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静

16岁参加新四军一师，在文工团担任宣传演出，战斗打响时随时抬伤员，平时教战士识字

那时候我14岁，跟几个同学一起，分成几个小组，下半夜偷溜出来，满街贴抗日传单，传单上“日本鬼子滚出中国去”这几个字就是我们当时最朴素的想法
我家离日本炮楼近，爱国志士便想从我家挖地道，一路挖到日本炮楼据点，偷袭日本侵略者
战斗打响，我们随时抬伤员、给士兵包扎，忙得脚不沾地
战士们见人就拥抱，把枪举过头顶高呼“抗战胜利啦”

俞静 1929年生，曾任新四军宣传队队员、文工团战士、卫生员，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 我出生于江苏省如东县，原名俞锡祥，意为“自立自强”。在日本侵略者来之前，我家日子过得很幸福，有套四合院，书香门第。我读到初一，日本侵略者攻占了如东，放火烧了我们的学校。我的语文老师是大学毕业生，每次在课上，都要对我们说：“要爱祖国，要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啊。” 这位老师是我爱国情怀的启蒙者，我跟她最为亲近，白天学习，晚上帮她送信。老师叫我送到哪，我就去敲哪家门。就这么懵懵懂懂，成了一名地下交通员。那时候我14岁，跟几个同学一起，分成几个小组，下半夜偷溜出来，满街贴抗日传单，传单上“日本鬼子滚出中国去”这几个字就是我们当时最朴素的想法。一晚上大约贴两个小时，能贴100份。后来我知道老师是地下党员时，她已经身份暴露，牺牲了。 噩耗一个接一个。我家离日本炮楼近，爱国志士便想从我家挖地道，一路挖到日本炮楼据点，偷袭日本侵略者。就在快挖通的时候，被日本侵略者察觉，他们全部牺牲了。我还有两个舅舅也是地下党、爱国知识分子，也都牺牲了。 我正式追随他们踏上这条救亡道路是在16岁。老师去世后，组织通知我们转移，我顾不得好好告别，对妈妈找借口说去乡下演出。后来我猜妈妈是知道的，她还是默许了。我就这样趁夜色仓促出发，扛了一床大棉被，半途太重还弃下了，跟着队伍跑了好几十里路才知道正“北上”。就这样我成为新四军一师的一名战士，被安排到文工团。在团里，没有精美的演出服和道具，只有简单的乐器和带着感情的歌喉。大部队经常需要转移，一走就是百十里地。脚上的老茧因为太忙没时间修理，一个月修剪一次，如果不修理，老茧厚得没法走路。有些女同志走不动了，腿、脚全是乌紫色的，要坐担架，我只好扮坏人，说“就是不行”！哪能不知道她们苦呢，但有太多士兵要用担架，真不够用啊。我现在快100岁了，腿脚都还有散不开的紫色——静脉曲张。即便如此，我很爱部队，跟着大部队走，一路上大家亮开嗓子唱着抗战歌曲。我还记得当年《黄桥烧饼歌》这么唱：“烧饼要用热火烤哎，军队要靠老百姓帮……” 除了演出，我们也是医疗队、宣传队。战斗打响，我们随时抬伤员、给士兵包扎，忙得脚不沾地；平时我会教战士识字，教农民学写自己的名字，问他们：“要加入新四军吗？”我们跟人民很亲，就像《黄桥烧饼歌》里写的那样。 1945年8月15日，我还记得那天在部队，突然传来喜讯，日本无条件投降。战士们见人就拥抱，把枪举过头顶高呼“抗战胜利啦”！那种开心，真是难忘。 没有共产党组织人民，就没有抗战胜利。我希望青年朋友们好好读书，做国家的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