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国纪

1938年14岁替兄从军，在蒙山县城集合步行到桂林，到部队后出操训练3天，因年纪小、身材矮被分配到师部少年队，在第46军55团第3连任通信兵；后到龙州训练将近1年；1939年11月日军在防城、北海等地登陆，所在部队在北海一带与日军激战，伤亡很大，后招兵扩充，未满17岁回家务农；1943年夏未满19岁再次从军，编入第46军175师，在柳州东泉训练结束后随部队调柳州鹧鸪江驻扎继续训练，后转战湖南、湖北，经历长沙、岳阳、益阳、雨阳、零乡等地；在洞庭湖与日军作战，将日军赶出鸭子江后随部队退回南宁、廉州、北海等地，又转移到柳州双桥驻扎；日军快打到衡阳时随部队开赴湖南参加衡阳战役；衡阳战役后随部队退回桂林，参加桂林保卫战；1944年底桂林保卫战中被日军打散，回家。

北海对日作战、洞庭湖作战、衡阳战役、桂林保卫战

北海；龙州；柳州；洞庭湖；鸭子江；衡阳茶山坳；桂林

在北海一带与日军激战，部队伤亡很大；防守时侦察兵白天侦察好地形和线路，夜里在前面带路，每隔50米插一炷香作为标记，部队跟着香火星行军，摸到敌营附近打一阵又沿着火星返回，敌军不知底细不敢出击；在洞庭湖与日军作战，将日军赶出鸭子江；日军进犯衡阳茶山坳时，老百姓没来得及疏散，部队下令限3日内疏散，衡阳城“只准出，不准入”；在衡阳与日军血战七天七夜，日军施放毒气，部队损失惨重；在衡阳郊区被5个日军紧追不舍，回头投掷一枚手榴弹消灭2个日军，迅速爬上小山坡，上面国军阵地轻机枪、重机枪一齐开火，保住了命；退到桂林时到处剪高压线、筑工事，白崇禧在操场上开会训话，严令死守桂林；桂林生活条件艰苦，往地面铺垫干稻草，晚上睡在稻草堆里，日军经常用大炮轰、飞机炸，一个晚上12点多钟日寇飞机一颗炸弹落在营房外20米处，震得耳朵都聋，6个战友被当场炸死。

连长黄文光（广西南宁四塘人）；村长廖杰平

我叫钟国纪，又名徐达汉，抗战时期使用钟国纪。父亲钟其安出生在广西平南县安怀乡山区姓徐的家庭，3岁的时候，由于家庭困难，被一位姓钟的没有生育的人，用箩筐挑到蒙山县文圩大明村灯挂组来抚养（抱养），随后就跟姓钟。1924年农历九月十二日，我出生在蒙山县大明村，排行老二。有大哥钟国年、弟钟国来、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14岁那年即1938年，国民党到处抓壮丁，二抽一。大哥时年18岁被征兵，家中弟妹尚幼，父亲已50多岁，母亲身体不好，家庭需要劳动力，我便听从当时村长廖杰平的建议，决定代兄从军入伍。父亲把我从家里送至三石村田垌，目送我步行远去，踏上抗日征程。就这样，大哥在家操持家庭，我替兄从军。当时同被征的一批新兵在蒙山县城集合，步行到桂林。到部队后出操训练3天，因我年纪小、身材矮，被分配到师部少年队。当时部队番号是46军55团第3连，在连队担任通信兵，跑腿给连长传话送信等工作，连长叫黄文光，广西南宁四塘人。后来，到龙州训练将近1年，1939年11月份日本侵略军在防城、北海等地登陆。在防守的时候，我军侦察兵在白天侦察好地形和线路，夜里侦察兵在前面带路，那时没有灯，都是摸黑行军。我们每隔50米插一炷香作为标记，部队跟着香火星行军，摸到敌营附近，打一阵又沿着火星返回。敌军不知我军的底细，不敢出击，也找不着我军的方向。就这样，我军经常在晚上去袭击日寇军营。当时，自己才15岁，年纪还小，这是第一次走上主战场。开始还有点害怕，但到后来看到随时都有炮弹炸响，随时都有战友倒下，就无所谓了！我所在的部队在北海一带与日军激战，部队伤亡很大，之后招兵扩充。由于我年龄还小，个子太矮。不久，我未满17岁就回家务农了。二次入伍，还是46军 我家有3兄弟，我未满19岁时，村里要求我家再次抽丁去从军。考虑到大哥持家，弟弟还小，我已满18岁，而且有从军的经历，我便再次从军，被编入国军46军175师。在柳州东泉训练结束后，随部队调到柳州鹧鸪江驻扎继续训练。之后随部队转战到湖南、湖北，经历长沙、岳阳、益阳、雨阳、零乡（个别地名是谐音）等地，我记得一次在洞庭湖与日军作战，经过一次激烈的战斗，将日军赶出鸭子江后，我就随部队退回南宁、廉州、北海等地，然后又转移到柳州双桥驻扎。当日军快打到衡阳时，我随部队开赴湖南参加衡阳战役。日军进犯到衡阳茶山坳时，因为老百姓没来得及疏散，部队下令限3日内疏散，此时的衡阳城“只准出，不准入”。在衡阳与日军血战七天七夜，日军在衡阳战役中施放毒气，部队损失惨重。在后来的抗战中，我是师部通讯兵，战争中通讯兵的安全系数高于其他兵种，当时的连队没先进的电台或通讯工具，只是在枪林弹雨中穿梭战场传达上级的命令。有一次，我在衡阳郊区被5个日军死死紧追不舍，差不多追上我的时候，我回头向日军投掷一枚手榴弹，消灭2个日军。然后我迅速爬上小山坡，上面是国军的阵地，那里的部队有轻机枪、重机枪一齐向敌开火，我的命也保住了。之后，国军第10军接战，我随部队退回桂林。退到桂林时，到处在剪高压线、筑工事。白崇禧在操场上开会训话，严令死守桂林。在桂林抗战时差点丢了命。那时在桂林的生活条件很艰苦，往地面铺垫上干稻草，晚上就睡在稻草堆里。日军经常用大炮轰，用飞机炸。有一个晚上12点多钟，日寇飞机的一颗炸弹落在营房外的20米处，震得耳朵都聋，6个战友被当场炸死。多年抗战，我命大，能活下来，但是，战死疆场有无数战友。我们在正面战场，敌人打来了，哪有地方可退？装备悬殊，也要迎战，我亲眼看到很多的战友为国捐躯。在桂林保卫战中，部队损伤惨重，我被日军打散，在1944年底回到家。我有4儿3女，四世同堂，子孙绕膝，都很孝顺。在部队回家后，当时家庭困难，被评为贫农，“文革”期间也没有受到冲击和打击，生活平平淡淡。2015年9月初，我获得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纪念章号码2015189088）以及慰问金8000元。（2015年9月20日口述）

2015年9月初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及慰问金8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