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兴武

这时日本同学也心中无底，忧心忡忡，一改往常那种肆无忌惮、高歌狂叫的作风，而三五成群地窃窃私语，对中国同学也客气多了
日本同学逐渐改变了起初那种恐惧、忧虑的心态，又表现出忘乎所以、不可一世的作风
他们为了欢庆“胜利”,每天酗酒不止
正当联系工作之际，突然发生了震惊东北的“一二·三〇”事件
伪满各大学许多同学和一些知识分子纷纷被捕人狱
法大同班同学也有好几个人先后在各地被捕
一天傍晚，法大同班同学张某突然来访
张同学在我处住了一夜，次日即远走他乡
他因为是匆匆逃离家园，分文未带，经济困难
从此五六十年以来，再没有听到有关他的消息
这时我头脑反而特别冷静，并没慌乱、害怕
没走出几道街，汽车停了下来轻轻鸣笛两三下，只听大门开启的声音，汽车开进院子又转了一个弯，停在一所房子的门口
特务问我，知不知道这些人现在的情况
我说毕业离校以后就不知道了
特务说：你不老实，这样你就不能回去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只听见黑暗的斗室另一边传来一个低沉而颤抖的声音，关切地说：“天气很冷，要盖好毛毯，在这里一生病可就没命啦
我胡思乱想了一夜，毫无睡意
墙壁高处的小铁窗逐渐透进一缕晨曦，天渐渐亮了，楼道里不断传来看守的吆喝声和打开铁门的撞击声，这是早晨放风的时间
各室“犯人”都急匆匆地分批出来倒便盆、解大小便，总共不到二十分钟
一个日本特务经常拖着一根大木棒，不断地催促“犯人”快点回去，慢一点的就难免挨上几棒
关押“一二 三〇”事件被捕青年的伪警察厅留置场
同我一间牢房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
他热心地劝我要想开些，要争取活下去
回想在校时许多同学在受到歧视、压迫，直接尝到做亡国奴的滋味以后，很自然地激发了对祖国的向往和对日伪的仇视
当时并不了解大后方的政治情况，只是凭着一股爱国热情认为只要是有关反满抗日的活动，就应该支持，就应该参加
有些同学传看一些苏联小说，有时对日本商店搞些小破坏等，这些大都是自发的
当然为了我的获释，父亲是用尽心血的
首先知道了这所秘密的特殊监狱是专门关押所谓国际间谍、抗日联军和反满抗日的政治犯的
里边大约关了一百多人，属七八个国籍
里边有两男两女据说是兴安岭下来的抗日联军
他们在里边已经关了两三年，白天放出来干杂务劳动，如打扫卫生、发收饭盆、发炉子、洗衣服等，绝对不准走出大牢门一步
幸亏有他们的照顾，我才没有挨饿
在出来劳动的两个男人之中，有一个年纪轻的，大约二十七八岁，名叫杨旭东
他们还利用机会经常告诉我一些里边的情况
他自己说并不是探子，只是个卖菜的农民
他名字叫约翰，他自己说他是经营汽车的，并不是间谍
他受了很多酷刑，手臂、大腿各有两处被吊打得已经露出骨头
据他说，有一段时间，特务把他关在低矮、阴暗的黑牢里，每天用刑审问，打得他死去活来，四肢不能动弹
饭碗从门缝推进来，他只能像猪狗一样，趴在地上用嘴舔着吃一点
这样过了半年多，总算活下来了
据他自己说，他是经营汽车生意的，在哈尔滨娶了一个白俄老婆，感情不错
我自己单纯、热诚，差点没造成二进宫
监狱里杀人并不是拉出去枪毙，而是由一个穿黑色西装的瘸脚的韩国人，暗中带着一把长匕首，趁“犯人”不备的时候，从身后刺杀
尸首被装进草包里由汽车运走丢进松花江里
我从门缝亲眼看到他两次进来杀人
牢房里的“犯人”,每次听到这个瘸子走进来，就都鸦雀无声，不知道厄运将落在谁的头上
后来我们的胆子逐渐大了起来
他高兴得不得了，盼望有朝一日他也能被交换回国
旭东非常关心日本关东军在北满所谓“剿匪”的消息
旭东他们每次听到都特别激动，因此对收集旧报纸的事就更加积极了
有一次他竟然把鬼子办公室的新报纸利用打扫卫生的机会给偷来了
我看了以后叫他马上想法送回去
不料这件事惹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灾祸
幸亏鬼子不知道是送到我这儿来的
旭东和他三个伙伴都异口同声地说是想拿张干净的报纸包衣服
鬼子知道他们不懂日文就没有追究，但也把两个男的当做日本柔道(日本式摔跤)的靶子，一个又一个背包，把他俩掼在水泥地上，摔得他俩全身疼痛好几天，连发饭走路都一瘸一拐的
抗联的两个女的大约三十多岁，据说是以说大鼓书为掩护，来哈尔滨打听消息，不慎被捕，在这里也已关了两年多了
现在她两个人白天也放出来和两个男的一块劳动，主要是给鬼子洗衣服
过去旭东曾说过，黑龙江附近山里经常押送“犯人”去给关东军挖战壕，挖好以后，全部就地处死，以免泄露军情
到长春读大学以后，中日同学待遇明显不同，学习、生活处处受到歧视，这才直接尝到做亡国奴的痛苦滋味
这一天是我最难忘、最动感情的一天
一场虚惊，原来是把衣服拿去消毒的
在监狱里真是度日如年，每天小心翼翼，很怕被鬼子看守盯上，挨一顿棒子打算是客气的
在里边最难过的是很少有水喝，也不敢喝水，两个人只有一个小便盆，很快就满了，只能等到早晨放风时倒一次
再一个困难是每天早晨一次放风倒便盆、抓紧时间大小便，厕所就在大楼里，不准迈出楼门一步，所以从来就见不到阳光，每个“犯人”都全身浮肿，脚肿得像面包，鞋子都穿不进去了
挨过一个冬天，阴冷潮湿总算好一点，但闷热不通风，身上仍然是冬天的衣服，真是苦不堪言，一心希望能有出去劳动的机会而不可得
每天无事，除了活动腰腿之外，就是数道道
约翰他到底有经验，他说自己只有等死，根本没有出去的希望
他指望我能早日出去给他妻子送个口信
一个闷热的夏天来到了，鬼子们都穿上了短袖衬衫，而“犯人”们除了新来的，大多仍然穿着厚厚的棉衣，一个个灰白浮肿的脸面，早晨放风时，不准说话，只是互相注视一下，都连连摇头叹息
张兴武，曾用名张耘，男，满族，1920年9月21日出生
1938—1941年冬，就读于伪满长春法政大学法律学部
1942年，被日伪逮捕入狱，出狱后逃往关内

我们学校每间寝室都装一个有线广播器，从早到晚不断传来日军节节“胜利”的消息
监狱里杀人并不是拉出去枪毙，而是由一个穿黑色西装的瘸脚的韩国人，暗中带着一把长匕首，趁“犯人”不备的时候，从身后刺杀
有一次他竟然把鬼子办公室的新报纸利用打扫卫生的机会给偷来了
幸亏鬼子不知道是送到我这儿来的
鬼子知道他们不懂日文就没有追究，但也把两个男的当做日本柔道(日本式摔跤)的靶子，一个又一个背包，把他俩掼在水泥地上，摔得他俩全身疼痛好几天，连发饭走路都一瘸一拐的
现在她两个人白天也放出来和两个男的一块劳动，主要是给鬼子洗衣服
一天，鬼子看守突然叫我们把衣服脱光都拿走了，每人发了一套破旧的日本军服
晚上睡觉之前，鬼子突然又把我们的衣服发回来了

1941年末，我在伪满长春法政大学(以下简称法大)结束毕业考试，许多同学正在依依惜别之际，突然传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
我们学校每间寝室都装一个有线广播器，从早到晚不断传来日军节节“胜利”的消息
我们中国同学不堪其扰，都纷纷离校，各奔前程
我和同学蒋某，不愿接受分配到司法部门工作，决定通过私人关系到哈尔滨某私营企业谋职，主要目的是预备一旦有去大后方的机会可以比较方便地离开
我和蒋同学到哈尔滨以后，暂住在道里新北京旅馆
这时蒋同学因事回家探亲，留我一人在哈尔滨等待工作，在哈同学也相约不要互相走访，以免惹来麻烦
他悄悄告诉我：日伪特务去他家乡抓他，正巧晚饭后他在外面散步，听到消息，马上跑到火车站，爬上货车跑来哈尔滨
我尽量给他凑点路费和几件换洗的衣服，让他尽早离开哈尔滨
张同学走后各地同学被捕的消息不断传来，我本想回老家沈阳暂避一时，却因蒋同学还没回来，要等候工作的消息，只好耐心留在哈尔滨
这时我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没事去弹子房打打台球，不敢去找其他同学
张同学走后第三天，大约是1942年1月中旬的一天深夜，突然有人轻轻敲门，我已经意识到是来抓我了
我起身穿好衣服，打开房门，果然是两个穿黑大衣的人，右手插在衣袋里
其中一个特务用不太流利的中国话问清我的姓名之后说，找我有件事情问问清楚，叫我跟他们去一下
我一切都明白了，特意多穿了一件毛衣，又穿上呢大衣，戴上皮帽子，慢慢地跟他们走下楼
出了大门，两个特务一左一右把我架上一辆停在旁边的汽车里
车门关上，一个特务就给我头上戴了一个黑布套子
汽车开动了，东转西转，我暗暗记着方向和路线
两个特务挟着我走下汽车，上了几级台阶，进人室内
这时一个特务把我头上的布套取下，突然我感到灯光特别刺眼，一时间看不清室内的情况
等我镇静一会儿，揉揉眼睛之后，这才看清楚室内有七八个特务都在横眉怒目、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我
其中一个年纪较大的特务手里拿着一个本子，不停地翻来翻去，断断续续地提出一些人名，问我认识不认识
他提的名字我多半都不认识，其中只有几个是我法大的同班同学
我很奇怪，特务反而没提逃到我处住了一宿的张同学
于是，我被搜身之后送进一所阴暗有很多铁门的大房子里
领我进来的特务，打开一个铁门，丢进两条旧军毯，推我进去之后，咣当一声又关上了铁门
这声音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震撼，一时间感到头晕目眩，绝望地倒在地上，思潮起伏，想了很多很多，难道我23岁的年轻生命就此结束了吗
”我无心听取他的劝告，反而不耐烦地回答说：“不冷
头三四天我吃不下饭，特别是那碗粗高粱米饭和两片臭咸菜更使我难以下咽
第四天开始连续审问我五个下午，各种威胁、体罚，使我吃尽苦头，但我的确说不出特务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
我只讲一些在校时中日同学发生冲突的情况和听到的几个同学被捕的消息
至于哪些同学参加了什么组织，有哪些秘密活动，我并不了解
我被审问五次以后就再也没提审过，直至半年以后释放为止
人狱一个月以后，我逐渐习惯了里边的生活，开始观察并向“老犯人”偷偷打听里边的情况
有几件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仍感心酸，难以忘怀
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当时只有23岁，特别引起老“囚人”们的注意和同情
每当早晨放风的时候经常有人偷偷对我劝慰和打听外边的情况
他们对我非常照顾，有些新来和生病的吃不下饭，总有剩饭退回来，他们就送给我吃
我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感激之情，实在无以为报，就主动提出希望和他结拜为患难弟兄
我们隔着铁窗，互相三鞠躬，从此我们成了异姓兄弟，我叫他旭东大哥
另外一男两女也好像是我的兄弟姐妹一样，对我也特别关心
我同室的老刘头，是因为游击队探子的嫌疑被抓进来的
每天为了消磨时间，他就教我念经，念大悲咒、金刚经等
不久他重病不起，我每天给他喂饭、倒便盆，给他弄水喝
他感激涕零，再三说，自己活不成了，来生做牛做马，一定要报答我
不久，一个叫野口的日本特务突然把我调开，说他可能是传染病，怕传染开去
我被调开以后没几天，老刘头就病死了，里边是不给病囚治病的
我被调到一个英国人的房间，据说他是英国间谍
他不会说中国话，我的英文也只是中学水平(法政大学是学德语的)
我们每天相对而坐，他教我英语，我教他中文，带说带比画，慢慢也能勉强沟通了
日本特务对他软硬兼施，现在算是改善待遇了，把我调来跟他一起住
他很记挂老婆，嘱咐我出去以后给他老婆送个口信，告诉她他还活着
半年以后我被释放出来，本想按照他告诉我的地址去找他老婆送个信，幸亏有朋友提醒我，白俄老婆可能就是日本特务安的内线，设的美人计
我和杨旭东结为异姓兄弟之后，他来我门口送饭，经常悄悄地告诉我一些他知道的消息，当然也只局限在监狱里边的情况
里边看守经常把看过的日文旧报纸给他们引火生炉子，我想何不弄来看看
我对他们讲了以后，他们很有兴趣，从此他们就经常偷偷地把旧报纸拿给我看，就这样我们开辟了一条能够大致了解外面情况的渠道
有一次报上登了一段日英交换战俘的消息，我告诉了约翰
我知道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可是约翰却每天虔诚地祈祷上帝保佑他能早日回国和家人团聚
这类报道在报纸上也比较多，我每次看到都详细地告诉他们
过一些日子他们耐不住又开始捡报纸给我，叫我把有关消息告诉他们
她俩对我也很好，几次要给我洗衬衣，我都婉言谢绝了
冬去春来，天气渐暖，可我还是穿着冬天的衣服，内衣已经积满污垢，只得忍受，因为那里是秘密监狱，从来不准送东西的
一天，鬼子看守突然叫我们把衣服脱光都拿走了，每人发了一套破旧的日本军服
我呆呆地坐在地上，脑海里像演电影一样想了很多
从小我是大儿子，在父母跟前娇生惯养，以后读小学、读中学，生活条件还可以，对敌伪的统治直接感受比较少
没想到我和许多同学正准备逃往后方的时候，突然大难临头，身陷囹圄，难道我短暂的一生就这样葬送在敌人手中了吗
晚饭我一口饭没吃，旭东来给我送水，我也不要
他比我老练得多，他劝我想开一点，如果真的开赴山里，那时我们再想办法拼死逃掉，反正不逃也是一死
晚上睡觉之前，鬼子突然又把我们的衣服发回来了
所以有几次我实在憋不住了，就找个地板缝，顺墙根撒一泡尿，可是室内不通风，日久天长，臭气难闻，还是自己受罪
为了计算日子，我在墙角上不被注意的地方画道道
眼看已经二百多道，还没有放出去的迹象，也不来提审我，真是心急如焚
一天我正在跟约翰学习下国际象棋，棋子是早晨放风时捡来的小石子、小木块等，突然铁门打开了，日本看守叫我把衣服都带好跟他出去
约翰站在墙角默默地看着我，脸上表现出一副激动的样子
我暗暗地向他点点头就拿着大衣、皮帽走出了牢房，来到一间办公室
一个鬼子交代我出去不准乱说，要安分守法，还要定期到当地警察局汇报等等
还给我腰带及零碎东西之后，又是两个特务架着我上了汽车，又给我套了黑头套，转了几条街，开进南岗伪警察局后院，这时才给我取下头套
他们领我到一间办公室，叫我签名之后，告诉我你可以走了，大门外有人等你
我好像逃出牢笼的小鸟，兴冲冲地走出警察局大门，远远看到父亲已经在等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