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惠英

1939年村里成立儿童团，组织上让她当儿童团长、自卫队长，负责站岗放哨、取送情报；1943年去北彦村送信和宣传小报；并做妇联工作，组织妇女学习文化，动员参军参战，做军鞋

河北博野、北彦村

去北彦村送信途中遇敌人，把手榴弹藏到地里，跑到坟地边大声哭爷爷躲过搜捕

父亲刘德润、丈夫张新来

我的抗战经历 口述人：刘惠英 我的家乡是博野县北杨村，我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小时候家境非常贫寒，全家七口人过着缺衣少穿的日子。我的父亲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热情地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博野县城被日本鬼子占了。为了抗日，经县委、区委批准，很快成立了中心村党支部，我父亲任支部书记。1938年初八路军来到博野县北杨村，我村成为八路军经常活动的地方，部分干部战士常驻村中，成为抗日堡垒村。他们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为了防御日本鬼子的大“扫荡”和围剿，我父亲组织党员群众开始挖地洞，有利于方便出入，更好地为八路军办药送粮等。敌人对我父亲积极抗日活动恨之入骨，点名悬赏抓捕他。在群众的掩护下，敌人几次扑空。1941年敌人在我村修炮楼，到各村抓人，见人就抓，见东西就抢，实行抢光、杀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并点名抓共产党。1943年冬天敌人到处抓我父亲，有一天闯入我家，没有发现父亲，就把我母亲抓走，然后把我母亲吊在村口的庙里，抽打、逼问，母亲咬紧牙关就是不说。后来敌人有紧急任务撤走，母亲才被邻居救了下来，当时母亲差点就没喘过气来，从此身体就更虚弱。为躲避敌人的搜捕，母亲只能带着我们去亲戚家躲藏。由于我从小耳濡目染父亲和其他叔叔、伯伯们的革命精神，渐渐跟着父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革命工作。父亲说我虽然年龄小，但胆大心细，就经常把重要的情报交给我取或者送出去。1939年村里相继成立了战委会、农委会、妇委会、青救会、自卫队、儿童团，组织上让我当儿童团长，自卫队长，我当时只有11岁，负责站岗放哨、取送情报等。后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更加精神饱满地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去。取送的情报，有时是我父亲亲自交待，有时是其他领导交给任务，都是很急的，有时还要在晚上接送情报。记得1943年秋，领导让我去北彦村送信和宣传小报。我把信装在衣袋内，把两个手榴弹放在篮子里，我想快去快回。可出村后走到东章村边就听南边有枪声、叫声，“追呀，抓活的”。怎么办?我回头就往西边地里跑，把手榴弹藏到地里，然后跑到地头坟墓边上就大声哭起爷爷来。不一会儿敌人从我身边走过去，那时我最怕的是我身上那封信，那次要抓住我受苦不用说，后果不堪设想。直到中午时听到有人喊回家吃饭的声音，我才放下心来，后又绕了几个弯终于把信送到目的地，那次可是很险。我给姥姥、母亲她们把这事一说，都很吃惊，说我脑子反应的得快。县领导知道后，都很关心我，说如果是反应慢，被敌人抓住不知要受什么苦。类似这种情况后来也发生过多次。1943年父亲准备送我去延安，但组织上考虑我母亲身体不好，我又排行老大，留下来一是可以帮助家里照顾好几个弟弟妹妹，二是当好父亲的助手，取送情报，发动群众共同做好抗日工作，也是能够做出很大贡献的。于是我留下来继续努力做好革命工作。由于我怀着革命热情，不怕吃苦，对领导交给的任务，比如怎么接头，怎么对暗号，我都牢记心中，取送情报从来没有失误过。我除了完成取送情报、当儿童团长、自卫队长外，组织上又让我做妇联工作，任妇联主任。工作也很繁重，要组织妇女学习文化，动员参军参战，经常要到各家去做工作，还要经常去区里开会接受新的任务。区里布置给八路军做军鞋，我母亲就带头做，其余的我到婶子、大娘家去做动员，很快就完成了任务，以后又陆续完成了多批做军鞋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