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化清

卫生员、药房主任

在徐水县当勤务员，后到白校学习，分配当卫生员。在易县战地救护，给伤员换药、转移。1942年反扫荡最艰苦，吃黑豆；后复员，归队，在天津学药，转业至华北军区第四后方医院任药房主任

狼牙山

河北易县、唐县、定兴

司令员杨成武；团长可以吃大；营长和当兵的

我今年90岁了，抗日战争的时候， 一开始在徐水县工作
在地方上当勤务 员，那会儿很小，才14岁，后来我跟一个老乡，我们俩人去白校学习，先在阜平 住，后来转到了唐县
我们的县委书记是1928年入党的，在我去晋察冀学习的时间，县政府让敌 人包围了，连县委书记、县长都被包围在里面，县长是刘萍，当时很有名
当时我正在白校学习呢，等学习回来， 一看没什么认识的人了，就剩了一个，是我们的老乡，他钻到了水缸里，敌人没找 到他，没查着他
他至今还活着呢，在北京党校，当的处长，比我大一岁
刘萍是中学毕业的，有点文化，我那个哥哥刘化南是县委书记，他资格老，但 他没什么文化
我在县政府当过通信员，当时叫勤务员，就是打个水、送个饭什
徐水县待不了了，敌人老是“扫荡”,我们就在白洋淀 苇塘里住着，赶到晚上就在苇子地里睡觉，白天出来活动
当时去白校学习时，白求恩已经死了，因为我文 化低，所以被分到了护士班
一开始跟我 们讲，学习完了把我们分配到晋察冀军区各个县里
抗战时我一直在易县，一分区 杨成武有三个区队，我们是一区队
我那会儿主要就是战地救护，给伤员换药、 转移
有一次，敌人进攻狼牙山，我们顶着打，最后打得剩下了一个人，回来了， 那会儿战斗很残酷
没办法了，晚上从狼牙山冲出来，被敌人围起来了，我们把机关枪什 么的，挖个大深坑都埋了，就转移到山边上游击去了
我认为当时最艰苦的是1942年，那会没有吃的，整个晋察冀一分区的仓库 啊，都让敌人抢了，那会儿最困难了，我有点着急了，杨成武那会儿有个骑兵团， 吃马料，把那个军马都分了，把马料吃了吧，马料里面高粱、玉米全着虫咬了
光 剩下黑豆了(黑豆不着虫),吃的那战士们肚胀拉稀，都找我，我就发愁了
后来 我在连队，那连队的队长是个老红军，我说长征也没这么苦过
剩下我们这点儿人，我当时当卫生员，看病的都找我来， 问给点什么药吃啊
连长说：后方卫生署，离我们这 8里地，去了可以喝两碗小米粥，省的光吃黑豆了
我、司号员、通信员，这是一个 连里的三员，我们去了那儿，喝了回粥回来
后来实在没办法了，中央号召大生产，个人 开地也行、买地也行，我们种了一年玉米
我们去了定兴的大巨村(今属易县),是个回民村
我们有地下党联系着，晚 上爬封锁沟过去到大巨村，大巨村在铁路边上
我们，村里老百姓做的牛肉粉条和烙饼，我们多少年没吃过这个了
在山里头我们每年过年吃一顿大米饭，就一顿，肉自己养猪就吃点，不养没有，当 时团长可以吃大米，营长和当兵的一样，一年一顿大米饭不限量，平时吃饭都限 量，都平分了，剩下的锅巴都得分了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就复员了，之后和国民党打起来了，号召归队，就又归 队了
全国解放了，去天津向老同志学习，抗美援朝时我在天津学习呢
在天津 晋察冀医学院办了个专门学药的班，所以后来学了药，在天津医学院学习了两 年，到1951年，部队转业，我们是整个转业的，我在涿县住，华北军区第四后方医 院，我是这儿的药房主任

在反“扫荡”中搞战地救护 口述人：刘化清 籍 贯：徐水区 采访人：马旖旎、王永康 采访时间：2016年1月21日 整理人：王永康、马旖旎 校对人：常潞鑫 我今年90岁了，抗日战争的时候，一开始在徐水县工作。在地方上当勤务员，那会儿很小，才14岁，后来我跟一个老乡，我们俩人去白校学习，先在阜平住，后来转到了唐县。学习完了以后分配当了卫生员，那会儿一个连队一个卫生员。我们的县委书记是1928年入党的，在我去晋察冀学习的时间，县政府让敌人包围了，连县委书记、县长都被包围在里面，县长是刘萍，当时很有名。原先我们的口号为：留一颗子弹自杀。后来改了口号：那子弹打死敌人，让敌人再打自己。把子弹打完了，敌人把刘萍抓住了。当时我正在白校学习呢，等学习回来，一看没什么认识的人了，就剩了一个，是我们的老乡，他钻到了水缸里，敌人没找到他，没查着他。他至今还活着呢，在北京党校，当的处长，比我大一岁。刘萍是中学毕业的，有点文化，我那个哥哥刘化南是县委书记，他资格老，但他没什么文化。我在县政府当过通信员，当时叫勤务员，就是打个水、送个饭什么的。那会儿在白洋淀住。徐水县待不了了，敌人老是“扫荡”,我们就在白洋淀苇塘里住着，赶到晚上就在苇子地里睡觉，白天出来活动。一开始在徐水县的铁路东，后来合并了就去了路西。当时去白校学习时，白求恩已经死了，因为我文化低，所以被分到了护士班。当时分三个班，一个学医的(医生),一个护士(文化最低),一个药剂。我考的不行就去了护士班。在那儿当个小兵，没见过什么大的官。学习了还不到一年呢。一开始跟我们讲，学习完了把我们分配到晋察冀军区各个县里。开始讲卫生课，赶上敌人“扫荡”呢，班也不好办下去了，干脆就分配了吧。抗战时我一直在易县，一分区杨成武有三个区队，我们是一区队。我那会儿主要就是战地救护，给伤员换药、转移。有一次，敌人进攻狼牙山，我们顶着打，最后打得剩下了一个人，回来了，那会儿战斗很残酷。当时就那样：宁死不能撤退。晚上我们往外冲，打了一天子弹打没了。没办法了，晚上从狼牙山冲出来，被敌人围起来了，我们把机关枪什么的，挖个大深坑都埋了，就转移到山边上游击去了。一个村多少个，把人员都分散了。一个月敌人“扫荡”完了，又把俺们叫回去，把枪刨出来，那时候也是弹药缺乏。那会儿在冀中作战，也是留了一个班，一个班全完了。当兵的就这样，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军法就是这样。我是做卫生工作的，直接参战的时候少点。我认为当时最艰苦的是1942年，那会没有吃的，整个晋察冀一分区的仓库啊，都让敌人抢了，那会儿最困难了，我有点着急了，杨成武那会儿有个骑兵团，吃马料，把那个军马都分了，把马料吃了吧，马料里面高粱、玉米全着虫咬了。光剩下黑豆了(黑豆不着虫),吃的那战士们肚胀拉稀，都找我，我就发愁了。后来我在连队，那连队的队长是个老红军，我说长征也没这么苦过。长征走到哪儿吃到哪儿，这没地方吃了，敌人围着呢，整个一封锁沟。山边挖了封锁沟，有三丈深，边上还有一个个炮楼。我们找不到吃的了，没办法了，复员吧。老的、有病的、离家近的都先回家。剩下我们这点儿人，我当时当卫生员，看病的都找我来，问给点什么药吃啊?我说：没药。当时真没药。战斗打伤了就一种药，就一个瓶子，就是碘酒还有纱布。伤口上一抹，用纱布绷带一缠就完了，没别的东西，当时的药品极其困难。当时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发疟子，派人去保定城里买金鸡纳霜。当时易县坚持不了了，都是炮楼了，就撤到涞源。吃黑豆吃的战士们站岗去都走不动路了。连长说：咱们去喝碗粥吧。我说：去哪儿喝?连长说：后方卫生署，离我们这8里地，去了可以喝两碗小米粥，省的光吃黑豆了。我、司号员、通信员，这是一个连里的三员，我们去了那儿，喝了回粥回来。后来黑豆也吃完了。那会儿冀中这个地方日本鬼子正在进行五一大“扫荡”,有一支冀中的部队也转移到了山区了，本来就没的吃了，又去了一部分人。后来实在没办法了，中央号召大生产，个人开地也行、买地也行，我们种了一年玉米。在树上绑个绳子，着年轻的会爬绳的每天练这个功夫，准备跨过敌人的封锁壕，围着山还有一个大沟呢。我说：“练这个干什么?”“准备咱们出去啊，咱们不能都饿死在这。练得差不多了，会爬绳子的就去。”我们去了定兴的大巨村(今属易县),是个回民村。我们有地下党联系着，晚上爬封锁沟过去到大巨村，大巨村在铁路边上。过来了，吃饭问题解决了。一到这个地方，老百姓不相信你：哪来的八路?村边上都是炮楼。我们，村里老百姓做的牛肉粉条和烙饼，我们多少年没吃过这个了。在山里头我们每年过年吃一顿大米饭，就一顿，肉自己养猪就吃点，不养没有，当时团长可以吃大米，营长和当兵的一样，一年一顿大米饭不限量，平时吃饭都限量，都平分了，剩下的锅巴都得分了。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就复员了，之后和国民党打起来了，号召归队，就又归队了。全国解放了，去天津向老同志学习，抗美援朝时我在天津学习呢。在天津晋察冀医学院办了个专门学药的班，所以后来学了药，在天津医学院学习了两年，到1951年，部队转业，我们是整个转业的，我在涿县住，华北军区第四后方医院，我是这儿的药房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