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鸿书

这个学校每月有“公费”20元，够吃饭用
这所学校是伪满当年新建的，暂借用奉天女子第三国高的两栋大楼（曾是张学良时代的女同泽，在大西门里）正在铁西新地号的一片荒野上修建新的校舍
1939年我进入了机械专业本科学习
当时的教师、助教全是日本人，同学90%也是日本学生
新建学校基本没有教材，老师用日语加英语在课堂上讲课，要靠自己记笔记，下课后复习
这半年基本上没有离开校园，假日、星期天都在一楼一个大教室，用粉笔在黑板上演算公式，复习功课，阅读资料
在下学期，校内发生了不少事件
日本学生发起了学潮，目的是学校改名、改戴大学的四角帽，把学监（大尉）等人扣押起来，最后叫校长家本玄门在深夜给予回答，在这次最后的摊牌会上，中国学生巴世信、宗绍庸、高琦、姚宏涛、叶青林几个同学，相继在大会上发了言，指出中日学生待遇不平等，为什么在一个食堂日本人吃大米，中国学生吃高粱米等等
当时中日学生经常闹矛盾，有一次冲突升级了，发展到准备在夜里拼打
当时中国学生集中住在正面的一个红楼，一、二期学生七八十人，日本学生住在另外的一个大楼，有六七百人
什么原因引起的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在一个夜晚，据说“部分日本同学”要来“夜袭”他们说“闹学潮上了中国学生的当”等等
日方为首的是土方（其父是伪政府教育部门的负责人）
同学们都准备木棍、镐把、砍刀等武器，姚宏涛是总指挥，骨干分子有班显信、巴世信、马××、叶青林等人
当时我年岁小，只是跟着做一般的备战工作
在姚宏涛的指挥下，一些骨干都有分工，如谁在一楼阻击，谁在二楼，还有人在外面放哨，打起来后，负责去找派出所、找校长等等
大家守卫了一夜，但那部分日本学生没有来，天亮时放哨的进楼通报说，日本学生宿舍来了一辆救护车，拉走了一个人
后来才知道，日本同学中好斗的学生头头土方因在咖啡馆失恋回宿舍后服安眠药自杀，抢救不及时而死去
因此避免了一次中国学生与日本学生的大冲突，但是在斗争中姚宏涛在同学中的威望逐步树立起来了
学校当局规定每天进食堂前要向日本天皇行大鞠躬礼，用餐前先用日语说：“感谢天皇用餐了
奉天工业大学同年级的中国学生合影(1941年)，二排左一为董鸿书
/ 同年级的500名日本学生没有参加
回到宿舍的当晚，我自己哭泣起来
第二天一上班我去了校长冢本玄门的办公室
我抗议”我要求校长严肃处理黑田等人
在日本法西斯统治下，抗议当然不能有什么结果，只能又倾听了一次“日满亲善”的教育与一些解释的语言
这件事在中日学生中引起了议论并留下了痕迹
同专业的苏为典家境贫寒，毕业于沈阳教会学校文会高中，英语好，对法西斯的一套看不惯，对功课不那么用功，经常看各种文艺作品，喜欢文学、音乐，在他的床下有一提包文艺作品
在他们二人的影响下，我开始看文艺作品
日本学校学习紧张，升降级制度很严格
我把主要精力开始放在寻找“人生的出路”上
巴世信，辽阳高中毕业，是电气专业的，头脑敏锐，学习基础好
平时乐天活泼，好说些笑话，看不出他刻苦用功
但每次考试后，总是中日学生中的第一名，学习成绩突出，所以教师、学生都很尊重他
我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不仅读书，我们还时常议论、讨论和争论
进步书刊和理论书籍在当时都是禁书，一经发现就成为思想犯了
第三个渠道是从浪速通（现在的太原街）一个日本古书店（即旧书店）偷来的
马克思主义书刊日本翻译论述的都比中国早，“九一八”以前在日本也可以公开发行阅读，“九一八”以后被禁卖
各种书籍大概能有几百册，由苏、班、郭等人负责处理，做了分类：文学、哲学、传记、经济学、社会科学等
每本书的第100页上都记有分类号码，各本书多数附了假的外皮
例如，内容是资本论外皮则标为商业原理等等
他家住大西门外，父亲开一个药铺，家里有一个地窖
每次去送书由他父亲送往地窖内
黄也是小组成员，但是非正式成员，参加过一二次小组会
他任班主任的教室有一个夹皮墙
每次我送书后由他藏在夹皮墙内
三是我们租的在大北关的那间房子
但在如何行动特别是找国民党还是找共产党、中国向何处去等问题上最初意见是很不一致的
到1940年，小组大致统一到必须树立科学世界观，找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反满抗日斗争的共识
当时我曾以为自己已是共产党人了
至于发展人员问题，向外联系问题等，并不在会上讨论，多是个别串联，个别通知，不需要知道的事，不打听
相互联系有时是口头通知，有时用纸条子

齐齐哈尔；北平；东北；朝鲜

每天从报纸上都能看到“皇军”向中国内地挺进，这些都使我夜不能寐，使我在深夜翻阅老友郎庆祥从齐齐哈尔的来信，信中说日本鬼子在他的家乡也是横征暴敛，在山区他们烧杀奸淫，他们在吉、黑各地杀害了无法统治的老百姓和抗联战士，但是抗联战士仍然在大森林中坚持战斗……高中同学吴一福考人了北平燕京大学，他来信说：你是东北人但不能说是中国人，因为日本语已成为“满洲国”的语言了
我是朝鲜人但姓名已改了，现在我的名字被改为吴本一福了，是日本人了……想想咱们的前景多么可怕……多渠道的信息、现实的耻辱生活，不时地促使我回忆起少年时亲眼见到过的鲜血，联想到当时我知道的卢沟桥畔的战斗、“八一三”上海的战斗、东边道战斗，从东北看到华北，从朝鲜展望中国……从诸多方面有力地推动着我的观念的转变，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开始认识到，在日本刺刀的统治下，幻想“工业救国”是不现实的，也是对现实的回避
我被捕后，后来我母亲告诉我，闫绍平曾专程去开原我家，大骂日本鬼子，并把放在我家的进步书刊都拿走了
一次在我们寝室，苏为典向我们几个人介绍说他高中时同学何怀德在北平燕京大学，连来几封信，说在日本鬼子统治下的苦闷，最后一封讲到要到抗战地区去，苏为典有同感想去，大家研究时，同意去抗战区，但不知要去哪个抗战区

主任的教室有

我是一个穷学生、苦学生1938年的下学期，我考人了伪满“国立大学”奉天矿工技术院的机械专业，首先进入了这个大学的预科
我是第一期的预科生，共有六十几名中国学生，主要是补习日语和基础课
预科结业时有十几名被淘汰了，当时我基础并不好，由于刻苦努力，预科一关总算过去了
我学习很吃力，所以第一学年的上学期，除每天看报（那是我的好友孙伯辽在中学时代帮助我形成的好习惯）知道一点日寇侵略情况外，除了学习，其他什么也不知道
所以当时的中国学生都知道我是一个穷学生、苦学生
这次学潮以后，学校改名为奉天工业大学了，戴四角帽了，中国学生也吃大米了……一些中国同学的勇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我由于青年时代的感受，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一套颇有反感，所以总是想不行这个“礼”、不背诵，但是我并不知道日本学生在监视，所以几次受到申斥
在一天饭后，我被冶金专业的黑田等人拉到了他们的寝室，当然我打不过他们几个人，而被毒打了一顿
我隔壁住的姚宏涛知道了这件事，他给我出主意，直接去找校长控告黑田
我向他控诉说“你们天天讲‘日满亲善’而黑田等人几次毒打我，有什么亲善
三年后在被关押审讯期间以及在伪高等法庭上的供词中我一直坚持了“我所以反对日本人是因为日本同学毒打我，我提出过抗议也毫无结果，他使我从思想上反对日本人”的有力根据，法庭承认经调查确有此事……
这些不断出现在大学院内的事件，直接冲击着我的思想、观念
每天从报纸上都能看到“皇军”向中国内地挺进，这些都使我夜不能寐，使我在深夜翻阅老友郎庆祥从齐齐哈尔的来信，信中说日本鬼子在他的家乡也是横征暴敛，在山区他们烧杀奸淫，他们在吉、黑各地杀害了无法统治的老百姓和抗联战士，但是抗联战士仍然在大森林中坚持战斗……高中同学吴一福考人了北平燕京大学，他来信说：你是东北人但不能说是中国人，因为日本语已成为“满洲国”的语言了
我现在在华北，华北将成为第二个“满洲国”了
我是朝鲜人但姓名已改了，现在我的名字被改为吴本一福了，是日本人了……想想咱们的前景多么可怕……多渠道的信息、现实的耻辱生活，不时地促使我回忆起少年时亲眼见到过的鲜血，联想到当时我知道的卢沟桥畔的战斗、“八一三”上海的战斗、东边道战斗，从东北看到华北，从朝鲜展望中国……从诸多方面有力地推动着我的观念的转变，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开始认识到，在日本刺刀的统治下，幻想“工业救国”是不现实的，也是对现实的回避
从而我的“工业救国”的观念动摇了，意识到我需要走向救亡的第一线
这样我在苦闷彷徨中开始寻找新的出路，我开始阅读一些文艺作品
我的隔壁姚宏涛经常借些作品看，我现在分析，可能也都是寻找解决苦闷与彷徨的办法吧
我不那么用功了，但是依靠我的好友于佩琪，他毕业于哈尔滨工专，学习基础好，他几乎每天都抽出点时间给我指点，帮我制图，所以我的课业也还可以混得过去
我记得第一本看的是茅盾的《虹》其后我看了茅盾、鲁迅、巴金、老舍、巴人、萧军、萧红等的作品
其中茅盾的《虹》、《蚀》鲁迅的《彷徨》、《呐喊》、《阿Q正传》和一些杂文，巴金的《神鬼人》三部曲，萧军夫妇的《八月乡村》……都从不同方面给了我许多启示，留下了较深的记忆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文艺巨匠的作品，对于我们那一代青年人——是在法西斯残暴统治下的一代青年人——确实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洗涤、陶冶、呼唤和导向的作用，使我和不少青年从彷徨和苦闷中看到人生的希望
一天夜晚，巴和我谈心，我讲了我的心情，他对我似乎很了解，先讲了我的优点，并指出青年人应当看一些进步书刊
我今天仍然能记得，他和我几次谈话对我启发很大，他建议我多看一些鲁迅的杂文，也应看一些普罗文学
他向我提出过人为什么活着，中国人应当怎样生活下去
他向我讲过，应当看一些社会科学、经济学，也应当看点哲学
当时我不懂什么是哲学，他告诉我是科学的科学
其后，在文学方面，我看了大批鲁迅和高尔基的作品，以及《血痕》、《十月》、《夜未央》、《门栏》……也看过托尔斯泰、普希金、车尔尼雪夫斯基、左拉、易卜生、冈察洛夫等的许多作品，也开始看了大众哲学、社会科学纲要，以及日文有关社会科学的论著当然也看过三民主义、林语堂的作品及有关希特勒、墨索里尼、克鲁泡特金等多方面的书刊，这也是巴世信告诉我的，应当看多种书刊，在比较中去选择
从1939年下半年开始，我们七人小组便已逐步形成了，是谁串联组成的我说不清楚，我现在想很可能是巴世信积极活动和姚宏涛最先议论的，其中也征求过我的意见
这个小组，当时并没有定过什么正式名义，共有七人为主体，即姚、巴、董、叶青林、郭维治、班显信、苏为典，小组的最初活动是看进步书籍，学习、讨论，诸如唯物论、唯心论、中国向何处去、我们怎么办，等等
姚宏涛在群众中有威望，他成为小组的主要负责人，巴世信和我负责对外联系，叶青林管钱，苏为典、班显信和郭维治管书和物品，当然大家都在做宣传群众的工作，都在秘密地看进步书刊
当时的书刊来源有以下几个渠道：第一个渠道是私下收集，苏为典提供的文艺作品最多，巴世信搜集一些理论性的书籍，我从友人家里要来一些，但不多，大家都收集了一些
第二个渠道是花高价秘密购买，地点有二（都是商人）:一是中街吉顺丝房门前一个书摊，我们和他建立了联系，他从上海不时运来一些书籍，高价卖给我们
二是中街对过一个劝业商场里有一个小书铺，每次我和巴世信去时，到后屋高价秘密购买
但在旧书店仍然积存不少，当时在旧书店买书需要登记，因此我们只能偷，不敢买
一般我们去两三个人，一人和店员用日语交谈，一人偷出放在上衣内部，七人都去过，我和巴世信偷来的数量比较大，当然每次偷书也都买一点日本其他方面的报刊
我们每月每人交纳五元钱，交给叶青林，很可能有的同学多交一些
同时我们还从学校偷出一批仪器、物品，由巴世信负责经二期同学赵宝贤手在大北关租了一间房子，把物品放在那里，可能也卖出过一些，作为我们活动经费用
我们藏书的地点有三处：一是二期同学孟宪英家
他是小组成员，但非核心成员，由巴世信和我负责联系
我们小组在学习的基础上秘密开过多次讨论会，是不定期的
我能回想起的多是在宿舍，也曾在体育场、北陵、砂山等地召开
有时是在夜里，有时是利用节假日，参加成员主要是我们小组的七人，但吸收过郎庆祥、黄福绵、陈育华、许士骥等人参加
也有时是三五人讨论，会议多是姚宏涛主持，主要是议论、看书、学习、谈体会，如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结合当前中国向何处去、我们怎么办等，在抗日问题上从一开始意见就是一致的
我记得当时大家也都看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看过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当然阅读得最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那时候尽管会议是秘密的，但讨论起来是激烈的，民主的，非常认真的，体现出巴世信对我说过的从比较中去选择的精神
在外地实习、假期通信联系，是采用阶梯式通信法，这些都是巴世信告诉我的
神秘的巴世信在这方面有许多最初我并没有想到的点子，我们两人长时期是用这种办法进行联系的
从1940年开始，我们每个人都向外联系，发展群众，团结群众，寻找组织
由于当时日本法西斯的统治极为残酷，日本特务工作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环境极为恶劣，所以我们对外活动极为慎重
我分析每个同志都联系团结了不少青年，但我只能回忆起我所知道的和我直接联系的情况
通过巴世信的介绍我认识了一些当时各地的进步青年，对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