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黎

黄埔军校

在沈阳时先后任《新亚日报》、《民众日报》记者、编辑，在同泽中学任教
东北沦陷后他随东北军撤退至北平，参加抗日救国会，在东北流亡中学任教
谁想小学还未毕业，又赶上卢沟桥七七事变，北平、华北也遭沦陷
念一中学被迫改名，同学被捕
该校系东北大学校友所创办，专以收容东北流亡子弟，是享有政府津贴的学校
事变后经费断绝，仅靠少数学费勉强维持
继而向大部分中学增派日本浪人、特务做专任教师，同时强制增设日语课
此外强令中小学师生参加其侵华战争祝捷大会及游行等活动
如日本教师上日语课时则嘘声时起，大批溜号退课，开会游行时则仅去少数人应景，老师上课则对新教科书弃若敝屣，仍然照旧书教讲等，表现出不甘受日寇奴役驱使
尽管如此，仍不放心，进而与校中亲日分子勾结，以“亚洲黎明会”一个汉奸团体名义予以接收并以该会会长边见天涯(日本浪人)为董事长，加以监控
即此并未丝毫改变该校的困境，不久又迫令从德胜门里的逊清太庙迁出
将文庙倒出由伪军占领改为武庙
学校只得迁往西单太仆寺街租赁一所民房，艰难维持不到两年，便宣告停办
可见日寇“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过寻找借口通过奴化教育达到亡国灭种之恶毒目的而已
苏左贵因其父苏士德(东大教授)自大后方交给他来信被宪特截获而被捕
左贵被押月余受尽酷刑拷打，其坚贞未招供，因年幼方得放出
不久，左贵即悄然去大后方参加了抗战
许多租房广告中还注有“东北人免问”字样，怕东北人给不起房租，有钱有势的人更瞧不起东北人
七七事变那年，父亲在北平教书，工作较轻闲，有空就教小妹念诗
这前一首是父亲赴西安任张学良将军秘书时写的，题为《过华山途中》
后一首写于北平沦陷前，是和一位诗友同游中南海偶感即景
两首诗都无底稿，是经小妹之口得以流传下来的
家庭生活陷入非常困窘的境地，父母亲忧心忡忡，全家过着惶惶不安的日子
小妹看见大人的愁苦也常常默默发呆
日伪当局查禁抗日书刊，父亲忍痛焚毁大量诗文书稿，把亲手编辑的报刊当废纸卖掉
小妹看到大人愁眉不展也面带愁容
那段时间，父亲每天都往图书馆跑，翻看报纸，关注时局变化
母亲更为关心的是柴米油盐度日艰难的事
大家谁也顾不上小妹，直到8月26日她发高烧昏迷不醒才张罗着看中医抓药医治，还以为是头疼脑热吃服药就好了
但不见好转，父母亲才急忙雇车找医院，碰巧医生外出
又找到一家东北同乡开的医院，那位医生还与父亲相识，却架子十足，因一时拿不起住院费，不讲情面拒绝收治
小妹就这样高烧一天就死去了
小妹死后父亲写了许多悼亡诗，抒发悲痛的情景
还在1937年8月22日至28日的日记中，用了78页的篇幅记载小妹之死的悲痛遭遇
一年以后，他又写了两首《上家》诗：
该校是早年蔡元培创办的私立政法学校
北平沦陷后，除教会办的辅仁大学外，私立院校则仅存中国与华北两校而已
日伪当局以强占校舍为手段将该校挤垮，进而借口其无固定校舍必须在伪教育当局重新立案，否则将不承认其学历，限制毕业学生就业谋生
为此引起了学生对学校当局产生误会
”“君不见昔日清华、北大，今日安在哉
它们在内地不是处境更为艰苦吗
我们能勉强上课有书念，就算不错了
”为了拒绝向敌伪当局立案，郑教授曾两次被日本宪兵队传讯威胁
那时，郑教授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了
他和几位老教授含辛茹苦，热心办学，确是赋有民族气节爱国的教育家
但日寇对华北大学、中国大学两校不断派些身份不明的特务潜入学生中进行监控，时而有师生莫明其妙地被日本宪警特务秘密逮捕而失踪
王松芳（王黎）在北平私立华北大学的毕业照王松芳（王黎）在北平私立华北大学的毕业照时隔六十余年之后，始知如下史实：前华北大学教务长郑浩然之女郑瑛的女婿黄宇宙，九一八事变后曾奉张学良将军手谕到东北组建抗日义勇军，任过唐聚武部副总司令
事败后夫妇去日本亡命留学，1936年归国后黄一度在华北大学任讲师
七七事变后黄到太行山、河北等地组建、率领游击部队屡建战功
中共中央曾任命黄宇宙为冀鲁豫纵队司令员，同时蒋中正也下令任命黄宇宙为冀豫游击支队中将司令
他是一位国共双方同时任命为司令的抗日英雄
通过黄宇宙夫妇传奇式的经历，不难理解郑浩然教授在沦陷时期，何以历尽艰辛坚守华北大学，惨淡经营祖国的教育阵地，不屈不挠地与日伪当局周旋抵制拒绝立案，其用心可谓良苦，原来是暗中为抗日战争进行精神支援与弘扬爱国主义
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后，侵略战线太长，侵华战争已逐渐呈现强弩之末败局之势，则更暴露其图穷匕见，转而对敌占区进行疯狂地镇压，发动几次大规模的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对大学和中学的爱国师生更不放过
日寇于1944年初对辅仁大学、中国大学、华北大学等校进行了大逮捕
这已经远远超过奴化教育，而属于对知识分子的血腥镇压、残酷屠杀无辜的罪恶了
你们借反共之名行侵略之实，抗日爱国是你们日本的侵略所逼的，对共产党你们奈何不得
中国青年为了爱国，就只好不走向重庆，走向延安……”敌人暴跳如雷
此后听说父亲不断遭受敌人的残酷折磨
两个月后的一天，日寇以向

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

南城；中山

鬼子占领了省城，很快日伪势力扩散辽南城乡，我亲眼看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被降下，教室里的孙中山像也被摘下，有对日本不友好内容的所谓“禁书”也一块儿被焚毁，两位女老师也急忙逃难而去
通过黄宇宙夫妇传奇式的经历，不难理解郑浩然教授在沦陷时期，何以历尽艰辛坚守华北大学，惨淡经营祖国的教育阵地，不屈不挠地与日伪当局周旋抵制拒绝立案，其用心可谓良苦，原来是暗中为抗日战争进行精神支援与弘扬爱国主义
1月下旬的一个深夜，家门突然被破，一伙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凶神恶煞般地闯进来，不由分说，就把我和父亲五花大绑捆了起来，押到煤渣胡同日本宪兵一四二○部队牢房
他反而鼓励和安慰我：“他们很快就要完蛋了，不久我们就可以出去了，我还能挺得住……”话未说完，被鬼子发现，迎头就是一阵鞭棍把我与父亲打开
1944年3月末，我们被押解到东北城角炮局胡同的日本军事监狱(陆军监狱旧址)
这里关押着数百名难友，绝大多数是爱国抗日的“政治犯”,有国共两党的地下工作者，有“扫荡”中俘获的八路军和国民党人，也有爱国的大、中学校师生和机关职员
1944年1月与父亲王荫南被日军宪兵队逮捕入狱

司令的抗日英

九一八事变那年我九岁，刚上小学，可没念几天书就赶上事变发生
鬼子占领了省城，很快日伪势力扩散辽南城乡，我亲眼看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被降下，教室里的孙中山像也被摘下，有对日本不友好内容的所谓“禁书”也一块儿被焚毁，两位女老师也急忙逃难而去
村校被迫停课关闭，村中再也听不见孩子琅琅书声和嘹亮的歌唱……那时，我还不懂亡国恨，却感到一种莫名的苦闷与恐怖，压抑着幼小的心灵
事变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32年，家庭经济状况日渐困难，祖父遂送我母子和两个幼妹去北平投靠已流亡在那里的父亲，以便继续上小学
此时我才含泪念过法国作家都德的著名小说《最后一课》,而真的感到亡国之痛了
这时，我亲眼目睹了父亲极其痛心地焚烧了大量的书报，包括他呕心沥血创办的报刊和刊发的血泪文章
不久我转人了东北人主办的私立念一中学读初一
我校因“念一”命名含有纪念“九一八”、“二十一条”国耻含义，当然遭到日伪的忌讳，很快被迫令改名“定一中学”
更有甚者，我在念一中学念初一时，有一天正在上课，我的同桌苏左贵同学竟然被日本宪兵队抓走
老师为了防止我受牵连被捕，劝我暂时躲避，父亲便送我避居到当时做中共党的地下工作的矫庸老伯家中，幸免于难
母亲携带我和两个妹妹到北平投奔父亲时，我九岁，大妹五岁，小妹三岁
我们背井离乡来到故都，过着居无定所溜房根窜房檐的日子
父母亲整天难于摆脱抑郁的心情，我们兄妹懂事早，也深受其感染
小妹四五岁时就长得聪明过人，常常模仿我和大妹念书写字，已能背诵多首唐诗和父亲作的诗词了
父亲有两句诗我至今还能背诵，是和小妹一起熟记成诵的
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父亲因学校停办而失业，我也因学校停课而辍学在家
王松芳（王黎）在北平私立华北大学（1938年）王松芳（王黎）在北平私立华北大学（1938年）1939年后，我转考人了华北大学
我所在的华北大学原校址在西皇城根羊皮市大街的清礼王府，事变后立即被日伪当局强占
我人学时仅剩下后面一个小院，不久就被全部撵出来，闹得无处安身，几经迁徙，最后迁至南城虎坊桥大街，借用陈旧的湖广会馆前院一所老楼，间壁出四个教室，勉强供几个科系轮流上课之用
我曾亲耳听见华大老教务长郑浩然教授数次向学生说明：“我校早在我国政府教育部立案可查，现在的伪华北政府才是非法的，我们决不向非法政府立案
我则因与一位做党的地下工作的中大同学有联系而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入狱
1944年，我
1月下旬的一个深夜，家门突然被破，一伙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凶神恶煞般地闯进来，不由分说，就把我和父亲五花大绑捆了起来，押到煤渣胡同日本宪兵一四二○部队牢房
原来，我参加的并受到父亲掩护的地下党领导的爱国抗日活动，不慎被日寇特务查知
敌人把我父子进行了多次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见我坚不吐实，便向父亲施加压力，逼令其供出我参加地王黎在北平华北学院临时毕业证明书王黎在北平华北学院临时毕业证明书下党领导的抗日活动情况
一次隔室审讯中，我听到父亲义正词严地痛斥和申辩：“你们日本人讲爱国，中国青年同样也知爱国
孩子是否参加其活动，我不知道，即使参加，我也管不了
他反而鼓励和安慰我：“他们很快就要完蛋了，不久我们就可以出去了，我还能挺得住……”话未说完，被鬼子发现，迎头就是一阵鞭棍把我与父亲打开
1944年3月末，我们被押解到东北城角炮局胡同的日本军事监狱(陆军监狱旧址)
两个月后，我们又被押送到“北京第一监狱外寄犯人收容所”
这些人是老难友，不少是共产党员，他们的热情相助使我们如遇亲人，不仅增强了狱中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也学到了许多宝贵经验
3个月后，我们便每月可给家中写一张明信片了，家属每月也可来探监一次，每周有两天可送进食品
这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谁有亲人来，大家都祝贺羡慕
这样，外面的形势战局变化我们都能有所了解，有的难友还争取了看守带进了报纸
1945年8月15日那天早上，我正挑着桶送菜汤，被缝衣房的岳凯同志在窗口叫住
他高兴地告诉我：“日本投降了，快去告诉难友们
”我大喜过望，不敢相信，追问：“消息可靠吗
”我挑着菜桶急急奔着，气喘吁吁地把消息告诉了可靠的难友
后来组织上查清，我父在1944年10月被秘密押上卡车，从此无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