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拂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第二总队骑兵科

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历任少尉排长、中尉副连长；1929年选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辎重科上尉区队长；1935年升少校；1936年任机械化摩托营中校营长；参加武汉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1941年调驻云南开赴滇缅前线；后任辎汽五团少将团长，率部担任滇缅物资运输；1942年参加惠通桥阻击战；1944年参加收复龙陵、攻克松山等战役

武汉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惠通桥阻击战、收复龙陵、攻克松山

云南、缅甸、新疆

惠通桥阻击战中，率40余名军官组成敢死队，冲上桥头与日军白刃战，以伤亡过半代价夺得隘口；在龙陵战役中左大腿中弹

右手掌被打穿（终身残疾）；左大腿中弹

宋希濂、张治中、陶晋初、廖耀湘

刘拂，原名刘笏，谱名刘瑞均，字任之，号桂林，入黄埔后改名刘拂。自幼入私塾，熟读经史子集，尤为喜好古代辞章诗词、酷爱临帖钻研书法，12岁就读汉寿县城的新式学堂。1922年秋，中学毕业后考入湖南大学，攻读“商业经济”。1926年6月，正值大革命的热潮风起云涌，受黄埔一期学员宋希濂的教导和督促，刘拂带领朱钜林、廖耀湘等十位同乡，赴广州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第二总队”骑兵科。因北伐军战局发展迅猛，刘拂等六期学员编入黄埔军校学兵团，先攻武昌，再战九江、南昌、后克复上海、南京，他历任少尉排长、中尉副连长。1926年11月，攻打武昌城时，刘拂右手掌被子弹打穿，落下终身残疾。1929年2月，刘拂被常凯申点名留校，选调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辎重科上尉区队长。1935年，升任少校并先后出任黄埔第七、八、九、十期教官。1936年，刘拂经张治中推荐到国民革命军组建的第一个机械化摩托营，先后担任少校营附、中校营长。其间被选入“中央陆军大学”短期受训，并与陶晋初相识，结为挚友。七七事变后，刘拂随部先后参加了武汉会战和第一次长沙会战。1941年，刘拂所属机械化摩托营被编入中国远征军第11集团军，调驻云南昆明，开赴滇缅前线参加对日作战。之后，刘拂升任驾教第五团上校副团长、少将团长，率部担任云贵川一线及中缅抗日战略物资的运输任务。辎汽五团直接由中央军事委员会指挥，属特种兵科单位，是抗战时期中国远征军直属的核心运输力量，配备当时最先进的“万国牌”汽车，承担滇缅战场物资的运输和后勤保障工作。1942年5月5日，第11集团军以三十六师三个团为主力发起惠通桥阻击战，死守这一怒江上的唯一通道，刘拂率辎汽五团的两个营承担运输和后勤保障。主攻部队发动攻击后，首先夺回了北岸的两个山头，并集中所有迫击炮和重机枪向日军把守的桥头阵地猛轰。刘拂接到上级命令直接参战，该团四十余名校、尉级军官组成“敢死队”，冲上惠通桥桥头与日军展开白刃战，以伤亡过半的代价夺得桥头交通隘口。惠通桥阻击战除几十名日军侥幸游水逃回外，其余五百余名被肃清，成功阻击了日军继续大规模北进行动，进而形成了长达二年的怒江对峙局面，粉碎了日军从缅甸进入云南袭扰大西南、策援中国战场的战略企图。1944年8月，刘拂所部又随第11集团军参加了反扑怒江、收复龙陵、攻克松山等重大战役，左大腿被子弹射入，留下个深深的弹痕。1943年授予少将军衔。1946年11月，宋希濂调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长、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协助军政长官张治中治疆。1947年春天，刘拂被宋希濂举荐为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交通处少将处长，离开第八补给区辎汽五团往新疆赴任。1948年8月，宋希濂调离新疆后，刘拂被任命为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主管交通运输、军事通讯事务的第四处少将处长，受陶晋初直接领导。1949年4月，新疆军政界上层人士在张治中影响下，开始秘密酝酿和平起义。刘拂与谢超多次密谈，决心一切遵从张治中的“新疆务必保持局部和平”的政治主张和陶峙“保国安边”的思想行事。1949年5月，刘拂专程乘飞机去西安，取回张治中《关于新疆和平起义具体实施》的亲笔密信转交到陶峙岳。此间，刘拂与新疆军官训练班的几名湖南籍高级军官政见相近，在陶晋初牵头下，在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内逐渐形成了一支力主和平、反对内战、拥护起义的骨干力量-人称“校园小集团”，积极协助陶峙岳“力主和平起义”。1949年5月至8月期间，陶峙岳、陶晋初等多次以“新疆局势动荡，情况复杂，此时不能离开新疆，另由新疆调往内地，迢迢数千里，十万之众长途行军后勤补给不济、汽车运输力量困难重重等”为借口，强行阻止了主战派将领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等率部入关兰州、西安参战的行动。新疆和平起义后，刘拂被任命为第二十二兵团司令部生产办公室副主任兼工矿组组长，先后参加了二十二兵团机关办公大楼的施工、志愿军代表团招待所小楼的修建、二十二兵团合作总社石河子分社的组建和机械修配厂、食品厂、轧花厂、南山煤矿等第一批工矿企业的筹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