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珍

昆明军医大学第二分校第三期

1942年初报名参加远征军，成为中国远征军第196医院中尉军医；到缅甸后，196医院设在八莫飞机制造厂内，医务长为伍启伦，两人在医院举行简单婚礼；4月伤员增多，4月下旬形势不利，医院遭日机轰炸；4月底一天中午警报响起，飞机制造厂火光熊熊，伍启伦组织医护人员带上药品和干粮疏散到附近树林；傍晚听到八莫方向炮声，决定转移；伍启伦和10名医护人员带着80名轻伤员开始转移，在岔路口看英文路牌后果断选择往云南方向；因公路目标太大，在密林中用指南针辨别方向行进；干粮药品有限，每人每天只能分到维持生命的饼干，药品尽量节省，怕生火暴露行踪只能饮山泉水；伤员争着为医护人员背药箱；宿营时陈庆珍和护士尽快为伤员检查伤口、换药，并了解伤员思想情况，鼓励树立信心；历尽艰险到达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和顺乡民沿街搭粥棚，拿出咸菜藠头、腌菜、豆豉，喊“抗日的将士们，你们辛苦了，到家了，喝碗粥吧”；稍事休息后继续赶路，在惠通桥旁回首西望，撤退的部队和难民不断涌来，满目凄凉，想起两个弟弟悲从中来放声痛哭；在丈夫安慰下过惠通桥，在保山瓦窑兵站伍启伦联系汽车，把80名伤员一个不少送回昆明；后调昆明陆军总医院工作。

远征军入缅作战、野人山撤退

缅甸八莫；密支那方向；野人山；腾冲和顺乡；惠通桥；保山瓦窑

医院遭日机轰炸，飞机制造厂火光熊熊黑烟冲天；在密林中用指南针辨别方向行进；和顺乡民沿街搭粥棚，咸菜有藠头、腌菜、豆豉，乡亲们亲切地喊“抗日的将士们，你们辛苦了，到家了，喝碗粥吧”；在惠通桥旁回首西望，撤退的部队和难民不断涌来，满目凄凉。

无

未婚夫伍启伦（中校军医、196医院医务长）；哥哥方学文（化名李文光，黄埔11期，台儿庄阵亡）；弟弟方学章（黄埔17期，缅北反攻中头部脊柱受伤，升少校营长）；弟弟方学义（失踪）；伍启伦弟弟伍启聪（广西阵亡）

她叫陈庆珍，原是云南玉溪的名门闺秀，作为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她不愿意做传统的妇女，而是选择做了一名军医。1942年，陈奶奶带着嫁妆和恋人一起走上缅北战场，那时她刚22岁，满怀激情。但几个月后，她就知道了什么叫战争。远征军大败，野战医院跟着大部队撤退，陈庆珍带着伤病员一脚踏入惨绝人寰的野人山。在原始丛林走了一天又一天，眼前还是大山连大山，干粮早已没了，军装早已破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让队伍几近崩溃。负伤的小战士痛苦地看着她，绝望地说：“姐姐，我饿得怕是活不成了。”很多远征军将士，都没能走出野人山。陈庆珍是幸运的，她活着回到了祖国。她一直记得，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乡民沿街搭起粥棚，把家里仅有的咸菜都拿出来，有藠头、腌菜、豆豉，亲切地喊道：“抗日的将士们，你们辛苦了，到家了，喝碗粥吧！”所有人泪流满面。陈庆珍回首望去，撤退的部队和难民不断涌来，她悲从中来，哭到不能自已。她说，自己参军不是因为爱情，是为了爱国，但才几个月就狼狈撤退，连穿的衣服都没有，回去怎么向亲人们说呀。临别时，陈奶奶拉着老兵爷爷的手说：“老哥哥，你一定要挺住，现在天已经亮了，终于有人来记录我们的故事了……”当时的我还不知道这句话的分量。陈庆珍于1920年出生于云南玉溪的大户人家，本姓方，家中有一兄长及两个弟弟。因姨妈家无子，她过继到姨妈家，随姨妈家姓陈。陈家也是当地的名门，陈庆珍不仅被视为掌上明珠，还受到良好的教育。1938年，陈庆珍就读于昆华女中。学校在呈贡的海晏村，系滇池之滨，湖光山色。周日，与同学漫步在滇池畔，谈人生，谈理想。当时的理想就是在国家危难之际要有所作为，最好能做一名医生，一能报效国家，二是经济能独立，将来能自立，不依靠任何人。第二年，陈庆珍进入云南军医学校为地方培养县一级卫生骨干的医专班。由于战事紧迫，同年医专班转为昆明军医大学第二分校，陈庆珍成为该分校第三期学员。1941年初，陈庆珍认识了已是中校军医的伍启伦。伍启伦的父亲伍泽亭是马来西亚爱国华侨，积极参与组织南侨机工回国支援祖国抗战。共同的志向使得这对年轻人相知相爱，他们相互鼓励，有了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报效国家的决心。陈庆珍有拳拳报国之心不是偶然的，她的兄长为她起到了模范作用。她的哥哥方学文背着父母，化名李文光报考黄埔军校，成为黄埔军校第11期学员，毕业后在滇军服役。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方学文随60军奔赴抗日战场，送别哥哥时，陈庆珍说了一句话：“你先走一步”！震惊中外的台儿庄战役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彰显了中华儿女的英雄气概。在保卫祖国母亲的浴血战斗中，有近两万名云南人民的优秀儿女长眠在台儿庄的土地上，陈庆珍的哥哥方学文就是其中之一。在她上学的同时，她的弟弟方学章也考入黄埔军校第五分校，成为黄埔军校第17期学员，毕业后被遴选为龙云护卫团的中尉排长。她最小的弟弟方学义也参军入伍，投身到保卫国家的军队中。岁月匆匆，转眼到了1942年初，中国政府组建了一支10万人的远征军赴缅甸作战。就读于军医大学三年级的陈庆珍毅然报名参加远征军，也是当时全校唯一报名要求上战场的学员。军医署同意了陈庆珍的请求，她成为中国远征军196医院的一名中尉军医。与她同去的还有：未婚夫伍启伦，弟弟方学章、方学义。到了缅甸后，196医院地址在缅甸八莫飞机制造厂内，医务长是伍启伦，这对心心相印的恋人在医院举行了简单的婚礼，这样的战地浪漫曲，在远征军中传为佳话。1942年4月初，有伤员陆续住进医院，医护人员开始了忙碌有序的救治工作。4月中旬，伤员来的很多。4月下旬，形势对远征军十分不利，医院也遭到日寇飞机轰炸，警报声一响，医护人员就要安排能行走的伤员疏散，不能行走的要转移，瘦弱的陈庆珍也经常抬担架。鉴于局势紧张，伍启伦未雨绸缪，把重伤员和不能行走的伤员转移，准备了一些药品干粮，以备不时之需。4月底的一天中午，警报声响起，同时飞机制造厂火光熊熊，黑烟冲天，伍启伦迅速组织医护人员带上药品和干粮疏散，躲在医院附近的树林中。傍晚，已隐约能听到八莫方向传来的炮声，打探情况的人回来说，飞机制造厂和医院都空无一人。伍启伦当机立断，决定转移。伍启伦和10名医护人员带着80名轻伤员开始了艰辛的转移之旅。在一个岔路口，有一英文路牌，伍启伦看后知道一条通往密支那，一条通往云南。伍启伦果断决定往云南方向走。在公路上行走目标太大，队伍又多是伤员，遇到轰炸疏散极不方便。为了不让伤员再受到伤害，只得在密林中用指南针辨别方向行进。回国的路是一条充满荆棘的路。所带的干粮、药品有限，且前途未卜，每人每天只能分到维持生命的饼干，药品更是要尽量节省。因怕生火暴露行踪，只能饮山泉水。伤员们是那样的坚强，在自己行走都很困难的情况下，还争着为医护人员背药箱。宿营时，陈庆珍和护士要尽快为伤员检查伤口，换药。陈庆珍还要了解伤员的思想情况，鼓励他们树立信心，克服困难。但当她独自一人时，不禁潸然泪下，心系两个弟弟，不知他们的命运如何。历尽艰险，他们终于到达了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令陈庆珍终生难忘的是和顺乡的人民沿街搭起的粥棚，咸菜有藠头、腌菜、豆豉，乡亲们亲切地喊道：“抗日的将士们，你们辛苦了，到家了，喝碗粥吧！”看到这样的情景，所有人泪流满面。战事紧迫，不敢久留，稍事休息后继续赶路。在惠通桥旁，回首西望，撤退的部队和难民不断涌来，满目凄凉，想起两个弟弟，悲从中来，不禁放声痛哭。在丈夫的安慰下，陈庆珍忍住悲痛，步履蹒跚地过了惠通桥。在保山瓦窑兵站，伍启伦联系了汽车，把80名伤员一个不少地送回了昆明。经过痛苦的等待，1942年底，陈庆珍得到了两个弟弟的消息：方学章还活着，在中国驻印军，后来方学章参加过缅北反攻，在攻占密支那的战役中头部、脊柱受伤，九死一生，战功卓著，从上尉连长擢升为少校营长。方学义则下落不明，直到抗战胜利后，对方学义的结论都是失踪。陈庆珍曾含泪说道：“希望在野人山上那些在枪架旁的远征军战士的白骨中，有一具是弟弟方学义，他和战友在一起……”不幸的是，伍启伦的弟弟伍启聪也在广西战场上阵亡。陈庆珍后来在“昆明陆军总医院”工作，1949年12月参加起义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整编第13军军部卫生处上尉军医。陈庆珍曾淡定地谈起往事，她说道：“个人是渺小的，但我今生问心无愧。对国家，我尽了忠！在国家危难之际，我投笔从戎，参加远征军奔赴抗日战场，置生死于度外；对社会，我尽了责！我的工作是迎接生命的，从到石屏卫生院工作至1975年6月退休，接生了多少个婴儿我自己都记不得了；对家庭，我尽了力！我含辛茹苦把四个孩子抚养成人，如今已是四世同堂，我颐养天年，就是不在了，也能瞑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