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美玉

军医学校；护士训练班

外祖父程储廷是晚清幼童留学生，毕业于耶鲁大学
父亲与外祖父都从事电报专业，周美玉小时曾在外蒙古买卖城(今蒙古国阿尔丹布拉克)随长辈生活
六岁回到北京之后，在家人的安排下，进入当时教育资源非常优越的教会学校学习，从培元小学到贝满中学毕业后，1926年考入设在燕京大学的协和护校预科班，尽管当时很多国人思想中对看护病人的工作存在歧视与误解，开明的家人却予以了支持
协和护（士学）校从1920年开办开始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三年，首任校长是美籍沃安娜（Anna D. Wolf）女士
护士学校毕业生1923年同医学院一起在纽约州立大学注册，在第二任校长美籍盈路德(Ruth Ingram)在任期间，通过考试的学生可以获得该大学的毕业证书并参加美国RN（注册护士）的考试后获得其执照
作为当时最好的护士学校，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协和护校的开办提出很高的要求，前三届校长都是在其领导下精挑细选的美国护理界优秀领导者
周美玉在燕京大学读了一年预科，之后回协和本校读了三年护理本科，因为之前在教会学校良好的英文基础加上天资聪慧，勤奋努力，经过在北京协和医院的护理临床实习，顺利完成了严格的培训和考核并在残酷的淘汰制中生存下来（30人入学仅有九人毕业），通过了『中华护士会』的全国会考，1930年顺利毕业
在毕业前，本来已经被协和聘用留校任教的周美玉，却因为一次演讲改变了自己的志向
演讲人是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先生
在演讲中，宴先生提出的破除国人贫、弱、愚、私四大陋习和若使中国富强，必须把农村建设放在首位的思想，以及鼓励青年学生投入农村建设的倡议，都深深触动了周美玉，毕业后第二年即1931年她加入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并作为第一位到农村从事公共卫生教育的协和护校毕业生，来到河北定县，在清苦的生活中开展了大量基层公共卫生教育与实践
在定县的工作中，周美玉在教会开办的救世军医院（SalvationArmyHospital）遇到了一位在中国乡村生活服务多年的中年美国女士，她对待病患的热诚与自身生活的清苦简朴，都让周美玉深受感动，她认识到尽管这些都始自对宗教的使命感，但其救死扶伤的行动却可以跨越文化，这也为她日后成为基督徒埋下了种子
1933年，周美玉获得洛克非勒基金会下属CMB的奖学金，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学习公共卫生及卫生教育，师从美国公共卫生学先驱Clair E. Turner，先后获得公共卫生学士和硕士学位
此间，作为学习的一部分，她还到美国、英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实地参观考察农村卫生工作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27岁的周美玉离开了即将被日军占领的河北定县，结束了七年的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应协和生理系教授林可胜的邀请，毅然从军，奔赴国难，和很多毕业于协和的师长同学（张先林、柳安昌、荣独山、马家骥等）一起加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从此开始了她在军事护理领域工作的生涯
为了应对当时中国军队医护人员严重短缺和专业培训不足的情况，林可胜于1937年主持建立了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1945年改为陆军卫生勤务训练所），专门训练救护队以及军队医院的医护人员
周美玉担任护理组主任，并于1938年开办高级护士训练班
她非常难过地看到，因为护理工作严重欠缺，大量中国士兵不是战死疆场，而是死于转运过程和战地医院
为此，在林可胜的帮助下，她主持建立了正规的军队护理制度，并和战友一起发明和实践了很多实用的战地护理技术
协和护校一直重视并坚持领导力及爱国主义教育
周美玉曾于1938年３月被聘为协和护校校长助理，是接替美籍第三任护校校长胡智敏（Gertrude E.Hodgman）的第一人选，但因为周美玉一心抗战报效祖国，放弃了成为协和护校第一任中国人校长的机会
投身军队护理是抗战时期妇女报国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式
周美玉在枪林弹雨中随军先后转战湖南、广西等地，救死扶伤，历尽艰险，九死一生
由协和毕业生为主要师资的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也在八年抗战中，先后培训医护人员四万余人，在另一条战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5年，应英国援华会（British United Aid to China）的邀请，周美玉随团前往英国、美国多个城市发表演讲募集抗战物资，得到了当地华侨的热烈响应
抗战结束后，卫生勤务训练所与军医学校合并

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河北；湖南；广西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27岁的周美玉离开了即将被日军占领的河北定县，结束了七年的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应协和生理系教授林可胜的邀请，毅然从军，奔赴国难，和很多毕业于协和的师长同学（张先林、柳安昌、荣独山、马家骥等）一起加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从此开始了她在军事护理领域工作的生涯
周美玉在枪林弹雨中随军先后转战湖南、广西等地，救死扶伤，历尽艰险，九死一生

师长同学

在艰苦的战地工作中，一次，一位美国军人竟准备把吃剩的饭菜『施舍』给中国伤兵，周美玉见了当面严厉谴责对方：『国家穷是穷，可我们有自尊心，伤兵也是人
1949年国内战争结束，国民党政权溃败逃往我国台湾省，“国防医学院”被迁至台北
1949年的我国台湾省并没有现代护理的专业设置，在当时日本的殖民教育下，护理从业人员扮演着一种称为『看护妇』的角色，缺乏职业认同和荣誉，社会地位低下，培养体系缺乏专业性，工作完全是医生的附庸，没有自主性，只能机械性地执行医嘱，做一些简单的病患照护工作
只有找出原因，努力克服，这是当年协和给我们的训练
她常常对来照顾自己的学生、同事说：『我是生来服务他人，不是让人服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