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铃 女兵

抗日军政大学

1）十二岁的骄傲：我成了抗日文艺小战士
十二岁那年，年龄尚小，该继续念书
学校在安平县，却没有固定校舍——为了躲避敌人扫荡，常在安平、安国、无极几地辗转，像一株风雨中迁徙的蒲公英
或许是当时的形势不允许，只读了半年就毕业了
学校发了张油印毕业证书，上面印着八中的校风：“团结、艰苦、认真、活泼”，还盖着蓝天副校长和朱进的红印章
那时的军区司令员是老红军吴西，政治部主任姓甘
剧社里，社长路坎兼任导演，书记李盾兼任歌舞队队长
她给大家宣布纪律时，特意强调“谁也不准谈恋爱”
那会儿，剧社里只有我和她是党员
唱歌时大家站成个半圆形，李盾在前面挥着手臂指挥，抗日救亡的歌声便像一声声春雷，在各个村庄回荡
白天，戏剧队的同志排戏、背台词，字里行间都是烽火
歌舞队的练集体舞，《破坏交通舞》的刚劲、《游击队舞》的机敏、《水兵舞》的昂扬，都藏在每一个起落的舞步里
当时演得最多的是歌剧《挡不住》：一对老夫妇不愿让儿子参军，还给他娶了媳妇，没想到新媳妇反倒劝丈夫上战场
有次演出前，台下的老乡和战士早已坐满，路坎的妆还没化好
我们水平不高，演不好请多原谅
”话音刚落，台下就响起一阵笑，倒比正式演出还热闹
晚上偶尔也在街头演活报剧，《活捉日本鬼子》里，田野扮的鬼子滑稽又可气
陈杰、张勤唱的河南坠子，弦音里裹着乡土气，总能围满踮脚的老乡
城里的鬼子常出城扫荡，剧社便须跟着部队转移，常住滹沱河畔的安国、安平、深泽一带
行军总在夜里，出发前半字不透露去向，像一群衔枚疾走的夜行者
穿的灰色军装总不合身，宽大得像套着袍子
鞋子是老乡做的，大了就系根鞋带捆在脚上
生活上，剧社能享点“特殊待遇”——用小米跟老乡换红薯，早饭就能喝着小米粥，啃着甜丝丝的煮红薯，那香味能飘满半个村子
党内生活比地方上公开，吴西政委的妻子刘仁常来上党课，讲“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道理像清泉似的流进心里
也开生活小组会，谁有思想疙瘩，大家七嘴八舌帮着解开
那时的前进剧社，是政治部一支年轻活泼勇敢的宣传队——像刚抽条的白杨，用热烈的青春，用蓬勃的朝气，把歌声和力量撒在每一片走过的土地上
（2）华北联大：乱世里的文化方舟
1941年春天，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剧社要到冀西的华北联大学习
大家满怀新的憧憬，轻装打点着出发的行装
欢喜之余，也不免议论起冀西的山区——听说那里的小米沙子可多了
等了许久，先听到探路车驶过的声响，接着是一列长长的火车隆隆掠过
年龄稍大些的女同志更添了经期的烦恼，张勤急得哭了，只见她们悄悄撕下大衣里的棉絮应急
听说学校还有教育、政法等学院，分散在山区各处
此刻才真正明白，他们为何穿着土布便服、把土布袜子剪去半截当鞋穿，在各村辗转奔波
那份乐观、热情与奔放，始终鼓舞着每一个同学
房东老大娘的话起初听不懂，熟络后便渐渐能攀谈了
她白天总在腿上搓麻绳、纳鞋底，纳出的鞋底针脚密密麻麻挨在一起，硬得像块木板
村子前有条河，大家议论着说这是滹沱河
有人打趣：“要是坐小船顺流而下，说不定就能漂回冀中呢
”这么说来，我们不又住到了滹沱河畔
那时党员开会格外秘密，往往一个眼神、一次轻碰胳膊便是通知，地点总在村外的小山坡上
党外的同学并不知道谁是党员
课余傍晚，常到河边散步，总能看见联大的女学员在那儿洗衣服
她们很会打扮：用旧军装改做凉鞋，再缝上一朵红毛线扎的花，在人群中格外出众
大家背后悄悄说

安平县；常出城；滹沱河

学校在安平县，却没有固定校舍——为了躲避敌人扫荡，常在安平、安国、无极几地辗转，像一株风雨中迁徙的蒲公英
同学们学的最后一支歌是《毕业歌》：“六个月战斗的学习，革命理论的武装，今天我们毕业上战场……”歌声里藏着少年人的激昂
晚上偶尔也在街头演活报剧，《活捉日本鬼子》里，田野扮的鬼子滑稽又可气
城里的鬼子常出城扫荡，剧社便须跟着部队转移，常住滹沱河畔的安国、安平、深泽一带
火车过后，大家听着指挥加快脚步向铁路靠近，只见路边的小岗哨已被我军战士持枪控制在门内
我们迅速迈过铁路，一路小跑，身后炮楼里的敌人这时才开了枪，而队伍早已跑远
有时晚上会看演出，《日出》、《雷雨》，还有苏联的《巡按使》、《复活》、《带枪的人》都观摩过，张萍还在里面演过一个外国女秘书
（3）冀西反扫荡：烽火中的青春洗礼

司令员是老红；主任姓甘

村里小学的高老师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给我开了去晋察冀边区第八中学的介绍信和党组织关系，母亲也支持我，我背着简单的衣物，一个人步行去了八中
同学们学的最后一支歌是《毕业歌》：“六个月战斗的学习，革命理论的武装，今天我们毕业上战场……”歌声里藏着少年人的激昂
我被分配到七军区政治部前进剧社，有人专门来接我
后来在2005年，我还在电视上看到过吴西政委——105岁高龄的他，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座谈会文集中，用毛笔写下“抗日战争，永放光芒”的祝词，笔力仍带着当年的刚毅
队员最大的二十五六岁，最小的像我一样十二三岁，张璞是年龄最大的，也是女同志的组长
每天清晨，军号像一道清亮的指令划破村子的寂静，我们就到村边练嗓子、学音阶
孙民演新郎，李敏演新媳妇，我和梁抗则演过一对送郎参军的夫妇，只有一句歌词：“送我的郎上前线，家里不用你挂念”
我年纪小，大多时候给成年演员配群众角色，有时甚至只有一个伸手的动作，路坎却仍耐心教我：“手伸出去要大大方方，像托着咱们的希望
”歌舞队除了舞蹈，也演儿童剧，我在里面扮过一个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台词虽少，却记得台下老乡们眼里的光
他见我在后台闲着，便过来吩咐：“快到前边讲几句话，拖拖时间
”我想也没想，走到台前敬了个军礼，大声说：“今天前进剧社为大家演出，欢迎来观看
病号能骑马——有次我背上长了个小疥子，不能背行李，就沾光骑过一回，马背上的颠簸，倒比走路更让人记挂队伍的脚步
每人一条薄被，冬天发件棉大衣，到了村子就住老乡刚腾出来的房子，女同志多分散住，偶尔挤在一个大炕上，你挨着我，我靠着你，倒比棉被还暖
有个冬天我和李敏挤着睡，她有件毛背心，夜里总往我这边挪，那点绒绒的暖，成了寒冬里最亮的光
前往冀西需穿过一条铁路，那是敌人布下的严密封锁线，有一个特务营护送我们
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们悄悄靠近铁路，趴在地上连大气都不敢喘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火车，虽有些紧张，倒不觉得害怕
火车过后，大家听着指挥加快脚步向铁路靠近，只见路边的小岗哨已被我军战士持枪控制在门内
我们迅速迈过铁路，一路小跑，身后炮楼里的敌人这时才开了枪，而队伍早已跑远
翻过一道道山，趟过一条条河，这是我第一次长途行军
途经军区后勤部时，我们换上了绿色军装，最终在平山县一个叫“黄××”的村庄住下——这里便是文艺学院的驻地
戏剧队的同志去学表演、化装，歌舞队的我们则留在本地，编入文八队音乐系
教我们的是位姓关的年轻男老师，教我们识谱、唱歌、打拍子，还学了联大校歌
“跨过祖国的万水千山，冲破敌人一层层的封锁线，民族的儿女们团结起来，到敌后开展国防教育……”唱着歌词，我忽然想起边区八中的老师们——他们中有长征过来的“小鬼”，有延安抗大的学员
后来我们每人也领到一双，大家都叫它“山杠子鞋”——在山区走路，还真就得靠它才磨不透
学校偶尔也开运动会，我印象最深的是撑杆跳——那是头一回见，只觉得又优美又精彩，这些丰富多彩的生活，都是我这个小女孩在定州老家闻所未闻的，人才济济的华北联大，是乱世中的一叶方舟，在战乱中为中国保护并培养了大批人才，也是我人生旅途中最最难忘的一页
记得一个上午，我们正在半山腰往北走，突然听到前边传来命令：立刻掉转方向往回走
为防掉队，男同志架着女同志、小同志的胳膊往山上爬，我被梁抗连推带拉拽上了山坡
不少同志脚上磨出了泡，我也觉得两条腿重得迈不动
陈大在前头来回走着，大声鼓劲：“同志们，等抗战胜利了，我们就进北平了
之后我们被分到三个地方住，我住的三眼井，只有十几户人家，都散落在半山腰，是个极偏僻的小山村
我们几个女同志住在一间很矮的小棚里，里面有块平坦的大石头，脚下有一小块空地——后来才知道，这里原是猪圈
老乡们生活很苦，我的房东是个四十多岁的妇女，总穿着一身脏乎乎的黑衣服，每天在门前架个小锅，煮一锅土豆掺糠，就是一天的饭
我们的饭是土豆加萝卜缨，后来连土豆也没了，就用萝卜缨撒几把玉米面煮着吃
有几次喊“鬼子来了”，外的山洞，庆幸的是鬼子没有进过村
加上长时间受潮湿，不少同志长了疥疮，我的左手上也起了个大泡
晚上大家挤在一起，虱子成了“传话筒”，没多久，我也染上了疮
终于有一天，听说分区要接我们回冀中了，大家不由得一阵欢呼雀跃
因为山坡上找不到一块平地，我们就在屋子里为老乡们演了歌剧《栓不住》
我不记得走了几天，也不知道到了哪里，只觉这里没有太高的山了
脚下像是片棉花秸地，我好几次被绊倒，手磕得生疼
又等了些日子，还是一个阴天的傍晚，我们再次出发
天黑得辨不清路，没跑几步，我一脚踩进个齐腰深的泥坑
第三次过铁路，掩护我们的部队加了兵力，把敌人的炮楼团团围住
我们靠近铁路时，狗还是叫了起来，敌人不敢出炮楼，却仍在开枪
我年纪小、力气弱，被挤到了一边，正急得快哭出来，一个微弱却亲切的声音传来：“给，快
”一根木棍递到我手里，我赶紧抓住，总算爬出了沟
这时太阳升了起来，金色的光洒在身上——我们总算回到冀中了
回到分区，上级给剧社杀了猪改善伙食，同志们的病得到医治，身体渐渐恢复，我手上的疥疮也很快好了
孙民演巡按使，李敏和新来的付林演母女，我们还演过京剧《打渔杀家》，付林饰演桂英
歌舞队的同志学识谱、学吹口琴，那段时间，大家总唱着苏联剧《复活》的插曲《我的喀秋莎》，其中“茫茫的西伯利亚”一句我格外喜欢，还抄在了本子上
记得一天夜里，我们转移到定县俱佑村，刚要躺下睡觉，紧急集合的哨声突然响起
天已大亮，我和孙逊、陈忠、张萍、王彦红五人走到附近一个村子
孙逊找到一位像是村干部的人，他把我们领进一间屋——屋里的锅碗瓢盆被砸得稀烂，村里也没剩多少人
后来他又把我们带到村外的地窖，里面挤满了男女老少的乡亲，谁都不敢出声
再后来，我们跟着老乡往村北跑，忽然看见远处一大队敌人迎面过来，赶紧掉头往东，东边也有敌人
这里离张萍家新家庄最近，我和王彦红跟着她回了家
张萍家只有母亲一人，她自己又病着，我们不便多住，便各自回了家
我回了老家定县西甄村，从此，我们再也没见过面，孙逊和陈忠也没了消息
回家后，敌人的炮楼密密麻麻，我就这样和前进剧社失去了联系
日本投降后，我才听说：孙逊被捕，张萍病故，王彦红留在家乡务农，曾一路照顾我的梁抗在战斗中牺牲
上世纪末的一天，社队企业局的一位局长拿着一封信找到我，说是在邮政局查到了我的地址
打开一看，没想到是前进剧社书记李盾写给我的
原来他解放后转业到北京水利局工作后，慢慢打听到了前进剧社其他同志们的下落，还告诉我：北京成立了晋察冀文艺研究会，凡在这块土地上工作过的文艺战士都可以入会
研究会每年出版《敌后的文艺队伍》和《文艺战士话当年》系列丛书，欢迎我投稿
李盾寄给了我这两套书的一部分，文章的作者中有许多名人，例如丁玲、魏巍、邓拓等等
其中一本书竟然记载着我参加前进剧社的日期、大扫荡时离队的组织决定等情况
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立即拿起笔，把自己在前进剧社的战斗生活写成了《我在前进剧社的日子》，这篇文章被编入《文艺战士话当年》系列丛书
在剧社虽然只有短短两年多，却是我投身革命的第一步，作为年龄最小的一员，剧社几乎就是我的青春训练营
在这里，我懂得了文艺宣传的力量，懂得了什么是同仇敌忾、出生入死
这段往事虽已过去半个多世纪，却成为我永远的青春记忆
我虽未亲历枪林弹雨的正面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