亓象岑

亓象岑作为四支队代表之一，参加与国民党秦启荣部的多次谈判；第一次谈判四支队派刘居英、朱玉干和亓象岑为代表，驻莱办事处由孙启明为代表；后参加王家庄谈判、兰沟崖谈判、十里铺谈判等

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

莱芜；莱城；兰沟崖

一月二十六日， 组织了寺岭伏击战斗，给日寇以杀伤
我军便收缴了他们的枪支，生俘何进步以下近百人，缴枪八十余支
谭在临朐已拉起有五十多人枪的队伍，可拉来作为县政府的基本武装
接着，由水北镇地主分子 景兆苓(即景玉函，绰号景大麻子)拉起五十多人枪，各区区长又拉起部分区队，组成了三百多人的县大队，景大麻子任大队长
我军一枪未发，直捣谭部巢穴，该部三百多人枪无一漏网，谭远村和景大麻子当场就擒
当日傍晚，他们赶到野店村，即向秦部讲统战政策，讲我军组织寺岭战斗和打博山城战绩等， 希望他们不要搞磨擦，要团结抗战，表明了我方的来意
在王建青、徐子蔚二位代表前去谈判期间，我独立一师获悉秦启荣部在莱芜南部捕去我十二中队副队长刘子升(刘是前清秀才，蒙阴黄庄区小上峪人)等十四人，劫枪十四支
同时，孙钧野见我这次更换了代表，认为有机可乘，翻脸不承认双方前已达成的协议，并捏造事实，提出坚决驱逐我部队出境，强制我方赔偿谭远村县大队和何进步 梯队的四百支枪和弹药等

当时，道众见自己有人受伤，情绪大为低落

刘居英；朱玉干；孙启明；林浩；李伯秋；赵笃生；陆干

回忆第四支队秦启荣七次谈判情况 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山东省委直接领导了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泰安、莱芜、新泰参加起义的部队在光化寺会合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以后，即去泰安县东良庄驻防。一月二十六日，组织了寺岭伏击战斗，给日寇以杀伤。之后，由省委率四支队移防至新泰县南部山区刘杜一带。为了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发动群众，扩大部队，四支队分成南北两路进行活动。由林浩(黎玉同志去延安)、洪涛、刘居英等同志率一、三、四等四个中队为北路，北去莱芜南部山区活动；由赵杰程照轩等同志率二、五、八等四个中队为南路，继续在新泰南部山区活动。一天，我四支队北路军行军至雁翎关时，此处有个以何进步为首的所谓抗日游击队，阻我前进。我军便收缴了他们的枪支，生俘何进步以下近百人，缴枪八十余支。事后得知，何进步已受国民党山东复兴社头子秦启荣委任为二十二梯队司令。此后，我北路军进驻莱芜南山区李条庄、八里沟村一带，开展抗日活动。在这前后，秦启荣正在莱芜县发展复兴社并拼凑顽县政府。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秦启荣即派复兴社分子王竹泉(莱芜寨里人，上海体育专科学校毕业)、王乐斋、董贡如(青城县人，曲阜旧制师范毕业，老复兴社分子)等来到莱芜，以组织抗日游击队为名，进行秘密活动。日寇侵占莱芜城后，他们活动更加诡秘，陆续吸收各区区长、部分高小校长和一批知识分子参加了复兴社，已知者约八十余人。一九三八年二月初，日寇退出县境，秦启荣又先后派谭远村(临朐人，据说干过区长)和他的交通处长汪圣农(原名汪大化，泰安人)到莱芜拉队伍。他们便以寨里区高小校长巩裕斋(即巩长雪，寨里人，曲阜二师毕业)出面，召集各区区长、部分高小校长等二十余人开会，议定先成立县政府，后拉队伍。当场推举并由汪圣农委任谭远村为莱芜县长；谭在临朐已拉起有五十多人枪的队伍，可拉来作为县政府的基本武装。这个“县政府”建立后，先，旋移到莱芜城。由莱城第二完小校长张秉法(寨里人)用蜡烛刻成印章，出了布告。接着，由水北镇地主分子景兆苓(即景玉函，绰号景大麻子)拉起五十多人枪，各区区长又拉起部分区队，组成了三百多人的县大队，景大麻子任大队长；指定巩裕斋任县府秘书、张秉法当教育科长、董贡如当公安局长。就这样，很快在莱芜城内形成了一个由复兴社分子把持的法西斯化的县政权。第一次谈判 顽县政府在莱城建立后，打着抗战的招牌，欺骗群众，大肆发展复兴社，扩充势力。谭远村于这年农历正月下旬，在莱城东关迎仙门小学召开由三十多人参加的士绅名流代表会议。我四支队派刘居英、朱玉干和我为代表，我驻莱办事处由孙启明(主任)为代表，参加了这个会议。我们的代表以刘居英为首。会上，我们反复讲解了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希望他们支持团结合作抗战，一致对外，实行抗日民主政治。谭远村明处不好反驳我们的政策主张，士绅王墨卿在会上提出，要推举成立一个所谓的县政建设委员会，企图以谭远村县政府为主，从上到下建立他们的各级行政机构。我方代表则提议召开全县各阶层代表会议，选举产生莱芜县参议会，民主选举县长，建立一个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日民主县政府。他们无视我方的合理建议，两种意见尖锐对立。虽经多次激烈辩论，始终没有得到统一。谭远村竟利用他们的所谓多数，强行通过成立了莱芜县政建设委员会，并把我们排斥在外。第一次谈判就此结束。第二次谈判 谭远村在与我首次交锋之后，立即派老复兴社分子吕仲明和新参加复兴社的王荏甫(莱芜寨里人)去邹县向秦启荣汇报、请示机宜。秦启荣要他们坚决反共并驱逐我四支队出莱境。在此期间，谭远村曾扣押了我四支队经理部主任马馥塘，经马在中学时的同学亓含英(即亓呈华，莱城附近人，北平中大法律系毕业)斡旋才予释放。此时，我四支队为北上淄川、博山开展工作，先由八里沟移防至红埠岭村，同铁路北三支队南来部队及汪洋同志带来的一个营和徐化鲁部队会合，又绕道莱城以东，向孝义、苗山进军。谭远村把他的部队分成四、五个区队，亲自率领，在四支队后面尾追。恰巧，孙启明和我去四支队请示工作，同谭远村的人走到一条路上来了。因为我骑车，他们步行，我们大模大样，他们并未怀疑，我们抢先到达苗山镇，向林浩同志作了汇报。林浩同志指示我们，为了避免冲突，马上找地方上层做中间人，和顽方进行谈判。我们立即约请莱芜东北部大绅士、苗山镇的王精一和口镇的大绅士宁子彬等为中间人。通过他们同顽方谈妥，双方代表第三天在王家庄举行谈判。四支队派李伯秋同志为代表，由我和孙启明同志协助。我方代表按时到达规定地点，而谭远村的代表却一直未到，致使这次谈判落空。通过此事，也说明他们决心制造磨擦，破坏团结抗战。对此，地方上层人士也表示极为不满。第三次谈判 一九三八年三月下旬，我四支队南路军北上进入莱芜，驻防槲林前村。开始，组织上派我通过地方士绅毕华桥、李菁山、任瑞甫、刘铭常等，再次与谭远村部疏通关系。谭远村毫无合作之意，仍坚持与我为敌。于是，我南路军于三月二十九日黎明前，轻取莱城。我军一枪未发，直捣谭部巢穴，该部三百多人枪无一漏网，谭远村和景大麻子当场就擒。接着，我四支队南北两路军会师莱城，于农历三月初三在东关观寺广场开大会，宣布将四支队改编为山东人民抗日独立第一师，下属三个团，一个教导大队。由洪涛任师长，林浩任政委，孙陶林任政治主任，赵玉任参谋长；一团团长程绪润，政委景晓村；二团团长赵杰兼，副团长程鹏，政委程照轩；三团团长汪洋，政委张岗，参谋长崔介；教导大队长徐化鲁，政委谭克平。农历三月八日，省委以四支队名义，在莱城召开了由全县一百多位代表参加的会议，选举了县政委员会。事后，国民党复兴社骨干分子汪圣农、巩裕斋、吕仲明、董贡如、王竹泉、王乐斋及各区区长也急忙在东关开了会，并派巩裕斋、刘绥之、王竹泉三人前往秦启荣那里请求援兵。秦启荣得知莱芜发展了大批复兴社社员，认为基础不错，便亲率一个主力营(几个梯队合成),由泰安的鲍峄山、万金山梯队护送，发兵莱芜。被我打垮又重新拉起来的何进步梯队近二百人，也跑到泰莱边区峥峪镇一带，迂回接应。不久，顽军由泰莱边区雁翎关进入莱芜南山区野店村。我省委和独立一师获悉秦启荣进入莱芜，为了避免冲突，于农历三月十二日撤出莱城，转移至城西寨里镇。并由孙陶林同志起草一封公函，派王建青、徐子蔚去秦启荣部联系谈判。当日傍晚，他们赶到野店村，即向秦部讲统战政策，讲我军组织寺岭战斗和打博山城战绩等，希望他们不要搞磨擦，要团结抗战，表明了我方的来意。第二天，秦启荣开赴莱城，途中秦即派王竹泉对我王、徐二人暗中监视。到了莱城，秦又派副官刘元顺、政治部主任刘文贞在我代表住处进行威逼利诱。王建青同志明确表示说：“我是代表八路军四支队来谈判的，不是来投降的!”敌人见诱逼不成，当即将王、徐二人扣押起来，拴入马棚。王建青向秦部提出抗议：“你们非但不同我们商量谈判之事，竟然如此对待我们，这怎么能行呢?!”黄昏时，敌人把他们换到一间房子里，并派副官送茶送饭。王、徐二人以绝食表示抗议。在此情况下，秦启荣不得不答应解除关押，派他的参谋长孙钧野将我代表送出城西门。但是，就在王、徐返回的途中，敌人岗哨硬说他们是八路军的侦探，再次扣押，把他们捆在树上逼供，后又五花大绑押回莱城。狡诈的秦启荣貌似关心地前去安慰，说：“王先生为何又回来了呢?”王建青同志强压住心头的怒火，严正指出：“你们开具的通行证不盖章，有意制造事端，这分明是你们预谋好了的，何以问我?”秦启荣被驳得支吾不出，只好重新开了通行证，让我代表返回了部队。这次谈判经过，充分暴露了秦启荣假抗战，真反共的狰狞面目。第四次谈判 在王建青、徐子蔚二位代表前去谈判期间，我独立一师获悉秦启荣部在莱芜南部捕去我十二中队副队长刘子升(刘是前清秀才，蒙阴黄庄区小上峪人)等十四人，劫枪十四支。为此，林浩政委即派驻莱办事处吴卓先(吴建章)、亓善青二同志再去莱城与秦部谈判，临行前作了如下指示：(一)要去讲明我党的抗日政策主张，坚持不要搞摩擦，团结抗战，一致对外；(二)为了避免冲突，双方都不得占据莱城，秦部应撤出莱城；(三)双方必须无条件释放扣留人员，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在这之前，莱芜县一部分开明士绅和知识分子，听到秦启荣已进入莱城，我四支队撤退到寨里镇，他们担心双方会在莱芜打仗，地方遭受损失，便去莱城红万字会，拟在必要时出面斡旋。他们当中有：田佩之(北平进步教授)、郭子郁(莱城职业学校校长)、刘念兹(南京金陵大学毕业，县师范讲习所生物教员)、刘梅岑(北平中大毕业，中学教员)、许子翼(颜庄人，前清拔贡)、任瑞甫(东关士绅)、亓星甫(日本早稻田大学矿业系毕业)、刘铭常(莱城士绅)、杨荣轩(原为掖县人，后落户西关，士绅兼资本家)、吕志轩(国民党员，士绅)等十余人。我亓、吴两代表行至西关时，碰到刘梅岑，他们说明来意后同刘一起去红万字会磋商。这些开明士绅和知识分子听了我党的抗日政策主张，当场表示热烈欢迎，随即公推刘梅岑持我方介绍信与秦启荣联系，约定农历三月十三日晚双方代表在红万字会进行谈判。当晚，秦启荣派其参谋长孙钧野和莱芜县公安局长董贡如为代表，会同地方中间人士十余人，参加了这次谈判。开始，我代表即提出两军驻地问题。我方坚持为避免冲突，秦部必须退出莱城。而秦方坚持硬要把我部队逐出莱境。我方驳斥对方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国难当头，更应团结对敌，在莱芜土生土长的八路军四支队，为什么不能在莱芜抗战杀敌?又为什么一定要把四支队逐出莱境?这毫无道理。”秦方代表在我质问下张口结舌，无言对答。接着，谈判转入双方释放扣留人员问题。秦方代表企图推脱责任，终于抵赖不过，勉强达成以下协议：(一)次日(农历三月十四日)在两军驻地中间的兰沟崖村郭子郁家，双方继续谈判关于秦部退出莱城问题；(二)为了表示诚意，在谈判地点双方先释放扣留主要人员(秦方释放刘子升，我方释放谭远村)。这次谈判于深夜两点钟结束。第五次谈判 农历三月十四日上午，我方派赵笃生、陆干二同志为代表，并押解谭远村去兰沟崖村谈判。秦启荣仍派孙钧野、董贡如二人为代表前往。参加这次谈判的中间人有张川、郭子郁、亓含英等人。我方代表首先指出谈判双方应持的正确态度，然后强调双方都不占据莱城，秦方应退出莱城；我方先释放谭远村，秦方先释放刘子升。为了表明我方的诚意，当即把谭远村带到会场，以利交换扣留人员。然而，秦方代表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做法。他们押解刘子升同志到兰沟崖后，马上转移到另一地方隐藏起来，拒不交还我方；同时，孙钧野见我这次更换了代表，认为有机可乘，翻脸不承认双方前已达成的协议，并捏造事实，提出坚决驱逐我部队出境，强制我方赔偿谭远村县大队和何进步梯队的四百支枪和弹药等。双方谈判决裂。第六次谈判 还在秦启荣刚刚进入莱芜，何进步残部孤军深入泰莱边区峥峪镇一带策应骚扰时，我们曾发动泰安、莱芜硬拳道会众三千多人追打。结果，何进步的排长扁建木被会众打死，伤数人，会门也伤数人，石门官庄会众石某被俘。当时，道众见自己有人受伤，情绪大为低落。为了安定这一带会众的情绪，发动群众，反对磨擦，继续与秦部谈判，省委率独立一师于农历三月十五日由寨里镇南下，进驻了鲁西镇。此时，我方由赵笃生同志出面，动员范铭枢老先生(泰安人，前清增生，师范教员，主持正义的进步民主人士，后任我省参议长)约同亓养斋老人(前清举人，孙中山的护法议员，后任我泰山区参议长)前往莱城，旨在说服秦启荣不搞磨擦，坚持团结合作抗战。但是，虽经二老苦口劝说，犹如对牛弹琴，秦启荣死不回转，未起任何作用。第七次谈判 农历三月下旬，我方又通过中间人张川、亓含英(即亓呈华，北平中大法律系毕业)等人与秦部联系，约定在两军驻地中间十里铺村亓聚同(亓尧同志的父亲)家双方继续进行谈判。秦部代表仍为孙钧野、董贡如二人。中间人是张川、亓星甫、于秉法、亓含英等。在这次谈判中，我方代表重申：(一)双方都要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搞磨擦，团结合作抗战，一致对外；(二)为了避免冲突，秦部应退出莱城，双方都不占据莱城；(三)双方都要无条件释放扣留人员，我方已首先释放谭远村，秦方应交出我方被扣人员刘子升同志；(四)建立抗日民主县政府，实行抗日民主政治，召开全县各界代表会议，民主选举县长；(五)八路军四支队驻莱办事处是四支队对外办事机构，是抗战的，应在莱芜全县范围内公开合法的开展抗日工作，秦部不得干扰破坏。但秦方代表闭口不提我方提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反而提出：(一)四支队必须撤出莱境；(二)四支队必须归还谭远村县大队和何进步梯队的枪支弹药；(三)四支队驻莱办事处不得在莱芜活动；(四)同意双方释放被扣人员。秦方代表所提，除第四条外，其他均系无理要求。我方代表对其反复讲明理由，予以驳斥；并说明我方意见符合抗日救亡的民族利益，符合双方军队和全县人民的共同愿望。双方意见距离很大，虽经激烈辩论，一直不能统一，地方中间人士亦无可奈何，谈判遂告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