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景濂

黄埔军校第14期；空军军士学校

1937年中学毕业后，八一三事件爆发，日军侵占上海
我萌发了投笔从戎、报考军校的念头
三个月后，我被分配在步兵科学习
不久，军校又从武昌搬到重庆铜梁
在校期间，学习了从单兵的个体训练直到班、排、连、营的战术进攻、防御，以及各种轻重兵器的使用
因为我个子不高，大家都叫我“小班长”
该期学员有300多人，先进行飞行理论知识的学习，接着就开始空中飞行了
300个小时为“高级”），并完成了空军战斗机的作战训练（白天与夜间飞行的一系列复杂的战斗训练）
记得当年入校虽有300多名学员，经过逐步淘汰，最后获准毕业的只剩下83人
由此，军士们产生了不满情绪，大家进行了罢课、罢飞等反抗行动
所谓“战时青年训导团”，实际上是一个集中营，坐落在重庆郊外五云山的一个庙宇中，周围高墙围绕
庙内除了大殿和厢房以外，还新建了几间办公室及宿舍
训导团主任是康泽，副主任汤如炎
1945年冬，国民党当局因为关押民主人士受到责难，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当局不得不将关押人员释放

渡江战役

上海；南京

1937年中学毕业后，八一三事件爆发，日军侵占上海
在南京期间，日寇飞机日夜在市区狂轰滥炸，目睹无数同胞惨遭日军杀害，增强了我们杀敌报国的决心
在校期间，学习了从单兵的个体训练直到班、排、连、营的战术进攻、防御，以及各种轻重兵器的使用
日军有强大的空军部队，而中国空军力量薄弱，在战场上我军常常吃亏
我想，中国军队只有拥有空中力量的支援，才能战胜日寇的野蛮进攻，由此，我毅然报考了飞行军事学校
300个小时为“高级”），并完成了空军战斗机的作战训练（白天与夜间飞行的一系列复杂的战斗训练）
我们驾驶苏联援助的战斗机，教官也是清一色的苏联人
有一次，在路上巧遇昔日军校的一位同学徐品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解放军空军，任飞行中队长），他在虹口开了一家小店，隔壁正好有一家出售兼修理收音机的店铺

主任是康泽；主任汤如炎；团长很熟悉

我在家中排行老三，1934年在温州读小学，后随母亲到上海，就读于唐湾小学，后进入沪上泉漳中学初中部
其时，大哥胡景瑊也在上海，我受到哥哥革命思想影响，参加了抗日爱国运动
我与曹耀煜、杨方石、林贤、徐翰等几位同学去找校长陈君文
在他的引导下，我们五人报名投考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在南京
在南京期间，日寇飞机日夜在市区狂轰滥炸，目睹无数同胞惨遭日军杀害，增强了我们杀敌报国的决心
不久，学校进行了初试，我们五个人全部被录取，那时我只有16岁
9月，我们随军校迁移到武昌，经过复试，正式成为黄埔军校学生（黄埔14期）
经过两年的严格训练，我们于1939年秋季毕业
我被分配在军校空军入伍生总队，成为一名少尉班长
日军有强大的空军部队，而中国空军力量薄弱，在战场上我军常常吃亏
我想，中国军队只有拥有空中力量的支援，才能战胜日寇的野蛮进攻，由此，我毅然报考了飞行军事学校
在报考的面试中，有位考官问我：“你已经是一名陆军军官了，为什么还要报考飞行军事学校
我答道：“先总理中山先生教导我们，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我想要当一名空军飞行员，在空中打击敌人，报效国家
”接下来，经过体检、笔试，我有幸被飞行军事学校录取
1939年冬，我们到了设在重庆铜梁的空军入伍生总队报到，再次入伍训练
1940年春季，入伍生训练期满后，我被分配到成都空军军士学校进行飞行训练（学校第3期）
我们经过从初级、中级到高级的飞行训练（一般来说，空中飞行达到100个小时为“初级”
经过3年的严格训练，我们于1942年12月毕业
在空军军士学校里，我思想敏锐，性格开朗，我还参加了一个读书会，有机会接触到许多进步书刊，令我有了辨别是非的能力
1943年春，我们被分配到新疆伊宁的空军教导队接受训练
我们驾驶苏联援助的战斗机，教官也是清一色的苏联人
虽说我们已是飞行员了，但是军衔仍是军士，而非军官
此举引起了国民党的镇压，他们以“异党分子”罪名逮捕了包括我在内的23名军士
1943年冬，我们被戴上手铐脚镣，被押送到监狱，后来，又被送到重庆军法处关押
在军法处关了一年左右，经过无数次的审问和调查后，证实我们根本不是“异党分子”，只是对校方有不满情绪而产生了过激的言论与行动，蒋介石手书“关禁3年，使其彻底悔悟”
于是，我们又被关押在重庆的战时青年训导团里
集中营分3个中队，大约200人，关进这所集中营的人大多是共产党员、民主人士及爱国青年，萨空了先生也与我们关押在一起（萨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与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
这些民主人士向我们讲述了国民党镇压民主运动，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罪行
虽然关在集中营里，但我们仍然能通过地下渠道阅读到《新华日报》《论新民主主义》《论联合政府》等报刊与小册子
在关押期间，甚至有大学教授给我们讲社会学、政治学等课程，每天进行军事操练，还要进行种菜、挑米、背柴等劳动，这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机会与这些进步人士接触
虽然我们被释放出狱，但国民党空军不要我们这批飞行员了
萨空了向中共领导人之一的王若飞提出，将我们23人送到延安去
后来王若飞因飞机失事去世，萨空了则去了香港，由此，我们也失去了一个到解放区的机会
此时，我哥哥胡景瑊与弟弟胡景森已是共产党员了
同年10月的一天，有一位青年来看望我祖母，此人就是中共永嘉县委交通员季则尧同志，我向他倾诉了加入共产党的愿望
季则尧听了，向中共浙南特委作了汇报，特委同意由他带我进入根据地
1946年11月，我到了浙南根据地，自此，投入了革命队伍，开始了新生活
在根据地，我见到了时任特委宣传部长的大哥胡景瑊，在大哥的引导下，我又见到了特区书记龙跃同志
龙书记中等身材，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他与我谈了许多事情，勉励我说：“党信任你们兄弟几个人，你可以直接在我身边工作，从事党的一些特殊任务
1947年1月的一天，龙跃同志找到我，问道：“有没有胆量到上海工作
他交代我独自到上海筹集经费购买书籍，于是，我从温州坐穿山轮船到上海
一路上，我冥思苦想，在上海有哪些政治上可靠、思想上进步且有钱的朋友可以帮忙，想来想去，终于想到一个人，吴子丹（1950年参加了双航起义，后加入中共，成为中国民航公司驾驶员）
他心领神会，爽快地答应给我金条一根（十两）
几天后，我再到这家书店时，拿到了已经选购好的几大包书，其中有《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八月的乡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死场》以及鲁迅的许多著作等
到了特委机关，大家认为，这些书籍的内容好，适合进步青年学习，我为第一次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而高兴
数天后，特委首长又将我找去，派我到上海去与暨南大学的陈宣崇同志（时任浙南特区驻上海支部书记）接头
好不容易找到了陈宣崇同志，他将我带到校外一所民房里，我将特区党委的信件与经费交给了他，聊了一下彼此的工作与生活，随即返回温州
过了一段时间，首长又派我去上海同济大学与周申生同志会面
同济大学与复旦大学都在江湾，我到达江湾时，这两所大学的师生正在罢课，大批军警对大学进行封锁，一时很难进入学校
我只好找了一处军警防范不严的地方，连爬带钻地进了校园，找到了周申生同志，二人相对苦笑
他将我带到了一间教室，我迅速将信件交给了他，也没多说什么，就返回了温州
1947年3月，在我哥哥胡景瑊与陈玉华同志的介绍下，经特区党委的批准，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自此，我参加了特区党委的各种会议，在一次会议上，我针对温州地下党活动经费困难问题，提出在温州开办工厂以解决经费问题
根据特区领导的意见，批准我在温州城区的荷花路开设一家纸箱厂，厂不大，只是制作一些茶叶、橘子等的包装箱
由此，我以商人身份自由出入温州城区，在上海、温州之间进行地下活动
由此，特区首长派我到上海购买一批无线电器材
到了上海，我四处寻找门路，终于找到了一位修理电器的工人顾丛熙
刚见时，我佯称自己正在做电器生意，想请他帮忙购买有关材料
我把器材运到根据地，经特区相关人员的检验后认为，只有部分材料可用，仍然缺少许多关键设备
为了完成任务，我又一次只身到上海，多次出入无线电器材商行较为集中的四川北路，仍所获不多
我说：“我正在做黄金、棉纱生意，温州这个地方偏了点，比不得上海，信息不灵，时下物价一日三涨，浮动大，听不到市场信息，生意难做了，钱难赚呀
我想买一台收发报机，直接与上海市场联络，请多多帮忙
此人见我西装革履，手戴金表，别着派克金笔，以为是个大亨，信以为真，尽量满足了我的要求
我将货物运回根据地后，老徐认真地检查了器材，很快就装好了收发报机，终于，在浙南特区也能清晰地听到延安广播电台的声音了
1948年，在全国解放战争中，我军大规模反攻，战场上，解放军节节胜利，浙南游击队随之扩大，需要更多的武器弹药
有一次，首长问我：“你有没有胆量去买武器，能买到吗
为完成这个任务，我冥思苦想了好久，唯一的办法是和国民党军队打交道
我想到曾在忠义救国军和交警总队当过兵的谢某
这个人是我的远房亲戚，一个兵痞子，见钱眼开
我找到了他，直接说，我想要买枪支弹药，可以出高价
这个人听到有金子赚，马上喜笑颜开，说道：“我尽量想办法
”果然，三天之后，我去他家时，已经买了一支德国造全新快慢枪和50发子弹
我把枪支弹药拿回来，交给特委，经过验收测试后，果然是一支好枪
我将这个情况向特区党委作了请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