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沛霖

黄埔军校第2分校第6期；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干部训练班

1920年11月赴法国留学，法国索米尔工学院机械系毕业
6月，任国民革命军第2军6师政治部中校秘书兼宣传科长
1927年10月，任第4军26师政治部宣传科长
1928年1月，与中共失去组织联系，任中央军校政训处上校政治教官
1930年5月，任江苏省奉贤县县长
1933年3月，被免职拘押，10月获释
1934年2月，任暨南大学政治经济系讲师
1935年10月，任中央军校高教班政治教官兼第11期入伍生团政治主任教官
1936年11月，任中央军校政训处教育科长
1938年3月，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1厅2处1科科长、代处长
8月，任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3分团政治部少将副主任
1939年5月，兼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政治主任教员
10月，任中央军校第2分校政治部主任
1942年5月，任中央训练团党政班训育主任
8月，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少将设计委员
1945年4月，任湖北省第7区（恩施）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常州

8月，任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3分团政治部少将副主任
1920年到1949年，三十年荏苒光阴，三十年兵刀枪炮，让周恩来记住并撂下“一定替他办”的话的常州人，恐怕亦只有沈沛霖了

主任教官；主任教员；主任委员系张；主任委员黄少；主任秘书；主任委员；主任张厉生；主任秘书郑彦；主任教官为李；团长的蒋介石；团长蒋介石召

大概是有人认为，这个与戴笠有着同名之缘的沈沛霖是想投机革命，周恩来特意对转呈信函的杨显东说：“沈沛霖是我在法国时的老朋友了
一九四二年夏，我以政治部长张治中(文白)之聘，担任政治部设计室同少将专任设计委员
在设计室(原名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少谷，后因缩编，我到任时，已易今名)，我参加政治经济组活动，从中结识了不少设计委员，如邓初民，系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
期间，邓初民、阎宝航两氏，因立场观点与其他委员相左，招致某些黄埔学生围而攻之，语言激烈，几至动武，我起而解围，力劝双方息怒
在重庆，留法同学及南京时代的同仁甚多，时留法同学杨公达担任中央党部组织部长朱家骅之主任秘书(后任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一九四四年初某日，来政治部访我，彼此言及战时生活艰苦及吏治腐败，均不胜唏嘘
嗣后不久，杨即介绍我与朱家骅见面，交谈甚好，朱邀我兼任中央组织部设计委员会委员，每月核发咨询车马费若干
分组与会时，我与同为设计委员之许德珩、张国焘编为一组，讨论中央秘书处下发的有关各区分部组织规程
许、张两人均为旧友，许系留法同学，张曾任中共负责人，一九二七年夏，萧劲光偕我拜访其于汉口寓次，期间，张正处上升阶段，谈锋甚健，惟此次在渝重逢，颇感其人与往昔判若两人，沉默寡言，颇有寄人篱下之感
不久，组织部长改由陈果夫担任，朱家骅调主教育部，陈邀我继任，我以系朱前任所邀之故，婉辞之
一九四二年春末，我自湖南武冈抵重庆参加政治部召集的政工会议后不久，政治部副部长，同时亦为中训团教育长的王东原即邀我担任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二十期专任训育干事
我任第二大队第五中队训育干事，中队长为张正非少将(字学愚，浙江仙居人，出身军校六期)
我于此结识了不少训育干事同仁：专任训育干事有陈必贶，吴景新(兼中训团特别党部书记长)、刘侠任、王耘庄、李冶民、屈卓吾等，兼任训育干事有臧克家(山东人，作家)，于永滋(即于树德)、李蒸(云亭)等
由蒋介石主持，礼毕举行全体聚餐会，蒋亦出席，并发表即席讲话，以所谓“自我训练”相号召
是年八月十日至十月四日，我复参加党政班二十一期训育工作，其受训对象以社会、交通、经建人士为主，所不同处为开学典礼由林森(国府主席)代蒋主持，受训学员毕业论文题目为《受训后自身之工作计划与进修计划》与上期学员相仿
王东原问我是否愿去高级班受训，我允之，旋由其保送入学(经政治部长张治中同意)
我参加之民政组，人数最多，主任教官为李宗黄
高级班上课方式较党政班活跃，采取讨论教学，强调自我训练
我在高级班受训期间，曾发生数十名同学(内有数名来自军统中统机构)联名向教育长王东原控告外交组学员侯裁萄(雨民，即侯桐)为共产党之事
一九四九年秋，我在上海华东军政委员会联络局与侯雨民不期而遇，时其任联络局专员
据侯语我，他确系中共地下党员，奉组织之命，打入高级班工作
高级班第一期举办后，至抗战胜利前，中训团复举办了第二、三两期，我熟悉者，如王原一、陈必贶、刘瑶章、谷春帆、卢则文、杨玉清、张泰祥、汤如炎、查良鉴、胡一贯、沈遵晦等均为二、三两期毕业生，三期人数相加，共有四百五十余位中高级干部接受训练
我去见蒋时，曾引证唐太宗李世民纳魏征谏之典故，向蒋提出“接纳忠言，清除奸佞，重视舆论”的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