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桂珍

1936年15岁随父亲于祯参加东北抗日联军，被分配到第三军帽儿山被服厂工作，做锁扣眼、铺棉花等活；1937年六七月间经赵尚志介绍和主婚，与第三军一师师长蔡近葵在帽儿山结婚；婚后在少年连、少年排随军行动；1938年1月随部队在萝北县一带作战，后随三、六军部分队伍退入苏联境内，被送往新疆

东北抗日游击战

依兰；汤原；帽儿山；萝北；新疆迪化；石河子；巴楚

抗联生活极其艰苦，夏天挖野菜充饥，冬天只能吃松子，有时连松子也找不到；马皮、牛皮用火烧焦后水泡刮净再煮着吃，连点盐也没有；战士们女扮男装、剪短发、穿苏联黄制服、打黄裹腿；睡觉不能脱衣服，澡也没得洗，身上长好多虱子；冬天脸冻坏了，一到热乎地方脸就起泡了；行军时在马上打瞌睡，马一动才惊醒

脸冻坏

赵尚志；蔡近葵；金伯文；张寿篯；于祯

我叫于桂珍，现年91岁。我出生在依兰，十一二岁的时候从依兰离开，先到了汤原，接着就上山，到帽儿山了。结婚以后就跟着部队，最后辗转到了新疆，一直到现在。我的父亲于祯在山里头当了个森林队长。我们那时候岁数小，印象不是很深刻。只记得我父亲模样好像跟我差不多，比中等个高一些。比赵尚志高，比赵尚志魁梧，赵尚志瘦瘦的，我父亲精神得很，看起来很能干。我们跟父亲分开的时候，他有四十多岁。他在外边做事，跟着部队打日本，具体情况家里头都不知道。他外边的事情，从不跟家里讲。日本占了东北之后，父亲派人告诉家里头，叫家里人赶紧走，走晚了就会叫敌人逮住。当时我和我母亲、哥哥、嫂子、侄女在一起，我大哥叫于德海，二哥叫于祥，有残疾。我们进山见了父亲一面。后来有一个朝鲜族人就动员我母亲让我和我二嫂留到部队上。但是不久部队叫二嫂回去，把我留下了，就留在被服厂。后来家里的情况是，我大哥照顾我母亲和老婆孩子。我叔叔死掉了，婶婶领着娃娃和我奶奶下山后，音信无踪。我的二哥，他是个哑巴，我二嫂从部队回去后，就把他领下山了，到哪儿去了也不知道，音信无踪，没有消息。我曾经回了一趟家，当时我大哥去给家里弄粮食去了，没见着我哥哥，也不知道粮食弄回来没有。我没敢在家里多住，就住了两天。我说赶紧走吧，别被日本子发现，拖累家里。走的时候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也不知道家里头母亲是饿死的还是冻死的。之后我和家里人都没有了联系。我加入抗联的时候岁数很小，才十五六岁，后来赵尚志介绍老蔡跟我认识，主婚人也是他。我们是1937年花开的时候，也就是六七月份的时候结婚的。他比我大七八岁。结婚的地方我不太记得了，可能是帽儿山吧。当年赵尚志给我们主婚，送给我一对金戒指，一对金镯子。我们是和金伯文、张寿篯一起举办结婚仪式的。结婚那一天，是赵尚志主持的，他讲完话，握握手，交换首饰。完了大伙儿唱歌，叫我们也唱歌，连唱带跳的，反正挺热闹的。在地里采了些野梨花，插到瓶子里头。唱片机话匣子唱上，那一天热闹得很，高兴得很，特别好。因为是两家结婚嘛，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两家人支起了两个蚊帐，住了可能有两三天，就出山了。从我们结婚以后，就跟着部队走，打仗、行军作战，黑天白日地走。我就在少年连、少年排，不跟老蔡在一起，当时也没有娃娃。我是1936年参加抗联的，那时候年纪小，也不记这些。我参加抗联的时候是在第三军。一开始在帽儿山的被服厂待过，被服厂就是做衣服嘛，锁锁扣眼啊，铺铺棉花啊，岁数太小嘛，其他也不会做，就做这些活儿。那时候被服厂厂长姓金，金伯文，就是张寿篯媳妇。我们做服装用的布有白布，也会染布，染蓝的、黄的、草绿色的。当时被服厂有两三台缝纫机，我们不敢动，害怕给弄坏了。在我的记忆当中，被服厂一天做不了多少衣服。被服厂里面没有站岗的，但有通信员会经常走动。当时由于年纪小，我们不知道被服厂就是密营。有时候离前线近，被服厂也当过后方医院，我也照顾伤员。由于我年纪小，又刚刚参军。那些被服厂的老大姐们很关心，经常跟我聊天，让我好好工作，心情高兴一点儿。我们还会唱歌、想唱歌的时候就大家一起唱歌。我在被服厂里一共待了一两年。结婚以后，就随着大部队走了。我们当时不容易，一直在山里打游击。老在山上转，今天到这儿了，明天到那儿了的。我们受那苦你算计算计，在部队上有不苦的吗？那肯定要辛苦了，行军作战，敌人要打撵到山里头，有的你就吃，没有的你吃啥？吃野菜什么的。夏天就挖山上长的野菜嘛。冬天就麻烦了，冬天没办法。冬天有时候吃松子，有时候松子都找不到。有时候喝的水都没有。我反正在部队上，脸也冻坏了。冬天冷啊，东北是冷得很，冬天穿的乌拉头子脚还没冻，就是脸冻坏了，部队黑夜白天走，你算算，一到热乎地方脸就起泡了。睡觉的时候不能脱衣服，如果脱了衣服，发现敌人你还能来得及穿吗？那时候有的男的吃不下苦叛变了，但是抗联里面的女战士叛变的非常少。在我的印象里，还没有自己受不了苦跑了的，都能坚持。到了1938年，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已返回国内，东北各省委和我党中央的联系完全中断。1938年的1月份，我随部队行动的时候那是个冬天，过年了是不是？过年期间，到了萝北县，就在黑龙江边上。部队走了一天，到半夜就打萝北县，我们这边负伤的人不少，就赶紧叫老百姓拿爬犁往苏联医院送。后来有一天，我可以出院了，苏联人开玩笑要我留下，我就哭闹。终于出院了，走了大半天才到上火车的地方，我们大概五百人上了火车，一起到的新疆。火车上见到了老蔡，见到他也没哭，不好意思的，那车上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战士。到了新疆，是盛世才接待我们的，老蔡的工作就一直在税务局。盛世才先把他分到和田，又到乌什，后面又在乌鲁木齐、石河子、哈密等税务部门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我就在托儿所工作，到了南疆，到了四十八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也在托儿所。第三军军长赵尚志，个子不高，中等个，一个眼睛受伤了。那个人挺好的。别人看他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看不出来他是个司令。他跟我们在一起说话，总是小于同志、小于同志的，非常客气。他打仗特别勇敢。这人蛮好的，死掉真可惜了。听说头割掉了，尸首叫日本人给扔到松花江里了。我们结婚的时候，因为我是个姑娘，赵尚志作为介绍人和主婚人，送给我大金镏子和两个镯子。在刚到新疆的时候生活很困难，我不得已把它们都卖了。要留到现在我还舍不得卖呢，还留纪念呢，是赵尚志给我的。其他我比较熟悉的干部还有张寿篯，张寿篯那个人也好，他老婆金伯文也挺好。我和金伯文在一起也待了一两年，这个人蛮好的，挺会做人的。行军的时候，常常看到有的战友因为又冷又饿，死了的。我现在想起这些人，心里真是很难过。一想起以前在一起的这些老人，心里挺不好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