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淑

1939年10月投军，因有郴州惠爱医院两年实践经验，被分配到第5战区第22集团军独立工兵13营医务室任中尉司药员；随部从湖南邵阳开拔往湖北襄阳前线，驻樊城、枣阳近五年，在炮火中救护伤员，不丢下伤员逃跑。

湖北襄阳；樊城；枣阳

在独立工兵13营医务室救护伤员，哪怕敌人炮火从头上飞过，也不丢下伤员逃跑，必须沉住气对伤病员进行抢救包扎，最后撤离，对老百姓也一样。

无

丈夫陈希纯；营长萧树云；车副营长；结拜五兄妹

国难当头，陈淑抱着“宁可从军死”的信念，奔赴抗日前线，成了一名抗日女军医。在军营里，陈淑遇到了昔日的结拜义兄陈希纯，没想到却被“被逼”与他举行了婚礼。胜利前夕，一纸命令让陈淑退伍，她本想申诉，可想到陈希纯还在军中，只能默默忍受。大溃逃中，陈淑与陈希纯匆匆道别，本想经香港转去台湾团聚，奈何因没种天花疫苗不被允许入港，就此天各一方。这对抗战夫妻，分处海峡两岸，默默地相互坚守独身，一未再娶，一未再嫁。一、我叫陈淑，1919年农历三月初一出生在湖南郴州，我的父亲是北伐名将叶挺手下的军需官，我的叔叔在1926年秘密加入了共产党。1927年夏，我的家庭发生了很大的变故，父亲作为军需官，因压力过大积劳成疾，一病不起后被部队送回了家里。几乎同时，叔叔的共产党身份暴露，也被国民政府逮捕入狱。那一年我只有8岁，不懂什么北伐、国民党、共产党，印象中有的只是奶奶、妈妈、婶婶们痛彻心扉的哭泣，还有就是好几次跟着奶奶、婶婶去给叔叔送牢饭。等我稍微长大后，渐渐明白了一些事情，父亲和叔叔的事让我难以释怀，迫切地希望自己能快一点长大为家人分担。12岁那年，我的脚被意外烫伤。家人送我到郴州惠爱医院去诊治、换药，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医院的护士工作。16岁时，经母亲同意，我如愿进入惠爱医院学习医护，这座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开设的医院，素以治院严谨、技术精湛闻名。通过两年的见习，认为自己的医学护理知识太匮乏了，便决定再进行系统性的学习，这样才能更好的治病救人。于是就考入了湖南省私立普爱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去往了邵阳。当然，在这两年里我还是很有收获的，不仅有了一些基础的医学知识，还教到了不少朋友，我跟陈希纯及另外3位同事因意气相投结拜成了“五兄妹”。那段时光很美好，离开后我一直也把五人的友谊放在心里，只是没想到，后来与陈希纯的友情会变成爱情。二、在邵阳正常的求学生涯只维持了一年多，从1938年秋开始，日本就出动了飞机对邵阳进行轰炸，先是零零星星，后来就越来越密集，到1939年秋天，轰炸成了家常便饭，多的时候一天甚至会有三四次。只要房屋多、人口多的地方都会成为日本人的目标，这群侵略者根本不会顾及平民，毫无人性可言。我们学校只能不断转移来躲避轰炸，有时候刚刚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没过几天又要搬离，最后只能躲入深山中。我当时就在想，与其东躲西藏被日军飞机的炸弹炸死，还不如去投军，要死也死在战场上。1939年10月，第一次长沙会战的捷报传来，整个邵阳都非常振奋，普爱护校也终于回到了邵阳城内。当时的邵阳到处是热血青年的爱国演讲，城里城外也满是誓死抗日、血战到底的大字标语。‘蒋委员长有令：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人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人人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看到这句标语，我瞬间被触动了，当即与几名同学下定决心去投军。当时部队很缺医护，我们很快都被批准入伍。因为我还有过两年在郴州惠爱医院的实践经验，所以没有再进行培训，直接被分配到了第五战区第22集团军（军直属）独立工兵十三营医务室，军衔是中尉司药员。我一开始很奇怪，为什么一参军就成了中尉，到了工兵营才知道，原来刚好有个职位空缺，上级又对我在美国人开办的医院工作过的经历很看重，所以才让我“捡了个便宜”。我领中尉军衔制服时还领到了一本国民党党证，我没填写什么加入国民党的申请书，但因为抗日，就算是入了国民党。在男人成堆的工兵营里，我是很受优待的，从湖南邵阳开拔往湖北襄阳前线时我被允许单独骑马，并且前面还有一位战士帮我牵着。这可是军官才有的待遇。我觉得这样有些不好意思，一再说不要骑马，在护校逃难，我也是两条腿走路，我可以行军，可营长萧树云说，‘就你一名女军官，让你骑，你就骑，服从命令！’也是在工兵营，我发现了我的“义兄”——曾经在郴州惠爱医院担任医生的陈希纯。他比我早一些入伍，军衔也是中尉，这点让我有些羞愧，我护校还没毕业，参军又比他晚，军衔却跟他一样。当时我跟他还是在互有好感的阶段，直到工兵营车副营长的“相逼”。三、工兵营当时只有我一个女孩子，有些男军官就向我表露了倾慕之情，其中车副营长最热情，这让我有些不知所措。我当时还没想过结婚的事，所以车副营长来找我时，我总会把陈希纯搬出来，说我们原来就已认识，彼此有情有意。没想打车副营长不相信，跟我说：如果你们真的早就认识，而且又是恋人，那就立刻结婚！如果不结婚，那我也可以追求你，我要和陈医官公平竞争。我只能说自己是来抗日的，不是来结婚的，没想到车副营长更加激动，说结婚不妨碍抗日，如果我和陈希纯结婚，他就祝福我们，我只要成了陈医官的妻子，他是绝不会去追求陈太太。战争年代，士兵随时都要上战场，谁也不能保证下一次会不会牺牲，所以一旦遇见喜欢的姑娘，恨不得马上表白。我有些着急，其实那个时候，我和陈希纯没到谈婚论嫁的地步。被车副营长逼得无奈，我也只能去找希纯商量。希纯说那我们先把结婚的事给办了，这样副营长就不会再来找我，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我想，也就只能这样了。于是营长萧树云给我们挑了个好日子，营部还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军需官给备了点烧酒，车副营长也喝了不少。第二天，他头也不回就去了前方。他是真英雄，后来，车副营长也结婚了，他的太太还曾一度随军行动。四、虽然说跟希纯结婚有点被“逼上梁山”的意味，但我心里还是愿意的。在惠爱，希纯就是很优秀的青年医生。他个头高高的，除了工作认真，闲暇时还喜欢唱京戏、拉胡琴。逢年过节医院里组织活动，跑旱船、耍龙灯都少不了他。他脾气性格也好，对我医护知识的提高也有极大帮助。总之我们在一起有得聊，有说不完的话。我们有共同的爱好、信仰，还有使命，要不是战争，这是多少夫妻梦寐以求的。结婚后，我跟希纯的感情很好，他是医生，我是护士，我们在照顾伤员时总是尽心尽责，哪怕敌人的炮火从头上飞过，我们也不会丢下伤员逃跑，必须得沉住气对伤病员进行抢救包扎，最后撤离，对其他老百姓也是一样。闲暇时候，希纯拉二胡，我唱京剧，我俩最喜欢《四郎探母》里的一折：“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里面有离别，有遗憾，有重逢，有人间百态。没想到的是，后来我与希纯也有离别，有遗憾，可重逢时却天人永隔，真是人生皆苦。五、我们所在的独立工兵13营，先是驻扎樊城，后驻扎湖北枣阳附近。在樊城、枣阳的近五年时间里，不论枪炮声或远或近，我从来就没有害怕过。但1944年底，我刚从前线回来休息，却得知营长换人了，然后就有人给我送来一纸命令，我一看，头都懵了，只记得上面大概写的是：陈淑，女，有贡献，但不适合继续在部队服务！我很不理解，我想去找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去重庆找蒋委员长告状，不是说人不分男女老幼，抗战人人有责吗？但是有人劝我，说你丈夫还在部队，如果告不赢，他也会受牵连。没办法，我只好去了后方重庆。抗战胜利，希纯也离开部队到了重庆，在重庆的劳工医院继续做医生。我在重庆生了二女儿，成了专职母亲。内战爆发后，部队不断来信召希纯重新入伍，希纯不想去，我也不想让他去。后来有个朋友说，南京‘交警总队’也缺医生，希纯认为交警总队不会参与打内战，就同意了。于是全家去了南京，希纯也晋升做了上尉军医。在南京，我们住在南京的南台下关，房子的墙壁是用篾片和泥巴糊成的，条件很简陋。不过这样的生活我们也觉得很幸福，在这里有了第三个女儿。1949年初，小女儿才满两个月时，就有消息说解放军要过江了，交警大队让家属们先撤离南京。离开南京的那天，月台上熙熙攘攘，站满了军人和家属。一对对离别的夫妻拥抱告别，军属泪眼婆娑中，带着孩子拎着行李登上了火车。孩子们第一次坐火车非常高兴，她们开心地笑着，闹着，完全不知这对我们一家人来说等于什么。希纯的部队也乘这列火车开拔，我们是一起离开的南京，只是军人和家属在不同车厢。我们家属到达湘南郴州后，又传来消息说，部队里的官兵要去福建，事情紧急，甚至不许官兵回家探望家人。分别前，希纯赶来抱着孩子一个一个地亲吻，我们在人群中相拥流泪。六、很快，我又收到消息，说希纯的部队要去广州了，我心里很不安，总觉得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马上带着三个女儿做火车出发去追部队。不知坐了多久火车，后来又改乘汽车，一路颠簸了多个城市，可始终没能找到人。到达广州后，我最后一次听说了希纯的消息，他们已经乘船去台湾了。希纯托人留了一封信，说他曾经偷偷跑下船，打算与我们母女团聚，但是被宪兵发现，差点遭到枪毙。他希望我们母女能先去香港，再转道台湾。我本来也打算这样做，可那时候的香港有规定，入境者必须接种过牛痘，偏偏我小时候没种过，只好先留在广州，等等看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我带着三个年幼的女儿，通过广告，我在火车站附近找到了一间价格低廉的二楼出租屋。说是屋子，其实就是在过道靠墙支起一张简陋的板子床，能睡下我们娘四个。我帮人干点零活儿贴补家用，常常忙不过来，就要六岁的大女儿帮着带两个妹妹。下楼时，二妹跟在姐姐后面，扯着姐姐的衣服怕摔着，大女儿手里还得抱着几个月大的三妹，因为不方便，只好把三妹扛在肩头。有时大女儿兴冲冲地跑回家，捧着碎块木片给我看：“妈妈，我刨的木头可以当柴火用啊。”这些都是她看到铁路上的枕木腐烂，用稚嫩的小手，一小块一小块地抠下来的。我抚摸着女儿满是污垢的小手，心疼得直掉眼泪。在广州苦苦煎熬一段时间后，小女儿得了重病。我想尽办法救治，但都没有效果，她最终还是夭折了。那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我用一块干净的包袱布裹着小女儿，在一棵大树底下的废弃绷子床，我把小女儿放在绷子床上。我趴在地上失声痛哭，一边喃喃自责，我对不住希纯，没有保住小女儿的性命，千万别怪我呀。两个女儿也哭了，周围有人在看我们，二女儿不许别人围观，使劲轰他们走开。后来请人用草席子滚成卷，埋到野外乡下去了。希纯迟迟没有音讯，夫妻始终无法团聚，但我总记住分别时他的话：让我照顾好自己，等着他，一家人一定会有团圆的那一天。我在广州等了八个月后，再也熬不住了，只好带着两个女儿先回了重庆，然后回了希纯的湖南老家双峰县。七、抗美援朝爆发后，前线撤下来很多志愿军伤兵，医院的人手非常紧张，希纯的姐姐正好在湘潭惠景医院工作，就介绍我过去。有份工作就能多点钱，养女儿的压力也会小很多。当时我一边紧张工作，一边盼着和希纯团聚，日子过得还十分充实。当时也有人想给我介绍对象，湘潭市副市长夫人还说让我跟一位南下的干部认识一下，但是我都推说家里女儿还小，连‘见个面’都没答应。职务那些在我眼里都不算什么，解放前大部分人都是包办婚姻，还有同姓不通婚’这一套束缚，而我跟希纯是自由恋爱，就连蜜月都是在飞机炸弹和枪炮声中度过的，这样的感情，到哪里还能找到呢。我实在在想，共产党这么厉害，能把美军都打回三八线，那一定也能解放台湾，到时候我跟希纯不就团聚了吗？我的心里只有希纯，就容不下别人。可是没想到，这解放台湾的大事，我和希纯始终是没等到啊。抗美援朝之前，希纯还给我写过几封信，但是后来就音讯全无了。1973年我那嫁给国民党军官的妹妹也转寄了一封信回来，但是信到时我在上班，我弟弟帮忙代收了，他担心会有什么影响，就直接上交给了组织，没有告诉我。直到1979年全国人大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弟弟才把事情告诉我，我马上按照原地址寄信回去，可得到的却是“查无此人”的退信。1987年，费尽千辛万苦，我跟妹妹终于重新联系上了，她怕我受不了，一直没敢告诉我希纯已经去世的消息，就偷偷向我女儿说了。往后的一段时间里，女儿经常会问我：要是爸爸不在了，你会怎么样？每当有这样的问题，我都会冲女儿发火，怎么可能不在呢？我都还在啊，我都还在等他。八、1988年，妹妹要回乡探亲了，在她回家的前一天，她终于告诉我，希纯1977年就走了，走的时候，还没过63岁生日。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我这一辈子都忘不掉，为什么啊。我前段时间才听说国家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我以为过不了三五年希纯就回来了啊。我这么多年没有结婚，就是一直在等他啊，湘潭统战部的人曾让我去录音，说录音带会送到附件去广播，我的丈夫一定会听到，我很高兴地去录了。我管的不是统战，我只是想让希纯知道我还在等他。我本以为即便我们都已经六七十岁了，还能互相搀扶余生，我甚至都想了以后一起的日子该怎么过。但......他怎么能就这样走了啊。为什么上天对我这么不公平，连他去世都是十多年后才知道。我哭了一个多月，感觉眼泪都已经流干了，可，这一切又能怎么样呢？妹妹回来后，我想知道希纯在台湾是怎么过的，过得好不好，通过妹妹之口，我才知道希纯一直也没有再娶。其实我本来什么都想过，希纯那么优秀，那么乐观，走到哪里都会有女医生、女护士喜欢的，就算希纯熬不过去，跟别人结婚了，我也不会埋怨他。可是，我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他六十多岁就走了。他在台湾的日子也很简单，因为金门炮战，他的一只耳朵被震聋了，1959年从部队退役，在高雄开了一间诊所。希纯是个好人，有病人来，能给钱，他就收点钱；没钱的病人来看病，哪怕给点米，他也会给人家看病。这样注定发不了财。在高雄，希纯就和我妹妹、妹夫住得不远，因为妹妹的二女儿长得像我，希纯就认这个姨侄女为自己的女儿，视如己出。他也一直把我放在心里啊，可为什么要狠心地把我抛下了呢？九、1988年得知消息，往后花了两年的时间把各种手续办好，1990年4月我先到了香港，后又转机到了高雄。妹妹一家陪着我，去市郊的陵园中看到了希纯，他走的时候还是活生生的，可再见已躺在冰冷的土地中。我轻轻地抚摸着希纯的墓碑，忍不住痛哭失声。我跟他有一张戎装的结婚照，但是在特殊年代被烧掉了，本以为他这里还保留了一张，但是在他的遗物中没有找到。我能带回来的，只有他的军官证、退役证，还有他在高雄开办私人诊所的行医执照等等，这些照片让我又一次无比伤感。我们分隔两地，我身边至少还有两个女儿，可他始终都是孤零零一个人啊，就连照片也是孤零零的。从台湾回来后，我写了一份遗嘱放在随身带的小钱夹里，交代女儿后事一切要从简，然后把我骨灰洒进大海。或许随着海流，我与希纯能够再次相遇，永不分离。

郴州惠众志愿者协会志愿者远赴湘潭，与当地志愿者一道为郴州籍的湘潭抗战老兵陈淑奶奶祝贺百岁生日，奶奶耳聪目明，记忆极好，与郴州志愿者聊起儿时在郴州的记忆，历历在目。

女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