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汉忠

黄埔军校第7分校第17期步科

1939年在宁波上中学时，见中央军校第7分校招生告示，经老师王世琯动员，与同学报考黄埔军校；到浙江金华受训一个月后，因日军轰炸频繁，奉命步行迁往西安；经江西、湖南、广西桂林、贵阳、四川、秦岭，1940年2月到西安王曲，编入黄埔军校第7分校第17期12总队；1943年3月12日毕业，分配到新编第1师第1团第1营第3连任少尉见习排长，部队驻紫荆关当预备队；1945年3月西峡口战役打响，4月中旬新编第1师投入战斗，任排长指挥全排作战；战斗中带一个排迂回敌后，经过封锁线时与敌接火，用加拿大冲锋枪扫射掩护，左额头被流弹击中负伤；副排长将其背下战场，简单包扎后送咸阳第72后方医院；后转西安第四荣军疗养院，得知日本投降，上级发胜利纪念章，每人升一级，晋级中尉。

西峡口战役

浙江金华；西安王曲；紫荆关；西峡口；咸阳

西峡口战役战斗一开始就很激烈，日军进攻时先飞机炸，再山炮轰，最后步兵冲；很多地方守不住就后撤到下一道防线，有些阵地长官命令死守；激战两天两夜后，连长命令带一个排迂回到敌人后方，经过封锁线时与敌接火，位置比较靠前，用冲锋枪扫射掩护排里弟兄，这时左边额头被敌人流弹击中；子弹在额头上打了个坑，还好打歪了，没有打到骨头；排里一个弟兄大腿被打了一枪，右边打进去左边出来，血冒出来，他用东西把腿上两个洞堵住，一只脚跳进战壕；负伤后副排长背下战场，简单包扎后送咸阳第72后方医院，负伤那天医院看见大卡车装了十几卡车伤员。

左额头被流弹击中，子弹打了个坑，未伤骨头；行军途中脚在雪地里冻得变形

四叔；老师王世琯；胡宗南；熊向晖；邱清泉；师长黄永赞；代旅长穆宗禹；师长吴廷麟

我老家在浙江宁波奉化的西坞镇。邬姓是当地的大家族，我祖上曾经做过清朝的官，蛮大的。1924年8月19日出生，上面有两个姐姐。生下来三天就没有了母亲，可能是难产死的，到了八岁就没有了父亲，后来是我的四叔把我养大。四叔对我很好，除了供我吃穿把我养大，还培养我读书。1939年，我当时还在宁波上中学。到了我们学校放暑假的时候，日本人已经打到绍兴，离我们家乡很近了。有一天我上中山公园去玩，看到了招生的告示，上面是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招生，我当时就想去考。我的一个老师叫王世琯，北京美术大学毕业的，他患有小儿麻痹症，走路要用拐棍。这个老师是个国画画家，他除了教书，也在四处在做抗战的宣传工作，（当时）我正在下面给画填颜色，他动员我参军。我当时还小，这个王老师跟我们介绍了当时的抗战的形势，全国的情况相当严峻了，好多热血青年共同参战。我们于是也都准备考军校，去参军，学到本事打日本。这个王老师、我以及另外一个同学我们三个商量好去报考黄埔军校，结果我们都考上了。我和另一个学生去报到了，但王老师没有去。后来才知道，他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可能有别的任务，他没有去。解放后，他是浙江奉化中学的校长。到部队的时候，我不到17岁。当时部队的驻地在浙江金华，我们在当地受训了一个月，就没办法继续了。当时日本鬼子天天来轰炸，老百姓很遭殃，我们也很危险，那时候浙江已经是前线了，我们这些学员再在这里很危险。不久，我们接到命令，要我们到后方去，去西安继续训练。从金华到西安，我们是一路走到西安的。日本人沿着长江往西打，直接走走不通，我们就只能绕道，经过江西、湖南、广西桂林、贵阳、从四川过蜀道、翻秦岭，绕着中国南方走了一大圈，最后1940年2月份到了西安。我们一个大队大概六百多人，路上就死了一百多。特别是在贵州一带的时候，瘴气很重，很多人身体不舒服，路上还有害病的。考进军校的一般好多都是初高中学生，都有一定的文化，很可惜。我们一共走了三个半月，也是一个长征的路。我们一路上穿的草鞋，布褂子，冬天也是这样，我的脚到现在都是变形的，就是当时在雪地里冻的，那时候我们也爬雪山的，就是川西一带的雪山。到了西安，我们驻扎在离西安还有六七十里的一个地方，叫王曲（注：应该是王曲镇），总算安全了。我被分配到黄埔军校7分校17期12总队，我们学校是10中队到15中队，六个中队分别属于三个大队，还有一个蒙古骑兵大队。一个中队150人到两百人，一个大队大概500多人。我们17级学生就有这么多。军营已经建好了，我记得学校门口的对联是：铁肩担主义；血手写文章。横批是：继往开来。12中队全部都是浙江人，都是从浙江考进去的一批学员。当时军校的老师给我们讲抗战的形势，比如和苏联联合了，美军也是我们的盟友等等。还有就是基本的训练。那时候我们在军校学的东西很多，学步兵操典，还有小股部队的战术演练，比如野外潜伏。还有枪械的熟练使用，马克沁机关枪我能蒙着眼睛拆开再装上，这些都是要熟练的。这个不是白练，主要是为了防止夜晚作战时，快速转移的时候，看不见的情况下，能够熟练装卸枪械，这都是基本功。还有排雷的训练，就是手工排除地雷，我们也练过。我们七分校的具体负责人是胡宗南，他是主任。胡先生个子不高，稍微胖一点，经常来看望我们。胡先生也是浙江人，是浙江湖州人。我有一次还拦住胡先生送报告。我那时候身体不好，很瘦，营养缺乏，我就打了个报告反映情况，有一天胡先生来学校我就在路上拦住了他。我也没有怕他，觉得这是合理的要求，胡先生很客气，就说有什么困难让我报告给熊向晖，那是他的机要秘书。后来就批下来了300块钱营养费。胡先生培养的人很多，他自己的机要秘书叫熊向晖。他对熊很栽培，胡先生来部队视察，（熊向辉）在他跟前，一直跟着他，后来才知道是周总理派来的共产党地下党员。那时我也见过熊向晖，胡先生到哪里去他就到哪里去。七分校副主任是邱清泉，他也是浙江人。我见过邱清泉，他个子不高，我们和他接触的时候感觉他比一般高级官员要温和，很客气，不像（电视上的那样粗鲁）。他嘴巴有点（向左上角）歪，是战场上负伤的。他负过好几次伤，在北伐的时候就负伤。黄埔军校的校长当然是蒋中正，他对黄埔的学生很重视。在这之前他也来过学校，他来陪同罗斯福总统检阅学员。那时候我们营养都跟不上，12中队最差，他来了之后给我们给我们提了特别营养费，来视察的时候蒋先生一身军装，很精神。1943年3月12号我从中央军校七分校十七期步科毕业，分配到新编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营第三连当少尉见习排长，我们部队驻扎在紫荆关当预备队，师长是黄永赞。1945年三月，西峡口战役打响，到了4月中旬的时候，新一师也被投入战斗。战斗一开始就很激烈，日本人进攻的时候先是飞机炸，然后是山炮轰，最后步兵冲。很多地方都守不住，一般我们守不住就要后撤，到下一个防线阵地再守。有些阵地长官命令不许撤退，要死守。军令下达说了死守，就要死守的。守不住人死了，找不到你算账。守不住，人活着，枪毙。守住了，人活着，嘉奖。那时候我是排长，指挥全排战斗。我拿的是加拿大冲锋枪，铁柄的，25发一梭子，一般就压20发子弹，弹夹压太满的话，弹簧弹力不够，子弹送不上来。开始的时候，部队还能吃上几顿热饭，战斗一开始就不行了，部队到处跑，怎么来得及吃？前线的部队多了，人数也多，一打仗就供应不上，只能吃部队发的干粮，就是干面饼，太干了，呛嗓子。这一仗我们和日本人激战了两天两夜，之后连长命令我带一个排迂回到敌人后方，就是正面攻击困难的时候，绕到敌人的后面，这些战术我们在军校都学习。经过封锁线的时候，跟敌人接上火了，我的位置比较靠前，用冲锋枪扫射掩护排的弟兄，就这时候我左边额头被敌人的流弹击中（左眼角向上的位置）。当时我没有在意，疼也不知道，我还拿着冲锋枪专注地监视着敌人，血流到眼睛上的时候才发觉，血淋淋的。子弹在我额头上打了个坑，还好打歪了，没有打到骨头。（注：是侧面弹片擦过）日本人的步枪子弹射程远，他们打得很准，但是打上去属于贯穿伤（注：三八大盖），就是打进去多大的洞出来也是多大的洞，有的枪打的不一样，进去一个小洞出来是一个大洞，这个伤害特别大。当时我排里一个弟兄大腿就被打了一枪，右边打进去左边出来，血就冒出来了。我问他要不要紧，他说不要紧，他用东西把腿上的两个洞堵住，一只脚跳着进了战壕，一会他说不流血了。应该没有打到骨头，很幸运。我负伤之后，副排长把我背下了战场，后来就简单的包扎，送到后方医院。我被卡车送到了咸阳的第七十二后方医院。我负伤的那一天，在医院看见大卡车装了十几卡车的伤员。西峡口战役是中国八年抗战中最后结束的一次战役，也是日军进攻的最远地方，战斗一直延续到1945年8月19日，日本才停止进攻。听说是日本战地指挥官不服输，假装没有收到命令，8月15日天皇宣布投降西峡口还又打了几天。我后来又转到了西安第四荣军疗养院，在那里我知道日本投降的消息，上级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枚胜利纪念章，每人还升一级，我被晋级为中尉。日本投降以后国军部队开始整编，我原来的部队整编后变成了15师135旅，代旅长穆宗禹，师长吴廷麟。我伤好后回到部队，安排我在旅部副官室当副官，我去旅部副官室报到的时候，旅长看我是浙江奉化人，就写了个条子让我去二十九军军部报到了。他可能是觉得我和蒋先生同乡，照顾我。我家和他家（蒋先生家）距离不到三十里。内战开始后，我们部队一直没有打大仗，一直到了1947年（3月），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进攻延安。我们部队在临川集中，准备进攻延安，当时（上级）很重视，以为要打恶仗，结果我们进延安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空城，一路也没打什么仗，根本找不到共产党部队，人家都撤了。后来我就和部队在延安驻扎，在三十里铺、二十里铺都驻扎过。战区副司令长官裴昌会（注：后来起义）来延安三十里铺来给我们训话，我当时在团部负责招待他，他生活上要求很高，我们准备了好茶叶招待他，我们的茶他一口都没有喝，就跟身边的人拿带来的好茶叶，他只喝自己带的。国民党的部队问题很多，一直存在。抗战的时候我的职务是少尉排长，一个排三十几个人，一个排三个班，每个班满员十五人，实际上一般只有十三四个人，很多开小差跑掉的，连长都没有汇报，军饷还是按照原来的人数领，吃空饷。打仗前，好几个月我们的军饷都没发。我的军饷那时候是少尉35块银元，中尉每个月55块银元，上尉是60块。小兵一个月3块。不是袁大头，是孙中山小头银元。有军需官领了军饷就跑了。这样的事情很多，我们都很生气，但是没有办法。还有自相残杀的。比方说有一些作战多年的老兵，当到了排长、连长就升不上去，因为他们没有文化，没有军校教育经历。他们看到我们军校出来的军官很嫉妒，甚至有作战时枪杀我们军校军官的情况。兄弟部队也不团结，川军还发生过逮捕枪杀来联络的中央军连长的事件。就是我们中央军和川军晚上碰头了，不清楚对方底细就要问口令，我们答对了，他们就要我们过去一个人，一个连长过去被他们抓起来杀了。这种事情很多，国民党军队的问题很多。进攻延安的时候，我们和共产党军队交火，他们很快就撤了，结果我们的飞机冲过来轰炸，自己一个连的部队都被炸死了，没有配合。其实当时我们也都不愿意打仗，打日本人可以，中国人打中国人不忍心。1947年，刘邓过黄河的时候，我在135旅司令部工作，奉命去领武器弹药去，回来的时候我们的阵地就被解放军解放掉了，我亲眼看见的。当时我们一个通信排的排长，在陕县守黄河渡口，看到对面的共产党部队里面一群十五六岁大的小孩过来了，拿出枪和手榴弹，我们的守卫排长就根本没有放枪。抗战的时候我们都是硬拼，现在士气完全不一样。我一看情况不对，就跑到了24师的72团。我们作为胡宗南的部队，从陕西败退四川的地方势力居然不让我们进四川。最后胡宗南打电报给蒋介石，蒋介石找了四川省主席杨森，后来才放我们进四川。我的证件、佩剑都在四川丢掉了，在四川的一个吴家祠堂里，连箱子带所有的东西都扔了。佩剑上写着“成功成仁”四个字，黄埔军校学生都会有一把。抗战胜利纪念章，其他证书都没有了。到了四川仗也没有办法打，我们一直撤退，后来部队被包围，对面是刘邓大军，我们就投诚了。本来是以为西南地形复杂，可以依托打一打的，抗战的时候日本人怎么也打不进去。但当时那种情况仗就没有办法打，XXX（某高级长官）为了投诚起义，主动把我们部队往解放军的口袋里送，这给他自己做本钱。解放后XXX在北京，和解放军高级将领关系很好，地位也很高，倒霉的是我们这些下级军官。我见过邓小平，他给我们讲过话。那时候（投诚后）我混在国民党的士兵队伍里，我也穿着国民党士兵的衣服。还记得邓小平给我们讲话：“乡亲们，同志们，今天你们解放了，人民解放军今天解放你们，你们愿意不愿意啊？你们愿不愿意参加我们人民解放军啊？”他一边走一边讲，给我印象很深。“有湖南人没有？有四川人没有？”解放军是你们每个人的家，愿意参加的可以报名。”他做思想工作很好，很亲切。投诚之后，把我们这些原来国民党的军官编在二野的军官训练班，改造思想，主要是讲马列主义，穷人闹革命的道理。后来部队里搞扫盲运动，又让我们去当文化教员，因为共产党部队里很多军官都是穷苦农民出身，没有太多文化。两千多个人参加考试，录取了二十多个人，我是其中之一。把我分到部队当文化教员一个多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当时有人到部队做动员工作，就让我们上前线，我没有去。一方面我思想有顾虑，我是一个以前的国民党，加入解放军有顾虑，怕做炮灰；另一方面，我打过仗受过伤，知道那是你死我活的事情，参军10多年，很烦战。我主动要求离开部队。这样我就被遣散回家了，回到奉化西坞镇的老家。回到家以后，我要到乡政府去登记，看见了我们那的一个副乡长，我认识这个人，他是我们本地人，以前的中共地下党员，我以前还给他们送过信，他认得我。他看到我的名字，就说：“哎呀，小邬，你走错路了！怎么去黄埔军校去了！”我说：“我是去抗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