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玉芬 女兵

黄埔军校第2分校；抗日军政大学；干部训练班

宋玉芬 1926年生，1939年9月参加革命，1940年分配到西北战地服务团儿童演剧队工作，积极投入到抗日斗争中
讲述这个故事时，是在一个明媚的上午
年近九旬的宋玉芬老人安静地坐在窗旁，精神矍铄
阳光映射在宋玉芬花白的头发上，她的桌前放着一叠早已准备好的资料，上面写满了精心准备的文字，当年的故事娓娓道来……
”回忆起自己投身革命的开始，宋玉芬仍能记住每一个细节
宋玉芬小时候，属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本该天真烂漫的童年，却被战争的阴霾层层笼罩
1938年，县城被日本兵占领，她当时正在县城女子小学读书，被迫失学回家，村子更是岌岌可危
全村乱成一团，没有办法，只能躲到山后去
“第二年，日本鬼子又来到村里，把房子都烧了，全村变成了一片火海
就这样，宋玉芬进入晋察冀民族革命中学读书
那里的条件特别艰苦，吃不饱、穿不暖，很多人打了退堂鼓，但宋玉芬选择了坚持
半年后，她被分配到唐县抗日妇女救国会担任秘书工作，抗战之路由此开始
1940年，宋玉芬被分配到西北战地服务团儿童演剧队工作，成为了一名文艺战士
这是1942年宋玉芬作为培养对象与当时党的干部的谈话
已经入党70年的宋玉芬，对当初培养入党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1942年12月，宋玉芬被调到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各分校在各抗日根据地)二分校附中学习
后来，她随抗大二分校附中1300多人奉命从晋察冀调到陕甘宁边区，经长途跋涉，通过敌人封锁线，于1943年4月30日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后进驻陇东地区，编入抗大七分校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坚持艰苦奋斗和英勇牺牲的精神
”入党七十载，这样的信念从参加革命开始到今天，宋玉芬一刻都没有改变过

“一天凌晨，日本鬼子突然包围了我们的村子，进行烧、杀、抢、掠
” 宋玉芬回忆说，“我妈妈抱着弟弟，跟随逃跑的人们刚刚爬到半山腰时，日本鬼子突然用机枪对准手无寸铁的人们扫射，母亲和弟弟当场惨死在血泊中，奶奶因受伤过重，后来也离开了人世
“第二年，日本鬼子又来到村里，把房子都烧了，全村变成了一片火海
我死里逃生后想，我只是千千万万有着悲惨遭遇的其中一人，日本鬼子把我们逼得家破人亡，我该怎么办
”带着强烈的民族恨，宋玉芬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如论如何，我一定要打日本鬼子
在1942年秋季反扫荡中，邵子南领导我们出版了贴在街头的抗日宣传壁报，比如《街头文艺》和《觉悟》等，其中都有我写的小短文，至今仍有26期收藏在革命历史博物馆里
在这样温暖的大家庭里，我发誓一定要为抗战斗争到底坚定不移，也让我更好更快地成长起来
1942年12月，宋玉芬被调到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各分校在各抗日根据地)二分校附中学习

主任是丁玲；主任是周巍峙；主任带队到晋；营长汪峰；营长陈问彪；排长是魏风；班长叫刘振权；班长一看知道

1954年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类，毕业后留校工作，1987年离休后始终保持党性，坚持关心他人、奉献自我、服务集体
“今天是8月27日，一周后就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了，我很激动
”宋玉芬说，“我很平凡，但作为一名清华人，我希望能在此刻分享我的抗战故事，分享胜利的喜悦、自豪和感恩
“我是1939年9月参加革命的，从那时到现在，已经76年了
“一天凌晨，日本鬼子突然包围了我们的村子，进行烧、杀、抢、掠
” 宋玉芬回忆说，“我妈妈抱着弟弟，跟随逃跑的人们刚刚爬到半山腰时，日本鬼子突然用机枪对准手无寸铁的人们扫射，母亲和弟弟当场惨死在血泊中，奶奶因受伤过重，后来也离开了人世
我死里逃生后想，我只是千千万万有着悲惨遭遇的其中一人，日本鬼子把我们逼得家破人亡，我该怎么办
”带着强烈的民族恨，宋玉芬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如论如何，我一定要打日本鬼子
“这是我参加革命后的一个转折点，在那里我们有时候需要单独完成任务，也有和西战团共同完成的任务，这些经历都很好地锻炼了自己的革命意志和工作能力
那时我们到处宣传抗日、做演出、写街头诗画、散传单、刷标语
在1942年秋季反扫荡中，邵子南领导我们出版了贴在街头的抗日宣传壁报，比如《街头文艺》和《觉悟》等，其中都有我写的小短文，至今仍有26期收藏在革命历史博物馆里
”回忆起西战团的革命时光，宋玉芬有说不完的故事，“那是一个革命的大家庭，在党的领导下，老师们亲如长辈，同志们亲如兄妹，领导和老师们都特别爱护我们
”宋玉芬说，“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时老师传授给我的知识，而那时建立的革命理想更是让我一生受用
”宋玉芬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时老师们无微不至关心她的故事，“在西战团，有三次转移时都是老师们背着我过河的
在这样温暖的大家庭里，我发誓一定要为抗战斗争到底坚定不移，也让我更好更快地成长起来
“得知要具体审查、培养我入党的时候，我当时就激动地哭了
“在延安精神的培育下，我要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
“我一天都没有离开过组织，我要永远忠于党、永远地为人民服务
1950年，宋玉芬怀揣着“我就是要学习”的信念来到北京
“暂时的艰难困苦不算什么，我一直坚守着党的理想信念
1987年10月，宋玉芬从工作一线退了下来，可这并不能阻挡宋玉芬“老黄牛”的精神，心怀“人生的价值就在于奉献，干部离休志不休，党员离休党性不休”的信条，她依旧关心他人、奉献自我、服务集体
“我很知足，很幸福，过去受过苦但现在生活好了，祖国繁荣了，我赶上了好时代
” 宋玉芬说，“未来我还希望能为党再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是因为一名共产党员的生命不是属于自己的，而是属于党的，我入党时就把自己的生命和一切都献给了党，我要永远对党负责，永远跟党走
在抗日战争中，我是个普通的小兵，文艺战士，是在党的怀抱里成长起来的
我不是战斗英雄，也没有什么突出贡献，做了一些工作，是我应尽的责任，是党对我培养的结果
回想起来，党对我的培养教育很多，我对党的事业贡献太少了，常常感到心里不安
这里反映的也只是我个人经历一个很小的侧面，但它绝对是真实的
我是河北唐县宋高和村人，一九二六年三月出生
记得1938年初冬的一个晚上，天还没亮，日本鬼子突然包围了我们村，啪啪的枪声惊醒了熟睡的人们，全村乱成了一团，大人们的呼喊声，孩子们的哭叫声，响成一片
我母亲怀里抱着两岁的弟弟，我帮扶着她，在紧急的枪林弹雨中，我多次想把弟弟抱过来，母亲不肯松手，向我大声推喊着：“你别管我，快点跑吧
我和家中其他人随着人流，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从小山旁绕到山后，来到我奶奶的娘家黄金峪村，后来才知道，有一部分乡亲们，包括奶奶、母亲和弟弟，是沿着山上的小路想翻过山去，当爬到半山腰时，日本鬼子用机枪扫射，当场血流成河，子弹穿透了母亲的胸膛，弟弟也被机枪的开花弹炸开了头，脑浆流了一地，母亲和弟弟惨死在血泊中
当乡亲们用椅子抬着奶奶到黄金峪舅姥爷家时，她亲口告诉我们，我抱着奶奶泣不成声，奶奶有气无力地对我们说：“别哭了
因为弟弟的尸体头部被炸开不完整，太惨了，没有让我们看，就埋在地头了
我给母亲送葬时，看到母亲黄黄的脸上，紧闭眼睛，还咬着牙
”我哭干了眼泪，哭哑了嗓子，哭出了满腔怒火
1939年春的一天清晨，可恨的日本鬼子又来到了我们村，全村乡亲们都绕道跑到山后，有的乡亲爬到山上看看动静，没想到村里冒烟被烧成了一片火海
我的悲惨遭遇，只是千千万万个悲惨遭遇的一个
1939年9月，我带着强烈的民族恨，走上了共产党领导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场，当时我13岁
开始我报名并经批准和几位同志一起，到晋察冀边区民族革命中学学习，地点在唐县史家佐村，主要学习政治和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方针政策
我于1940年2月毕业分配到唐县抗日妇女救国会任秘书工作
后来西北战地服务团从延安迁到晋察冀边区后，我又参加了“乡村艺术干部训练班”，三个月结业后，于1940年7月我和几个学员被分配到西北战地服务团儿童演剧队工作
从此我作为一个小文艺战士，战斗在抗日烽火中，开始了我新的战斗生活
专业课有音乐、戏剧、美术、文学等，在生活上对我们更是无微不至地关怀
只要开展工作需要什么，我们就学什么，干什么
为了让我们有一个习作的园地，要求每周出一期壁报，有诗、有画、有散文等贴在屋里，邵子南老师给壁报起名叫“少年高尔基”
我们经常的任务是唱歌、跳舞、画画、写诗、写散文、刷大标语、写街头诗配画、撒传单等
我们走到那里，就把抗日工作宣传到那里，到处都留下了西战团及儿童队的足迹
1941年4月我参加了由田野编剧，赵尚武和周巍峙作曲的三幕儿童歌剧的演出，我在剧中扮演儿童团长，反映很好
我也学着写过一些街头诗和散文，包括一些小短文
1941年2月16日晋察冀日报文艺副刊，“晋察冀艺术”第六期发表了西战团团员的三篇文章：田间的“为新的一代而歌——开展晋察冀边区儿童艺术活动”，邵子南的“少年高尔基们”、和我写的“亲生之母”
1941年2月12日西战团创作出版的《歌创造》第二十一期上，刊发过我写的一首歌词，“婚姻自由”，由顾品祥作曲
1942年秋，邵子南老师带我们一个文艺小分队转移到阜平、平山一带山区，和当地父老乡亲一起进行秋季反“扫荡”
我们用革命文艺作为团结人们教育人民的武器，由邵子南老师编辑出版了街头壁报，起名叫“街头文艺”、“觉悟”和“开通”，前两种以工作队名义出版，结合当时的政治任务，战斗及生产实际情况，表扬好人好事，也批评一些落后的东西，以便提高觉悟
在“觉悟”和“街头文艺”上刊登过我写的小短文
1978年革命历史博物馆同志曾拿着复制件让我确认，问是不是我写的，我立刻确认了
他用完后，寄给我看，又发现有好几篇我写的文章，其中有发表于“觉悟”第三期的“会是谁开的”、“世界不向后走”，“觉悟”第四期上我写的“妇女们”、“口是心非”，“觉悟”第七期上的“象这样站岗行吗
我深深地认识到，革命的文艺是战斗的武器，正如毛主席说的，革命的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在抗日烽火中，很多地方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的功绩
我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近两年半时间里，在党组织和老师们的亲切关怀和培育下，我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