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中

1938年初由老乡刘正坤带到湘西泸溪，编入湖南保安第6团第3营第8连第1排；后调回长沙守卫东屯渡浮桥，检查过往行人；又调抢运组，两次到浙江金华兰溪运盐；1938年下半年到南岳参加保安团集训；集训后调邵阳西门守卫机场；1940年随老乡徐远科到湖南保安第3团第3营，守卫零陵蔡家铺机场，任传令兵；1941年调祁永警备司令部任特务队上士班长；后调祁零矿务局矿警队任特务班长、警长；1944年衡阳保卫战中参加巷战负伤，随赵君劢市长突围；后押运德国钻探机设备撤往广西，在贵州都匀加入税警总团独立第5营任三连一排副排长；后改编为军事委员会交通巡查第2总队，在长沙迎来日本投降。

衡阳保卫战

衡阳城内财武门、铁达门；邵阳机场；蔡家铺机场；东屯渡浮桥

1944年6月衡阳保卫战，送矿长女儿入城，换黄军服隔河鸣枪喊话才得第10军渡船入城；城内日军先头部队已突进，与第10军战士在财武门、铁达门参加巷战；白朗宁手枪子弹打光后操步枪白刃战，先后撂倒两个朝鲜、蒙古“二鬼子”，第三个鬼子刺掉帽子、刺在右胸口，被子弹带和弹夹挡住只划开小口子，被战士抬下火线；当天带矿长女儿跟随赵君劢市长冲出衡阳城。

右胸口被刺刀划开小口子

刘正坤；魏逸群；潘仪生；周序永；姚茂练；徐远科；姚雪怀；姚之平；王翼臣；李昌华；欧阳魁；赵君劢

我叫周立中，出生于1923年6月，老家在湘阴县石塘乡栽松村周家大屋。我家世代务农，没有田，祖父做长工、打短工为生。自己家里只有几块种红薯的旱土，所以在我幼年的记忆里，一年中多数时间饭里是掺着红薯丁、红薯丝煮的。湘阴是个民风强悍的地方，我的几个叔祖父都曾当过兵，叔父周文斌曾在谭道源的50师当兵，1931年从庐山军官团毕业后在康泽的别动队任职。我父亲也曾跟随一位湘阴籍老乡长官到山东，当这位177师韩师长的卫兵。父亲不在家时，祖父带着我生活，我读过四年私塾、两年小学，十二三岁便学着作田、煮饭、照顾祖父，艰苦生活锻炼了我的体魄。我从小爱读书习字，当兵时背包里都常常备有洋蜡烛，晚上宿营时就点上看书。1938年初，日本人攻陷南京实行大屠杀，又进攻武汉，局势紧张，我们乡下也纷纷打梭镖准备自卫。我们湘阴一个在湖南保安六团当上士班长的老乡刘正坤回来招兵，我父亲便把我交给刘班长，十几个人一起由他带到湘西的泸溪接受训练。我被编入保安六团三营八连一排，团长魏逸群（邵阳人）、三营长潘仪生（平江人）、八连长周序永（醴陵人）、一排长姚茂练（长沙人）。当时我只有15岁，比枪高不了多少，保安团进剿当地土匪的战斗没要我参加。连长要我到驻扎在沅陵老鸹溪的营部学吹号，学了一个月，我不想当号兵，认为没前途出息，又回到了连队，从一班调到三班。不久，保安团调回长沙，驻扎在兑泽中学（现荷花池十三中学），我们三营八连一排三班被派去守卫东屯渡浮桥，检查过往行人，防止日本奸细混入。当时浏阳河上没有大桥，是用木船搭起临时浮桥，成为长沙东面的门户，几次遭到日本飞机空袭轰炸。一个月后，我又被调到抢运组，两次到浙江金华兰溪运盐。当时日寇已经侵占东南沿海地区，内地食盐供应发生危机，部队和游击队从海边国统区和游击区把食盐运到金华，我们用火车抢运回湖南，一次运到东安，一次运到郴州。战时抢运，不分昼夜，披星戴月，餐风露宿，每人负责押运一节车厢，持枪在车顶篷布上站岗，制止盗匪与百姓爬上火车偷盐。1938年下半年，我到南岳参加保安团集训，学习《步兵操典》、《射击教范》等课程以及军事技能训练。集训很紧张艰苦，时有士兵逃跑，与我同时去的熊仲生就是因为开小差被抓回枪毙在易家湾。我的劈刺、射击都有很大进步，被教官评为24名典型之一，此外，学习刀法和拳脚也颇有心得。完成集训后，我被调到邵阳西门守卫机场。邵阳机场周围是油料库、炸弹库和子弹库，是中国空军和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的备用机场。一次，苏联一个大队的飞机到武汉参战，一架战斗中被击落，五架降落芷江机场，三架降落邵阳机场。我们守备部队协助苏联飞行员灌满油料、装好炸弹和机枪子弹，准备再次升空执行战斗任务。次日拂晓有雾，日机突然来袭，第一次警报刚停，第二次紧急警报就接着响起，日本飞机很快就临空了。苏联飞机来不及升空，我领着苏联飞行员躲进防空洞，苏联飞行员身材高大，把头躲进洞，大半个身子还露在外面，我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他才把身体挤进防空洞。第一批日机9架，炸弹扔在很远的地方，第二批又飞来6架，也没有炸中机场，第三批三架日机不顾高射防空火力疯狂俯冲下来扫射投弹，油库、弹药库被击中起火爆炸，停在跑道上的三架苏联战机顷刻间也化为一片火海，直到晚上八点才解除警报，我们因为躲进防空洞幸免于难。1940年，我的一位老乡徐远科调到驻扎零陵的保安三团任三营营长，我便跟随他到了三营。三营的任务是守卫离永州三十里的蔡家铺机场，我担任传令兵，每天传送通知、文件、命令，经常接触美国“飞虎队”的飞行员和机械师。与苏联飞行员相比，美国人比较开放随便，例如大白天打赤膊躺在钢板上晒太阳，有女人搭便车，把女人兜着屁股推上车，但没有听说过打骂中国人、侮辱妇女的事。1942年我在贵阳三塘——清镇与美国兵一起架设通往滇缅的电线，美国兵对我们友好，每天给我们发香烟和口香糖。有一次美军的汽车惊吓了老乡的耕牛，美军司机上门道歉，回程时还特别停车再次上门询问情况。不久我又调到驻扎芝城镇的祁（阳）永（州）警备司令部（司令姚雪怀），任特务队上士班长，负责巡查军风纪和社会风化，不准打赤膊、不准打牌赌博。我曾经严格执法，抓过违禁打麻将赌博的零道师管区司令、零陵工商联主任等大人物。当时中央工兵学校设在芝城镇，白崇禧曾来校视察。我还见过来祁阳视察被服厂和“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宋美龄，我们都是担任警戒任务。1941年，姚雪怀司令的堂弟姚之平调到祁零矿务局担任矿警队长，我也调去任特务班长，因为破案追回被盗的炸药立功，次年升为警长。抗战期间焦炭紧张，我带10多名矿警、10多条木船到株洲渌口转运江西萍乡焦炭到广西全州。1944年6月，我奉矿长王翼臣之命，到江西安源中学接他女儿回易家桥的祁零煤矿。正在此时，日军发起“一号作战”，企图打通湘桂和粤汉铁路，支援太平洋战场。日军在攻占长沙后迅速抵达渌口，守卫渌口的95师将渌口大桥炸毁，节节抵抗。我带着矿长的女儿乘船到朱亭，乘最后一列火车到了衡阳。因为日军围城，火车进不了城，守军也不让行人过河进城。我脱下矿警灰制服，换上阵亡士兵的黄军服，隔河鸣枪喊话，才有第十军的渡船载我们渡河入城。城内形势已经非常紧张，日军先头部队已突进城内，我把矿长女儿送到中央银行和赵市长一起躲避，自己与第十军战士一起在财武门、铁达门参加巷战。我的白朗宁手枪很快就没了子弹，我操起一支步枪与日军展开白刃战。我先后撂倒两个朝鲜、蒙古“二鬼子”，第三个冲上来的鬼子端着刺刀冲我刺来，我一个压枪一个撩枪动作，鬼子的刺刀刺掉我的帽子，又一刀刺在我的右胸口。幸好我胸前有子弹带和弹夹挡住，只划开一个小口子。旁边的战士冲上来接应，我被抬下火线。当天，我带着矿长女儿跟随赵君劢市长冲出衡阳城，沿河到太子码头、衡阳西站，撤退到祁阳洪桥的第十军军部，到祁零煤矿向矿长交差。因为日寇步步进逼，资源委员会撤往重庆，矿局遣散员工，我奉命押运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德国钻探机设备并护送矿上家属撤退转移到广西金城江。此时日军已到达六圩，我带着10多个弟兄爬车到贵州都匀，补充兵源加入税警总团独立第五营，任三连一排副排长。营长李昌华、连长欧阳魁均为宁远人。税警总团已改编为新38师开赴滇缅战场，只留下独立第五营守卫都匀，之后改为军事委员会交通巡查二总队，奉命从贵州清镇步行到长沙，驻扎裕湘纱厂，维护河西治安。我们在此迎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举国欢庆，我们也领到了军官四块、士兵两块光洋的“胜利奖金”。

抗战胜利时在长沙领取军官四块、士兵两块光洋的“胜利奖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