朝鲜学生惊诧
虽说讲稿是用日文写的事先经过检查的，没有反满抗日的词句，但是这种鲜明的事实对比，强烈的民族意识，澎湃的爱国热情已经激起了同学们的共鸣，并用热烈的掌声呼应
教职员开会，空气越来越紧张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宿舍前后门都设了岗哨，有人值班
而且，我身后有人跟着，行动失去了自由
”接着问我，“谁指使你这样讲的
”我说：“没有，谁也没有指使我这样讲
而郑毓钧在学校整天不吱声，什么活动都不积极，后来进关去西安战干团，又到北京做招生工作，病死在北京
虽然当时读过一些进步的书，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郭沫若的《女神》,臧克家的诗，鲁迅早期的杂文，到日本修业旅行还买了一套日文的《大鲁迅全集》（1937年鲁迅逝世第二年出版）
尤其愿读日本翻译的文艺作品，特别是改造文库、岩波文库的翻译、印刷、纸张都是优质的，价钱便宜，一角钱就可买一本
因此我对日本的翻译界、出版界赞不绝口
可是这一点发泄在殖民统治的高校里，也是要严惩不贷的
”想让我这点民族意识之火自消自灭，我没有
接着，舍监又问我“汉字拉丁化”问题
舍监们没有找出后台，因为确实是偶然事件
另一种认为既然没有人指使又没发现别的问题，他说自己是中国人他本来就是，有什么错
学校对学生应以教育为主，思想问题也可以教育、改造，再则学校出现政治犯也不是光彩的事情
持这种主张的主要是阿部襄先生，也许还有须乡教务长

主任藤野时；主任高等官杨

1938年冬，我由奉天省立两级师范学校毕业后考上伪满国立师道高等学校
学校里有个同窗会，类似现在的学生会，有个文艺部负责校刊《乌拉》的征稿编辑工作，我上一年级时，是高明阁、罗明哲同学管事，宫琦负责
第二年由杨国杰和我管事，另外有王家仁和郑毓钧，还有一个日本学生管日文稿件
我写了一篇小说《灰死记》,用笔名耿叔永，还有同班同学李志信写的小说《大坟圈》
我和杨国杰还另外搞了一本不定期油印的“小乌拉”,每次刻印六七张蜡纸都很吃劲，印的份数不多，只在宿舍的阅报室里放几份给同学们看
吉林师道大学校门吉林师道大学校门我是语文班的学生，阿部襄先生教生物，就因为办《乌拉》和他接触较多，知道一些他的情况
阿部襄曾送给我一本他1941年出版的《动物观察记》,序言是日本动物文学研究会会长写的
院子里种各种花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碰就卷叶的含羞草
我看过阿部襄担任科学顾问的一部科学纪录片《松花江上的生物》,主要介绍松花江的各种鱼虾贝类
我记得一个生活细节，说明这位科学工作者的认真态度：在他的生物实验室里，一排摆十几支铅笔，都是削好的，每支之间距离相等
他作为教授，教课很受学生欢迎，并为国高编撰了动物学、植物学教科书，是我和李国栋等同学由日文译成汉文的
我是应届毕业生的班长，同班同学张孝谦、李承烈、李志信、之朴、马传鹏、夏樾等都去了，我更不能例外
我着重从文化方面，讲的题目是《从日本和尚看报谈到汉字拉丁化》,内容大意是：日本到处皆神社，无地不鸟居②
研究屈原的专有一个屈原研究室，都使我大为惊讶
日本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与我们一起开座谈会，一个日本学生说是研究《易经》的阴阳二气的，得不出结论，要我们把问题带回去，以后加强联系
而我们根本未学过《易经》,不知道阴阳二气是怎么回事
我说：一进文理科大学，就明显感觉到阳光耀眼，春色明媚，树底下有穿着宽袍大袖和服的学生看书，与我们的大学十分不一样
我说到在火车、轮船上遇到从日本往“满洲”来的，从“满洲”往日本去的日本人，张口闭口东京，张口闭口内地，他们是日本人，也是“满洲国”人
我说到去日本小学参观，看见日本小学生刚会日文字母就会写汉字“難”（日文“鸡”字念二八卜り四个字母就行）,我们小学生学会写个“難”字该有多难啊
我说着说着感情冲动，觉得用日语讲挺别扭挺费劲，听的人也吃力，何必呢
由于我的冒失，引起了敌人的警觉和学校的风波
舍监迁田要去我的讲话稿，频繁调查日本、朝鲜的学生活动
姚志学同学劝我逃跑，有的同学往我衣兜里塞钱
他叫我先跑到吕正羽同学家去，他家在北满，僻远
晚上，舍监柚木和迁田把我叫去，狠狠地毒打我，造成我右耳失聪至今
我叫他一声“先生”,他狠狠地说：“谁是你的先生
”当时我身边确有些谈得来而要好的同学如姚志学、李志信、杨国杰、李承烈、张孝谦、王乃安、郑毓钧等
郑毓钧与国民党地下工作者有关系，他不背着我，并在1940年带我去看南满医科大学学生诗人杨耶，同时也见到由关内回来的于清波
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我会这样讲，甚至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会用汉语讲
又读高尔基的《母亲》和《我的大学》,读托尔斯泰的《复活》,普希金的诗
我喜欢波多莱尔的古怪，横光利一的象征，欧·亨利和森鸥外的幽默
我当时的思想是混乱的，尽管对现实不满，但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更不懂斗争策略，凭一时的激情发泄长期积累的不平之气
有个教哲学的藤原，曾给我一张字条：“洁ク自决七又”,“干脆一点，自杀
我不知道是谁提出来的，只是读鲁迅的《门外谈文》,我赞成他主张改革汉字
我订的日文杂志《支那语研究》中有几种汉字改革方案，有拉丁化，其实我也不懂
教职工开会，我后来听说是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把我开除交给特务机关处理
所以后来茂木把我叫到学监室，正式宣布“停学”,限3小时离校
当我收拾好行李准备雇马车走时，阿部襄先生来了
他雇了辆马车，自己先坐上，让我上车坐在他身边
此时，只见校门口站着六七个歪戴帽，不三不四的人，眼看着我们的马车走了，顺利到达阿部襄先生家
第二天，我的同班同学李承烈、夏樾等人到阿部襄先生家看我，问阿部襄：高柏苍有危险没有
我还得回海城我自己家，阿部襄先生保护我躲过了特务、反动日本学生的痛打和侮辱
真不知怎样感谢先生的这种深情，我只是请先生留下他家乡的地址，并在随身携带的《大鲁迅全集》第七卷最后一页上记下了下面几行字：“日本山形县饱海郡上乡村山寺一七九，阿部襄先生
我刚到家不久，耿庄子警察署就来人查户口，问我为什么回来的，几时回来的，要我以后出远门得通过警察署
过了一两天，听说鞍山宪兵队也派狗腿子来调查，在我们亲戚家抽大烟，没到我家来
我回家后给阿部襄先生去信，告诉他平安到家，想念学校
字里行间都表露出他对解决我的问题的坚定立场和不屈不挠、耐心细致的态度，更增强了我生活的信心和力量
回家之初有一段时间，我在房后待着，干活或看书，不出大门
我爸爸给耿庄子警察署署长送了两条鲜鲤鱼，以后只来查过一次户口，没有再来
我不仅给“新京”（长春）《大同报副刊》投稿而且每天骑车往返海城县里，帮助社长刘田星编《农业进步》（实为文艺刊物）,也无人过问
这期间我写了短诗《窄门》、短篇小说《尸走》,主要排遣自己无聊的生活，表达自己无聊的心情
这期间阿部襄先生与我有信往来，我在信里主要写我在家的生活，农村的情况
到1941年冬天，也就是我回家三四个月之后，阿部襄来信说：“学校可能打电报叫你
我就按课堂上老师讲的说：“满洲国是复合民族，但大和民族地位特殊
不料问题非常简单，态度格外温和，与宜布我停学时判若两人
茂木说须乡是主要负责你的事情的，要我去见须乡
我复学，学监通过了，还剩教务长须乡该怎么通过呢
“书生”,我国古代称“读书人”、“抄书人”
可是我1941年12月初到已经从吉林师道大学教务长调到“新京”军官学校去了的须乡家当的“书生”,却是一面学习，一面做些生炉子、做饭的家务活
我全力投人到搬家和安家工作，搬运东西费力自不必说，还要拿违禁的大米之类，承担风险
安完家，过了年，须乡从军官学校图书馆借来十几本关于日本国体、天皇、日本精神、日本神话一类的书，还有他自己写的《满洲国国民道德概论》,要我上午读这些书，下午劳动，晚上汇报心得
我意识到这是他以国民道德教师身份向我灌输“国民道德”,“改造思想”
有天上午阴天，我打开台灯看书，被须乡老婆看见，她脸色铁青，什么也没说
我就少看书，多帮她干活，抹地板、生澡堂炉子、买菜
吃饭时，须乡老婆把着个饭盆，我一吃到第三碗，她就不是脸子，所以我只吃两碗，经常吃不饱
就是这样，我一点一点地把从家里带来的二十几元钱都搭进去了
可是我受须乡的表扬多了，开始要求我早晨上街要拜神社，后来也不要求了
晚上他们八口人一个一个地洗澡，我最后洗，还要把一满池水放出，刷净池子，已半夜时分才能睡下
这一天须乡问我，读过他借来的书以后有什么心得
给我一本日本文部省编印的《日本精神的真髓》,要我看
”我说：我懂得了日本精神真髓是“绝对”,天皇是绝对
1942年4月，我结束“书生”生活，得到茂木的复学通知明信片和阿部襄先生的祝贺
茂木把我带到食堂，宣布复学，并简单讲话，大意是说我对错误有认识，回校继续受教育
当我去见班主任藤野时，他说：他不管我的事情，有事去找阿部襄先生
我毕业后分配到锦州省立第一国民高等学校当教谕，是委任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