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斌

在独立迫击炮连当兵；敌机扫射引燃弹药包双腿烧伤，送至后方；伤愈后在汉阳兵工厂、华中水泥厂做警备押运工作

部队番号：第二十九军132师109旅217团独立迫击炮连
时隔多年，他依然记得当年所在部队的番号：第二十九军132师109旅217团独立迫击炮连，连长赵四海以及三位排长的名字，十年后面对“寻找抗战老兵”志愿者记忆如前，并且还加上了3排6班
老人身高体壮，迫击炮要频繁转移阵地，“一百多斤重的炮筒子要俩人扛，我一人夹起来就走”
三、从未面对日本鬼子的抗战老兵
有时我和老人开玩笑，“您从来没和日本鬼子见过面吧”
也难怪，老人是炮兵，每打一炮就得赶紧换地儿隐蔽

双腿烧伤

连长赵四海

如同大多数沦为平民百姓的旗人早已改称汉族，在解放后的户籍登记注明是汉族，民国时期的身份证上则无“民族”这一项目——。我曾向老人叩询逊清遗闻，他淡淡一笑：“我是民国三年出生的，没吃过‘老米籽儿’(钱粮的俗称)”。 母亲吴氏为续娶，生养了六个子女：大姊(即我的外祖母，因此老人是我的舅姥爷)长他12岁，属虎;长兄长老人7岁，尚有两个姐姐。一小妹16岁早夭，故老人在家中最小。一家人棲居在北郊关庄村(今日亚运村迤北)被族人盗卖一空的家庙中，日后讲起孤独悲苦的一生，老人总爱说自己生在庙里，是“和尚命”。 大姊下嫁给距此不远的姜庄村一位忠厚老成的农民(即我的外祖父)，三十年后(1947年)，少小离家重返故里，老人凭藉自己五岁时，刚刚出嫁的大姊在姜庄村口抱着他的些许印象，找到了大姊的家。我的外祖母望着这个大个子中年人惊呆了，而蹲在一旁闷声闷气吸烟的外祖父站了起来：“没错儿，你看那对大耳朵……”外祖母这才依稀辨认出失散二十年的小弟弟。又二十年后(1967年)，我去内蒙插队前夕，父亲带我去外祖父家辞行，指望岳丈能帮助说服我。这位从未离开过姜庄这块贫瘠土地的老人，再一次显示了他的睿智：“让孩子出去历练历练有什么不好?”然后点燃了旱烟袋，不再言语。 二、当兵吃粮 舅姥爷五岁时，因父亲病故举家迁往天津，去投靠远嫁在那里的两个姐姐。姐姐家境也拮据，母亲携两幼子寄人篱下，遍尝世间炎凉。兄长做小生意，惨淡经营;老人未成年即入纱厂做工，不堪重负，又曾在饭馆、鞋店学徒，始终未能改变贫困境地。 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因素，数十年来对，我仅仅从长辈那里隐约地听说，他曾在汉阳兵工厂做工。老人闲谈时更喜讲古，无论距今数千年的殷商旧典，还是百年前的清代逸闻，随意拈来，蔓衍成章。老人仅粗识字，但博闻强记，他的历史知识明显地来自说书人，并且颇得其真传。 随着社会环境逐渐宽松，十年前我已记不得缘由，老人一反常态，气哼哼地骂道：“刚解放时，天津纱厂那个臭娘儿们扮演宋美龄，她也配!”那时，我虽年逾“知天命”，但我的史实知识仍囿于教科书和有限的阅读。此后的年月，他的闲谈扩充了我的认知，同时他那讳莫如深的从军经历也在不经意间袒露给我。 其实，真正认真地询问，仅仅一次，所幸我还录了音，是以他的一声长叹“难哪!”开始的。其实他的从军动机并无新意，如同无数的贫家子弟的“当兵吃粮”。时隔多年，他依然记得当年所在部队的番号：第二十九军132师109旅217团独立迫击炮连，连长赵四海以及三位排长的名字，十年后面对“寻找抗战老兵”志愿者记忆如前，并且还加上了3排6班。 那次交谈我得到的一个重要信息是：在战场上，团长以下一律不许穿军装，只穿着农民的小褂……这似乎可以印证：当时民国政府为争取国际社会的舆论支持，避免给敌方造成与正规军队冲突的口实。当然，这需要更准确的史料，但作为参战士兵的回忆也是很难得的。 老人身高体壮，迫击炮要频繁转移阵地，“一百多斤重的炮筒子要俩人扛，我一人夹起来就走”。最后离开战场是因为敌机扫射引燃弹药包，将老人双腿烧伤，送至后方救治。恰逢宋美龄去医院慰问，问及士兵困难及需求，得知数月未发军饷，遂当即补发。老人感念终身。 三、从未面对日本鬼子的抗战老兵 有时我和老人开玩笑，“您从来没和日本鬼子见过面吧”?也难怪，老人是炮兵，每打一炮就得赶紧换地儿隐蔽。伤愈后，与部队失散，派往汉阳兵工厂，随厂迁往湖北四川等偏僻深山，做警备押运工作。是绝对要避免与敌军接触的。后来去的华中水泥厂已是奉命迁往湖南辰溪，因老人工作克尽职责，至抗战结束获准回津探亲，老人持有厂方发放的沿途通行证并保存至今。 四、巨金散尽一贫如洗 老人在华中水泥厂工作时正值年富力壮，单身职工无牵无挂，经常加班加点，甚或身兼二职领取双薪，厂方酬劳优渥，至请假回津时，积蓄颇丰，行前将款项寄回家中。不想被在津的两个姐姐从母亲那里瓜分殆尽，老人抵津时，连娶亲的钱也没给剩下。年逾三十岁时，曾与一金姓女子成婚，但女方拒绝侍奉婆母，老人一气之下携老母返回北京。后由法院判决离婚。 五、个体经营养老送终 因战乱老人已无法返回华中水泥厂复工，又须侍奉老母，老人遂在京城做起小生意养家糊口。尽管因连年战乱市面萧条，但老人凭借多年在外闯荡的技艺，不再靠卖苦力生存。他会做鞋、制帽、制袜、印染，自行出售制成品即可维持家用。两年后，老母辞世。 六、重返天津险走包头 老人与天津似有不解之缘，尽管这个城市给他留下太多的磨难和痛苦的记忆，但老母辞世，他的生养之地北京除了在农村辛苦劳作的大姐(我的外祖母)，已无亲人。重返伤心之地又回复到二十年前的窘况：无钱、无房，继续寄人篱下。两个姐姐用骗取他的血汗钱买房置地，却险些给自家带来厄运。我跟他开玩笑说“您用钱培养地主，让人家倒霉”，老人仍坚持说自己是“和尚命”，留不住钱。不想被以“支边”的名义骗往包头做工，一年后老人据理力争，得以返津。(缘由是老人无家室无住房，按照大都市一条不成文的条例(待考)，以各种理由疏散的边远地区。我幼时记忆在北京东四七条地区，有一推车卖菜五十来岁的孤寡老人被披红戴花开大会欢送去新疆“支边”)。 七、喜结良缘安度晚年 1960年7月经友人介绍，与刑慧敏女士结婚。新居在南开区南门外小马路张家大院56号，与前总理温家宝的故居达摩庵相邻。前年老人去养老院，我为他整理旧物，发现在六十年代的房屋供电登记册上，原房主的名字是吴伯雅先生，并存有印章。我询问老人，方知吴先生是我这位舅姥姥的亡夫。 老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尽管这间小屋不足10平米，但家具及日常用品一应俱全。我八十年代第一次去他家时，还有一株高大的昙花。老人讲：每年开花都在夜间，老人沏上一杯清茶，静静观赏。 八、依恋京城大姐 老人尽管有了自己的家，仍对北京农村长他12岁的大姐(我的外祖母)有着母子般的依恋。每年春节大年初一，他登上开往北京的空荡荡的火车，倒换公交车后还要步行一小时，到大姐家住上半个月。我母亲就经常抱怨他：“您把舅妈一个人扔在天津”!老人在八十岁前身体康健，每次都是独来独往。我在外插队十二年，1987年我的外祖母去世，我开始每年数次接送老人往返京津。第一次去他天津的家，我那舅姥姥已去世多年，我竟从未见过面。 九、劫后余灰文物捐赠 经多次询问及与旧物对照，得知我这位舅姥姥原是天津富商吴伯雅先生的遗孀，她长我舅姥爷六岁，66岁因病去世时，我舅姥爷尚未退休。但他们共同生活的这十三年(1960——1973年)，正是政治环境最为严酷的时代，他们是如何带着各自不合时宜的历史陈迹避过时代的风风雨雨，我对此一无所知。如有能力去调阅他们的档案，或许能得知些蛛丝马迹。这老两口平日为人通达，邻里关系又处得不错，也许能不招致是非恩怨。这批文物应是劫后余灰了，除了在八十年代初，因外甥孙女(我姨的孩子)病重，以30元卖给天津大学某教授一幅齐白石的单条，余下的在九十年代初送给我。我除欣赏外，不事收藏，又无条件妥善保存，已于2010年随同一批文史资料捐赠给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其中包括：武侯祠“前、后出师表”碑刻的全部拓片、书法、收藏家徐世章(民国总统徐世昌堂弟)临明代宋克草书(建安七子之一刘桢《公讌诗》)、清末最后一任新疆总督袁大华对联。以上据网上估价值十余万元。 十、旧城拆迁的最年老的“钉子户” 世纪初，天津旧城改造时，老人年近九旬，但仍康健，生活全自理。开发公司劝他拿几万块钱去养老院，这是老人最不愿接受的。但开发公司许以最后解决，在断水断电的夏季，老人坚守了两个月，每天有开发公司送来馒头咸菜充饥。最后，开发公司竟把老人当作招牌，送至某处公寓让电视台摄像报道宣传，事后又送回原处。老人继续力争，分得现在的三潭路约20平米没有暖气的独单(近年改装)。 十一、养老院里欢庆百岁寿诞 老人在这简陋的楼宇内又独立生活了十年。一年半前，平日照看他的邻居朱大娘，紧急召唤我赴津，我进屋后看到满屋都是他自己弄的带血的便纸，老人神志已不清醒。我用家用灌肠器助他排便后仍不见效，便叫救护车送至南开医院急诊。医生很快诊断是尿潴留，导尿管后立见效。但老人极虚弱，体质大不如前，我滞留在津约一周，家中尚有九旬老父亲，无奈之际，在请护工照看的同时，寻找他最不乐意去的地方——养老院。 经京津两地朋友斡旋，终于住进了劝业场社区一家条件优越的养老院。这家养老院是劝业场社区与某单位合资兴办的，它的管理人员过去是民政局的干部和医院的专业护理人士，并且收费极低，在劝业场社区这寸土寸金之地、在今日经济大潮之冲击下真是难得，出乎意料地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去年清明节后，我们在京的二十余位亲属专程来津，按照民俗：过九不过十，在老人九十九周岁寿诞之日为他庆贺百岁生日，养老院的领导在楼下宽敞的饭厅内安排了全体人员参加的演唱会。 十二、各地“寻找抗战老兵”志愿者的深切关注 三年前，为在老人有生之日抚慰他心中郁结多年的创伤，我在互联网上向我看到的河南《大河报》记者朱长振先生发送信息，介绍老人状况，后经天津的志愿者夏女士多方奔走，提前为老人获取了抗战老兵的殊荣，并联络到北京杭州等地的诸多不知名志愿者的多方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