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炳靖

集美水产航海学校；黄埔军校第15期步兵科；空军航校第12期；美国亚利桑那空军学校

1937年从集美水产航海学校毕业，在上海法租界商船见习4个月；上海“8.13”抗战后报考空军，考取航校第12期；经南昌、成都、黄埔军校第15期步兵科学习；后到云南昆明巫家坝机场接受飞行训练；1940年赴美训练；1942年毕业回国，编入第14航空队23大队75中队，驻湖南醴陵、云南昆明等地；参加空战、轰炸越南海防港等任务；1943年10月1日轰炸越南海防港返航时遭日机拦截，击落一架日机后自己也被击中，跳伞，被困6天，后被法军引渡给日军，被俘，关押南京宪兵队、上海江湾美军战俘集中营、南京老虎桥监狱，1945年8月获释。

轰炸越南海防港；空战；抗战时期空战任务11次，真正空战4次

越南海防港；河内东北；云南昆明；湖南醴陵；南京；上海

1943年10月1日轰炸越南海防港，返航时在越南河内东北约50、60公里上空遭遇日本零式战斗机群拦截，发生空战；击落一架日机后，被上方2架日机击中，座舱中弹，身上中弹，跳伞，掉在树上，困6天；后被法军发现，换法军军服，又遇日军巡逻，被法军引渡给日军；在南京宪兵队、上海江湾美军战俘集中营、南京老虎桥监狱关押，1945年8月获释。

座舱中弹，身上中弹，手受伤；弹片未取出，被日军开刀不敷药；后在美军集中营输血并取出两个弹片。

陈弟泰；徐嘉聚；张大飞；蒋锦福；莫重荣；本杰明·斯通；陈纳德；何应钦；干妈Jony A Ralley

我1918年农历10月19号出生在福建莆田，祖籍河南颍川。我们陈家有十个祖先是皇帝的国师，陈文龙便是我们陈家的其中一位祖先。元朝的军队追打过来后，陈祖先文龙被俘关在杭州，后来死在那里，其他的祖先退到福建莆田，我们这支也随着流浪到福建莆田的乡下。我出生的时候家庭环境还不错，因为祖上都是高官，所以小时候生活比较富裕。我母亲不识字，但是很贤惠，很会操持家务。我父亲生性聪慧，但他自己并不创业，只是依照惯例去承继祖业。一直到我7、8岁的时候，家里境况开始变坏，我祖父为人不正当，把财产都花光了，最后就留一点田地，虽然家里吃饭暂时没问题，但是其他都没有了。到我在13、4岁的时候，家境每况愈下，最惨的时候我有两年没吃过猪肉。我家一共六个兄弟，两个姐姐，我排行老七。祖父去世以后，我们全家生活就全靠二哥来维持生活，当时他在厦门集美航海学校当老师，能养活全家十口人，说明那时候老师待遇还是不错的。我小学是在离家里很近的地方读的，那时候学费很便宜，所以我才能从小学读到高中一年级。读完高一，二哥就介绍我去考他任教的集美航海学校，航海学校本来是要高中毕业才有资格考的，但是二哥让我先去试试看，因为依照当时家里的情况，我即便是考上大学，也不可能读的，于是听从二哥建议，结果没想到我竟然考取了。厦门集美是个半岛，都是山地，遍地是树林，环境非常好。岛上有很多学校，从小学、初中到高中，还有师范学校等，是个学村，虽然是个半岛，但是面积很大，所以学校和我们学生住的地方相隔很远，走路要走十几分钟。因为是二哥让我来考的航海学校，又是二哥交的学费，二哥既要养家糊口，还要给我交学费，所以那时学费应该是很便宜，不然二哥肯定负担不起。集美水产航海学校是陈嘉庚创办的私立学校，虽然陈嘉庚不会说国语和英语，只会说闽南语，但他创办的学校却都是用英文来授课。学校核查很严格，入学时，航海一班有30几个人，毕业的时候只有十个人，班里的同学都是华侨，很多菲律宾、缅甸和泰国华侨。我们在学校里主要学习天文学和航海学，当时出海学习作业都是用木头船，还得利用星星和仪器测量，计算出经度多少，纬度多少，算出来就晓得船的位置了。所以航海学非常复杂，全班30多个人，很多人很多人就是在航海学上过不了关，尽管如此，我在航海学校每年都考第一名。从航海学校毕业的时候是1937年，当年我们一起毕业的十个人里，我只记得和我一起考空军的两个人，一个叫陈弟泰（音），一个叫徐嘉聚（音）。陈弟泰是缅甸的华侨，后来又同我一起考取空军，他抗战的末期，在一次空战中战死殉国。从厦门集美毕业以后，我们在上海法租界一条2000吨左右的商船上见习了4个月，上海“8.13”就开始抗战了。日本人开始频繁轰炸上海，好多商船都被日本人炸了，所以我们就不敢再出海了。当时我们住在法租界，日本人那时候还不敢轰炸法租界，租界以外的上海却被炸得千疮百孔，地上好多尸体，还没有人去收。有的尸体都认不出哪个是哪个，没头没手的，有些学校刚放学，日军一轰炸便炸死好多小孩。所以我们都很仇恨，决定投考空军，将来上天打日本飞机。那时空军学校在南京招生，我们三个人从上海坐火车到南京去报考，徐嘉聚因为血压高没有录取，我和陈地塔两个考取了航校十二期。那时从航海学校毕业的学生资质比平常好，除了我们之外，很多老师、医生都去投考。那时听他们讲，考空军首要的就是相貌要好，那时候眉毛要翘起来，他们认为眉毛八字形的比较勇敢。不到两个礼拜时间我就收到录取通知了，空军总部通知我们到汉口报到。我到南京的第二天就碰到轰炸了，当时不光铁路停运，船也停了，只能坐那种后面拖了五个帆船的小电船。我当时坐在第四艘帆船上面，那时候船上都是难民，一个老太婆坐在船沿，我怕她睡着了掉到河里头，就叫婆婆坐在我的位置。婆婆起初不肯，我说我们同胞应该互相帮忙，你那么大年纪坐船沿不安全，掉下去就没命了，婆婆这才与我换座位。结果半夜里我睡着放松警惕掉下河去了，幸好我会游水，那时冬天天很冷，我游水游到岸旁边，从一个斜坡爬上去，我站在斜坡上，晚上伸手不见五指，什么都看不见，又是冬天，冷得要命。后来陈弟泰发现我不见了，跟船上的人找了很久才在岸边找到我，这是我第一次遭遇到苦难。两天后，我们抵达汉口，刚上岸又碰上日军开始进攻汉口，所以我们改道南昌。我们在南昌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军事训练，那时铁路走不了，所以我们从南昌坐船到长沙，然后走路到成都，每天走50里，历时一个月始达。那时候293人的行军队伍都全副武装，大家身上统统背着子弹袋和步枪。每天晚上不是住在沿途各地的学校里面就是庙宇里头，晚上有东北同学哭着叫妈妈的，他一哭，大家也都跟着哭起来。我们班有7个同学的妈妈在鸭绿江被日本人炸死，所以他们愤而报考空军，目的是为母报仇。我们每天晚上一定唱两首歌，一首国歌，一首《松花江上》，每次唱《松花江上》的时候，7个同学都大哭起来，然后300人统统跟着哭。我们这一路睡学校、睡庙宇也不觉得辛苦，只有满腔对日本人的仇恨，一路上吃的也很差，每天脚走路走得脚底起泡。一个月后，我们抵达成都，住在宝光寺的庙里，开始了六个月的步兵军事训练。当时蒋介石命令十二期空军学员全部要陆军毕业，那时候，我们不理解也不喜欢，教官解释说，他们之前的老空军不懂陆军空军协同，在作战中把中国的坦克误炸了。蒋介石很生气，指名道姓要12期进行陆军学习，所以我经历了航海学校毕业、陆军毕业、空军（含到美国受训毕业）毕业，真正海陆空一体，就我一人有4个学校的文凭。所以到四川以后，白天、晚上都有步兵训练，南昌一个多月训练，四川训练4个多月，一共六个多月后我们又到黄埔军校再读一年。到成都没多久，我们就转入黄埔学习，一年后，我从黄埔步兵科15期毕业，拿的是陆军少尉文凭，黄埔军校出来就是准军官了。在黄埔里面的训练内容同步兵一样，就是陆军的规章，主要是武器的使用，步枪、机关枪如何使用；步兵的管理、步兵的组织等。我们这一届300人里面，最后有200人被淘汰，被淘汰的人有陆军资格，可以进陆军当兵，所以我们这一期很特别，以后就没有这种情况了。那时候黄埔军校条件很差的，吃的很差，当时还要懂俄文，航校还要懂日文，因为航海学校教官都是日本留学生，日文全部读过，俄文也全部读过。毕业以后我们就被送到云南昆明，接受飞行训练，开始在云南驿进行初级飞行训练，以后中级班、高级班就在昆明的巫家坝机场训练。空军的课程同一般学校不同，课程包含了英文、历史、气象学、机械学、飞机构造等等。在航校受训的时候，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飞行训练用的飞机都不一样。初级班是双翼教练机，两个翅膀，中级班是单发动机飞机，两个座位，我们坐前面，教官坐后面。高级班就是一般的淘汰的战斗机，像P66之类的，有的是苏联的飞机，单发动机。初级班有几个特技要做，基本的就spin。比如飞机头调起来，把发动机关掉，然后飞机失速了，它自然会头掉下来，机身就开始转，转两转就掉回来。有的时候转第三圈、第四圈，晕了，所以规定转2、3转后就改回来。把飞机改正了掉过来，放上速度再拉起来，像这种特技是一定要学做的。在实战的时候，管它什么飞机，直接关机，让飞机翻跟斗、急转弯、编队做特技。轰炸机就比较好一点，不想战斗机这么复杂要做这么多特技。我们起初学战斗机都是学校安排的，但飞到最后技术不行就只能飞轰炸机，初级班还可以，中级班就注意你了。中级班毕业飞轰炸机，高级班就可以飞战斗机，由上面决定。那时有5个教官是美国人，中国教官就是技术问题决定淘汰，美国教官就决定你是不是合格、开不开除。陈纳德将军是主任教官，教官五个人里面，他的资历最高。我报考的时候是空军12期。我们全体飞战斗机，当时抗战3000多人报名，取了293个，毕业了103个。毕业以后，不可能都作战，胆子小一点的就当教官。我们这一期毕业100多人，真正作战的有70个人，70个人里面死亡率70%。做特技需要飞行到一定高度，1500尺以上就可以。教练机调的高度很少，战斗机就不行，一定要10000尺以上才能做特技，所以高度不够就容易发生事故，死亡率比较高。我们做特技的时候失事的很多，当教官有实力控制才行，开始做特技的时候，教官也在后面，高级班就自己做。战斗机和教练机都要做特技，教练机要做一些基本的特技，旋转一定要做，可以救你的命，学会这些特技，跟敌人飞机胶着战的时候就很灵活。在空中跟敌机缠斗的时候，没办法射击，缠斗完了以后你看到敌机打你，你转弯，他就打不到你。敌机靠近了，你就spin下来，他没办法打你，使用特技有时可以逃避敌人的攻击，你要急转弯，敌人来了，赶快转弯。我们的飞机慢，日本人的飞机转弯快，所以不能和日本飞机dogfight（缠斗），所以每一个国家根据飞机的性能，战术不一样。当时训练的飞机都是美国生产的，开始用的是苏联的飞机，以后才用的美国的飞机。飞机上的射击要到中级班、高级班的才开始训练。战斗机的机关枪在机头里面，发动机里面，真正战斗机，它是在两个翅膀上。教练机它是两挺机关枪，在发动机边上，枪的没有专门的射击手，我们驾驶杆后面一个纽扣开关，一按开关，子弹就出去了。空军也有打靶训练，教练机拖一个布袋，空气进来自然就形成一个直的布桶，形成一个圆圈，圆头用四个套套住，大概有半米长，我们就把它当成敌机，往布桶上射击，下来后教练看布上有多少子弹孔。投弹也是很需要功夫的，比如说一个人躲在山洞里，炸弹要通过惯性甩过去炸他等等的。我们空军100多人，每一期我都考第一名。十二期总共毕业103个，所以全都飞战斗机，以前空军都是毕业以后一半飞战斗机，一半飞轰炸机。战斗机是实力技术比较好的飞，学的比较差、个头比较矮的就飞轰炸机。就在还差一个月高级班毕业的时候，陈纳德将军突然宣布让我们到美国去训练，大家当时心里都不乐意，都差不多可以学成打仗了，为什么还要到美国从头开始接受一样的训练？但是没办法，大家只好奉命在1940年从上海租界坐船到香港，经过菲律宾到夏威夷，再从夏威夷到旧金山三番市，再到洛杉矶进行一个半月的陆军训练，然后被突然调到Taxes训练至满六个月，最后在亚利桑那美国空军学校接受训练。在美国训练条件比中国好很多，整个基地很有秩序很干净，没有中国那么乱，吃的也很好，营养很丰富，不像中国空军，我在国内吃都吃不饱。我们在亚利桑那空军学校从头开始，依然上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一样的飞机一样的课程，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但是到美国以后，发现中国人和黑人在内的所有有色人种，在美国人眼里都是三等公民。在那坐公交车都坐后面几排，座位上写的“三等公民”，旁边几排、最后面几排写的给有色人种--Color People的座位。我们在亚利桑那省初级班训练完后，就直接调到PHINIX基地接受中、高级训练。平常没有飞行和军事训练的时候，就住在宾馆里头。基地里有6个房间，平常吃住都和美军一起，只不过是住的地方分开睡。训练基地有电影院，可以看看电影，听听音乐，到时间就睡觉了，天亮吃早餐，吃完就是飞行。国内的空军训练就是一般的飞行和动作特技，但是美国有真正的部队训练，跟实战一样。比如战斗机到海上去打地靶，然后对着教练机后面的布桶射击。全部是真正作战编队，另外一个编队大家照应，在空中好像真正的对抗一样。地面打地靶，主要是练投弹，每次都是投500磅炸弹。我们没敢讲我们在中国已经空军正式训练毕业，所以一到美国一上天，大家便表现出非常高的飞行技巧，以至于新闻记者蜂拥着来访问我们，当时的美国报纸出现了“中国空军飞行天才”的报道，甚至美国的大学都请我们去参加舞会，到最后连电影明星也派来访问我们。在佛罗里达当时有个大学，学校里900多个女生，我们基地美国飞行员有50个人，我们华人飞行员有90多人，在媒体的渲染下，我们很受那些女孩子的欢迎。所以那个时候才感觉到陈纳德将军的苦心，开始大家很怨恨，都觉得陈纳德神经病，后来才知道他要求我们这么做，是为了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错误认知。我在空军基地办公室经常跟陈纳德将军见面，每天他都要和许多中美教官在一起上班，他经常在办公室给我们讲战术的问题，比如作为飞行员该怎样、将来飞行在什么地方、要听教官的话、在空中不要太紧张、要注意转弯的动作、要注意教官的动作是怎么转弯的、速度多少等等，就个人和中国空军而言，将军对中国帮助很大。我刚开始在十四航对的时候，有3个军队的战斗机。照编制，一个军队25架，三个队75架，而实际能够作战的飞机不到50架，到停战的时候，已经发展到了500架。所以1944年底，1945年初，日本的飞机被美国在中国消灭的差不多了，同时，在陈纳德将军的发挥和帮助下，美国的新飞机还源源不断地运过来，日本根本没有抵抗的力量了。那些美国教官对中国学生的态度很好，做特技的不是美国教官，而是中国教官。美国是顾问教官，顾问教官就是中国教官觉得这个人飞得不行了，美国教官就对他进行考试，带他飞行，以此判断这个中国人要不要淘汰，最后的淘汰由美国人决定，因为他们判断的比较公道，不会歧视中国学生。先说张大飞。张大飞在航校里面人缘很好，很老实。他应该算是比较有名气的人了，因为他有个作家女朋友叫齐邦媛，齐先生有一本著作--《巨流河》，张大飞在书里面举足轻重，相信读过这本书的人都记得他。张大飞当年没敢跟齐邦媛在一起，是因为他太爱她了，所以不敢娶她，他怕他死了齐邦媛会痛苦一辈子，所以他后来选择同另外一个女孩子结婚，结果结婚不到一年便殉国了。再说蒋锦福。1943年4月9日，被分配在75中队的蒋锦福，在湖南临澧上空第一次空战就被人家打下来了。飞机坠落在距离醴陵市约50公里的地方，离机场也不远，我就去收尸体，看到坠毁的飞机爆炸了一个大洞。我只看见两只手，看不到尸体，我让一起去的收尸队把这两个手收起来，如果找到尸体最好，找不到也没办法，尽力不要让他家里人太伤心。莫重荣是我最好的同学。他人很忠厚很老实，做过分队长，作战很勇敢。在空军里面不敢报他已婚，结了婚是不能报考空军的，我想他是很爱国的，所以不敢揭穿他，我们12期里100个人有99个没结婚，所以他很特别。莫重荣后来有一次在从北平以北的良山往安康飞行的半路上，飞机发动机坏了，他迫降在山西一个叫“龙王庙”的水沟里，结果在迫降的过程中不幸身亡。我认识我干妈的时候她55岁。她叫Jony. A Ralley，亚利桑那人，丈夫早亡，是个大学副教授，学识很丰富。我是在宴会上认识的她，美国人很多宴会，当时她坐我隔壁，看我这小孩还可以，便主动问我叫什么名字啊之类的。那次宴会我们俩聊得很来，以后每个礼拜天一早，只要机场一开放，她就来带我去喝咖啡吃饭、到附近旅游，一直到晚上送我回去，每次都教我怎么做人做事。她说：第一要有爱，忠于国家；第二，要为学生服务；第三，要慈善关怀同胞，要有爱心、仁心；而且做人要有有亲情、爱情、友情，她说亲情是天生的，爱情有条件的，友情无价之宝。我从美国妈妈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在中国这种人情社会里反倒从来没有，家里没有，学校也没有。干妈有一个私人电台，电台里有两个歌星，有一个歌星很漂亮，她请两个歌星同我吃饭，还说这两个如果你喜欢就挑一个。我说中国空军不能讨外国太太，她自然也没勉强。认识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她表示希望我能做她儿子，走个法律程序正式做她的儿子。我故意告诉她，中国空军规定不能认外国人做自己的父母。其实这点空军没有规定，只是干妈她有钱，我担心别人嚼舌根。训练毕业后，她跟我说回国后，第一不要谈爱情，专注打仗；第二，抗战胜利后回美国见她，要我正式跟她签合约，她死了以后遗产全给我。但是处于顾虑，我故意告诉她中国空军不准讨外国太太，也不准做外国人的干儿子。回国后，干妈每个礼拜都给我寄东西，我当时在75中队，每个礼拜都有军邮，什么糖啊、补药啊一大堆，连咖啡、可乐、鸡蛋都是她从美国寄过来的。我没法，只好每次寄一打玫瑰花给她，一打玫瑰花10美金，不便宜，但是我有75美金津贴，除国币的薪水以外，另外的75美金可以买美国餐厅的食物，所以那时候，每个礼拜寄点花给她。后来我被俘，关了21个月出来后，马上写信给干妈，结果那边她的亲戚回信说，干妈一年前坐私人飞机在佛罗里达的科罗拉多河里失事。在干妈死以前，她晓得我被俘，很痛苦，把我寄给她的玫瑰花做成标本，用玻璃框装起来留做纪念。我当时哭的死去活来，难得有这样的感情，我很爱我的妈妈，这些年我一直没忘记过，想到干妈我就流泪。在老家的时候，我亲妈从来没拉过我手，也没抱过我，时长感觉自己很孤单。但是干妈每次都给我好吃的，每次都拉着我的手教我做人做事，她学识又很丰富，教我很多东西，使我体会到人世间真正的母爱，也让我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温暖。干妈对我影响很大，以至于后来我的个性变得很厉害，进监狱以后变得很容易流泪。我太太就奇怪，说你个军人流什么泪呀？本来我和干妈有照片留影的，我被俘以后也被我同学烧掉了，我现在身体还不错，特别希望我能到亚利桑那去找我干妈的坟墓，祭拜一下，因为她是我亲妈以外，第二个我最爱的人，她是真正把我当她的儿子看待的。1942年，我们在佛罗里达空军飞行学习训练结束。毕业以后，我们经过南美洲、非洲，到印度卡拉奇接手一批P66战斗机，到卡拉奇后，先让我们试飞的，然后一个人一架P66飞到中国。中国空军采购的官员是我们空军的副总司令，姓毛，买了60架人家不要的P66，我们一人一架飞回中国，其实这些飞机根本不能同日本的战斗机抵抗，根本就是淘汰的战斗机，但是掩护轰炸机还可以，所以我们驾驶者P66到成都的第三战斗机大队报道。到十四航队报到以后，我们被编进去12个人，陈纳德将军是当时空军高级班的主任、顾问。因为平常报考空军只要高中毕业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这期里光航海学校毕业的就有三人，还有其他大学毕业的，所以我们空军十二期学历很高。以前航校毕业的最多4、50个人一期，毕业以后一半人飞战斗机，一半飞轰炸机，那时候战斗机死亡率很高，因为资历好，大家都健康，12期一毕业全体飞战斗机，所以十二期是空军里很特别的一期。我们十二个人被编进14航队，开始是分成三个中队--73、74、75中队，每个中队分配4人，一个中队在湖南临澧，一个在广西桂林，一个在云南昆明，我被分在75中队。一月后，我们被调到湖南醴陵，日军第一次派侦察机向我们扔传单下战书，战书里满是挑衅：“你们美国空军有种的话，明天早上7点钟，在岳阳湖上空见面，没种的话就回去睡觉。”陈纳德将军看完传单说，日本人下战书约战，但咱们八个飞行员里有四个新手，他们没有经验，不准参加会战。当时我们三个中队总共有25架飞机，实际能作战的不到20架，拼凑起来也就15到19架。虽然我们飞机的性能是快，但日机爬高快、转弯好、善缠斗，所以陈纳德将军规定绝不能和日机缠斗，高度不够的话，绝对不和日本打。第二次又来挑战，我们的美国中队长驾机率队在湖南省境上空，背对着太阳守候，准备等他们一到，利用逆光他们视线不佳时打击。结果这次日本人以为我们还是不敢应战，以为如入无人之境，结果那次被打下7、8架飞机。第三次再下战书，陈纳德将军命令74中队从广西回云南，整个74中队对于陈纳德的命令都很不高兴，他们叫陈纳德“old man”---陈老头怎么搞的？每次挑战我们都打赢，这次我们还得回云南，难道我们还怕他吗？结果第二天大清早拉警报，云南昆明和广西一共50几架飞机起飞，在空中等他们。结果日本飞机一看昆明上空一共五十多架飞机，立马掉头就跑。陈纳德很厉害，很有先见之明，日军连下战书，他就判断日军一定会来轰炸昆明，果不其然。仔细算了算，回国加入十四航空队以后，我一共参加了11次任务，真正空战的4次。有时候敌机来了，我们起飞迎敌，没有开打也算一次任务，只要发警报就算。头头尾尾我记得是11次，这是我所有的抗战记录了。真正的空战有四次，但有三次没打中日机，经验不够。刚开始飞起来实际作战，信心不足，再加上距离太远，说到底还是经验不够，空战都要10次以上，才有基本的经验。有一次事后中队长问：今天怎么样？有没有被打到？攻击对方没有？我说对不起，我袭击了两次都没打中。这些事情都得要坦白讲，打完下来子弹消耗多少，机械师都会算，他们都晓得，不能乱加。在这以后，我参加的最后一次任务是出国作战。1943年7月13日，那天礼拜五，按惯例我值班，巫家坝机场发警报，我坐上“013”号飞机，在第五个停机场准备起飞迎战。这时美国机械长叫住我，想给我在作战前照个相，我以为每人都有，所以也没多想。一个礼拜以后，他把照片交给我，他说那天是礼拜五，是13号，在我们美国最禁忌“13”这个数字，看见你的飞机号码是“013”，我们就觉得你回不来了，所以我想给你拍个照片留个纪念。美国人迷信，但我不迷信，相反我很感激他，我说谢谢你，我死了你还纪念我。后来我太太说这个照片的来历，我说是在十四航空队时，美国人给我拍的遗照。我参加的最后一次任务是出国作战。当时美国空军想用B24重轰炸机，计划轰炸越南的海防港，因为日本从缅甸打进云南，把中国补给线滇缅公路切断，驼峰航线又需要从印度飞过喜马拉雅山来补给中国，途中得在越南海防落地，如果日军把越南占领了，那么中国的补给就成问题了。所以日本人就改变战略，从越南海防港登陆，然后沿滇越铁路到云南，最后达到占领昆明的目的。飞虎队之前曾经轰炸过海防港，但很惨，被打下15架飞机，150个老美没回来，2/3死亡，1/3被俘，所以这次美国人决定要让战斗机护航。本来战斗机飞不到海防的，从云南起飞到海防4来回个多钟头，战斗机只能飞2个半钟头，所以陈纳德就给战斗机底下挂另外一个副油箱，增加航程。这个副油箱是特别制造的，P40底下有个架子可以挂副油箱，但不会影响速度，副油箱用的差不多了，就更换仪表把副油箱扔掉，所以美国人花了一个多月时间，特别给我们17架的战斗机增加了副油箱。一个月后，美国人收集完越南政治、军事、天气气候、生活习惯等情报，包括要注意当时殖民越南的法军，遇到法国战斗机不能打，相互之间机身摆三下，传达暗号。一切就绪后，准备开始炸越南，出发时每个美国空军分发一把腰刀和一支手枪。1943年10月1号，我们出动21架重轰炸机、17架P40、2架P38，起航轰炸越南海防。一路上轰炸机在底下飞行，我们战斗机在上面飞行护航。到海防港后，轰炸机开始投弹，底下四处爆炸，日军仓库一片火海，我们在上面看得一清二楚。不过日本人在底下也没闲着，我看见他们有二三十门高射炮打上来，但是没用，我们的高度都在高射炮打不到的地方，很安全，所以那高射炮打上来就跟烟花一样。抗战胜利后5年，我的越南华侨太太有一天突然打了我一耳光，我被打的莫名其妙，她说你那年10月1号是不是去越南了？我说是啊，她说你把我五叔炸死了！1943年的时候，他们祖孙都还在越南西贡，他们家族很有钱，在海防有个很大的仓库。那天不巧，她五叔去检查自家仓库，不幸碰上轰炸丧命。所以太太哭着说我怎么嫁了个杀人犯！我说太太大人，我没有杀过人。她说那天你不是在越南吗？我说是啊，她又给了我一巴掌。我说太太大人，投弹不是我投的，是轰炸机投弹，我是掩护轰炸机的，我没有投弹。第一、人不是我杀的；第二、抗战保护几亿中国人，去轰炸日本人，那是误杀，你叔叔也是为国家牺牲的。这次轰炸我只是作为护航任务参与，没想到却遭遇回程大意遇险和太太的两个耳光。轰炸完毕回航的时候，在越南河内东北大概50、60公里上空遭遇日本零式战斗机群拦截，发生空战。争取到有利高度后，我开始攻击一架日本战斗机，一直将对方打到飞机冒烟，飞机一旦冒烟必定坠机，此时应该马上离开，但是我经验不够，想再看看等到他掉下去。结果上方2架日本飞机向我开枪了，座舱“啪”一声中弹，身上跟着中弹，我马上逃离，大概飞了十几分钟，飞机后面开始冒白烟，这表示飞机的散热系统没有了，如果白烟扩大，发动机就爆了。过了5分钟左右，白烟扩大了，我马上跳伞。跳伞后穿过云层，掉在一颗大树的中间，离地面大概20几英尺，是个荒山野岭的地方。我用腰刀把绳子割断，准备借助绳子爬下去，绳子割断以后，袋子还绑在身上，但是袋子里面东西不多。这个降落伞是中国空军给的，我以为里面什么都有，结果就一块巧克力，一天咬一口，六天吃完了。喝水就是在河里用小瓶装一瓶，滴两滴消毒液，伤口的消毒液也没有。最重要是受伤的药品、绷带什么的应该有，但都没有。这就是中国空军的做法，他们没有去检查每个袋里面的给养，这个给养袋基本是不离身的，中国就是乱七八糟的。绳子一割断，头朝下直接摔下去了，晕在地上半小时左右，醒来以后看到地下这么厚的树叶，要是没有这些树叶我就死了。距离不远一个小山和一条干涸的溪流，溪底斜了45度，溪的旁边是树枝，上面可以走。我在野草、树叶上走了十几分钟，突然感觉脚下塌陷下去，掉进一个洞里，一直滚到洞底，洞底有斜坡，一直滚到溪底下去。到溪底我赶快站起来看看周围，那地方有20多英尺高，旁边有水，底下有个坡洞，大概三四尺高，当年掉的这个洞，让我做了50年的噩梦。第一天晚上洞里有溪有水，溪里有两块大石头，石头上面有两块野兽的骨头。腰刀在割伞时丢掉了，手枪在洞里翻滚翻滚也丢掉了，手受伤了，手上也没有东西可以抵抗野兽。所以第二天睡在水洞里，第三天起来，看到斜坡有一个女人抱着个小孩，站在半山的石头上，我以为半山附近一定有人住了，爬上去以后发现没有人，再回来再看，明明看到个女人抱着个小孩，再爬上去，来回两个半钟头，疲倦的很。我当时就想是不是见到鬼了？第三次就是往山上看，没有人。后来我跟军医讲看到鬼了，但是军医讲世界上没有鬼，一定是流血太多，出现幻觉了。第三天以后，再决定往溪旁边走。两边的峭壁是垂直的，溪流下去的声音，大概100多尺高，我跟着峭壁向南走。第三天晚上，我坐在溪流河边的一颗小树旁，万一野兽来的时候可以爬上去，结果半夜的时候听到野草里有声音，我赶紧爬到小树上面，在树上站了两个钟头，两个腿都麻了。第四天继续向峭壁方向往南走，中午时看到一颗空心树，就在里面舒舒服服睡了一晚上。第五天下午看到一颗香蕉树，很高兴，推了差不多4、50分钟才把香蕉树推倒，结果香蕉是硬的、苦的，不能吃。第六天早上走了一小时很累，六天没怎么吃喝。头两天有个瓶是装消毒水的，还有一个空杯在保险袋里，还有水喝，以后没有水喝了。第六天肚子开始很饿。早上八、九点左右，听到地上磨擦的声音，赶快站起来，看到个头发很长的野人，身上完全没穿衣服，就用草绳捆了块兽皮。我心说糟糕了，他该不会想要吃我吃吧？我一摸手枪没了，但子弹袋还在，然后冲他挥着手上的子弹袋，野人瞪着眼睛看我。对视了10分钟左右，那野人竟开始发抖起来，我心想他大概也把我当野人了，我一看，有救了。我跟他比划要吃东西，他大概了解了我的意图，我怕他跑了就壮着胆抱着他的肩膀，看到他右边一个草袋，手伸进去一看，是晒干的玉米，我连忙抓起来吞了三把。我抱着他肩膀开始往南走，过了溪流大概再向南走了15分钟，再接着向东走。我担心他会把我引到他洞里吃我，随即改变方向往北走，一直走可以到中越边境。结果走了十几分钟后，他指着前面一块篮球场大小的空地，空地上有个草房。见到草房我激动极了，不过扔不忘小心谨慎爬进去看看有无日本人，仔细侦查了十来分钟，确定安全后我进到野人的草房里，这时有个女人听到狗叫走出门来，我冲她说要吃东西，那个女人在厨房里煮了一大碗稀饭给我。狼吞虎咽后在火旁睡了一觉，大概二十分钟左右，听到步枪声音响起，我惊醒一看，黑森森的枪口对着我。仔细一看，原来是法国士兵，我晓得法军是盟军，放下心来，随即把飞行服打开，给他看里面的“血幅”。法国人看到血幅，就抱我起来，用英文叫这个农妇杀鸡给我吃，我谢绝后，他给我一头骡子，并给我穿上法国的军服后离去。一小时后，却看到他带着日本军人朝我走过来，我心一沉：完了。一个翻译过来叫我冷静，不要说话。他们大概谈判了20多分钟，法国军人领着我在前面走，日本军人在后面跟着。走了两天路，抵达法国医院，六天后，法国人说对不起，得把我引渡给日本人。第七天早上，他们把我引渡到日军在越南边境的一个城市--黑江（音，疑是谅山）。日本卡车开了一天，把我放在河内医院。因为之前我喝了山上有细菌的水，开始发烧，越南护士放一个冰袋在我头上，外加一杯水。接下来连续四天一点东西也没给我吃，撑到第四天，烧竟然退了，但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医院里还有七八个不知道从哪里抓来的美国人，估计他们是开轰炸机被打下来的，我偷偷跟他们讲我是14航队的，他们不相信，始终以为我是日本人，估计他们不晓得美国战斗机有中国飞行员。烧退后，日本人把我押到河内机场的候机室，候机室还有另外一个第76中队被俘的美国飞行员，我被称为“被俘的飞行员”。日本兵把我们押上小型的运输机，那个双发动机的飞机大概可以容纳10人左右，机上只有两个卫兵，坐到我们前面。美国人跟我商量：我们用手捆住那俩日本兵的脖子，直接勒死，然后劫机。我告诉他我六天没有吃饭了，一点力气也没有，手还受伤了……美国人摊摊手：算了。我们俩被押着从河内飞广州、经台湾，最后到南京。我们被关到南京宪兵队地下三层一个很小的房间里，俩人刚好贴着睡在全是土的地上，房间后面一个洞，供犯人大便。日本人不拿我们当人看，每天就给一碗稀饭拌泥，美国人看到直摇头，我说他们能给我们吃就算很好了。到南京宪兵队地下室的第三天，日本人带我到医院里给我医伤，开始我还以为日本人挺不错的，想着给我医伤。结果到第六天晚上，头开始发痛，我这才晓得日本人只管开刀，不管敷药，弹片也不取出来。因为我是法国人引渡给他们的，按照约定他们不能害我，但是可以想法儿折磨我，开刀后不给我敷药，让我烂死，所以日本卑鄙极了。我在越南被打下后，十四航空队和中国军方一直没有我的确切消息，依照美军惯例，在战场上失踪时间达6个月以上就可以宣布牺牲或阵亡。所以，那张我和同期战友在美国受训的集体合照中，我被打上特殊标志--白十字架，意思是“殉国”。在莆田的家人未接到任何通知，以为我已牺牲，并按家乡的风俗给我办了丧事。没多久我就从南京宪兵队被转移到上海江湾的美军战俘集中营里。在美军战俘集中营，日本人审讯我的身份，我咬死了说我是中国空军，他们死活不相信：哪有中国空军飞河内的？于是他们判定我是美国华侨，属于美国空军，掩护B24重轰炸机去的河内。那时集中营里的美军大概有850多人，大部分是威克岛战役中被俘的美国陆军士兵，领头的是一个Ruide（音）中将，后来增加很多飞行员在里头，我去的时候，他们晓得我是美国飞虎队的，把我当一家人。我的枪伤越来越严重，进去以后美军军医马上给我清洗伤口，并取出两个弹片。即便如此，第七天的时候，我还是被证明死亡了。日本人将抬我出牢房，准备放到战俘尸体的房间去，结果有个美军发现我还有温度和轻微呼吸，不得已，日本人又给我送回来。江湾的战俘集中营是美军自己管理，他们给我输血日本人也不管，还设有专门的病人房间。按国际公约，海牙每年派人来巡视两次，不准日本虐待美国战俘，所以日本人对美军就客气很多，也正因如此，美军就用很简单的输血设备给我输了两次血。后来美军护士给我讲，当时我的血量只有28%，一般人低于32%就死了，说我奇迹命大，28%还能活着。这些美国人是给我无条件献血的，美军护士说有个美国部队的中国飞行员，需要O型血输血救命，马上就有5、6个O型血的人愿意给我献血，后来护士选了两个人比较健康的人来输血，当时那种条件下献血是极其危险的，所有人营养都极度不良，身体及其虚弱，这么大量献血随时会有死亡的危险。抗战以后，我特别注意给我输血的美国军医，叫Dr. Edward Brown，这个人在纽约，后来我请空军司令写封信给台湾的领事馆，请美国政府转给纽约的Edward Brown，感谢他救了我的命。美军集中营的待遇比较好，比较干净，有面包和清淡的咖啡，还有他们自己秘密运送过来海盐，吃的东西虽然营养不好，但是能吃得饱，他们还特别给我吃好一点，还比平常加大了饭量给我。日本人故意叫美军在上海江湾附近做苦工挖土地，就故意让你做没意义没有用的苦力，让你消耗体力而死亡，这样就不在国际公约的保护范围之内了。日本人要他们挖土堆山，美国人接受，但是每天派多少人去干活是美国人自己安排，看到我负伤，美国人没让我去做苦工，反倒给我进行治疗。很多媒体报道说当年美国军队黑人如何如何受伤，其实美国军队那时候根本没有黑人的，当兵都是白人，至少十四航空队里就没有黑人。美军集中营一个病房二十几个病人在一起，因为我受伤较重，在病房里头有2、3个被俘虏过去的美军护士，他们都有医疗常识的，普通的伤风感冒，都可以治疗，但是日本人不会给药品。按照国际公约，美国和海牙的代表一起来视察时，可以带一点东西，但即使是感冒药，日本人也要检查，不能带太多。美国人很聪明，派上海的情报人员采购物品。当时上海很多英国人、美国人，他们在做苦工时故意去大小便，在偏僻的地方等那些采购人员送一点药品、器材给他们，他们经过这个管道带进来的。他们有组织专门去做，为自己的同胞生存着想，我们中国就没有，谁都不管你，美国完全不同。在上海美军集中营大概关了二十几天后，日本人再问我是中国空军还是美国空军，我还是坚持中国空军，他们就通知领队代表，在第二天把我转到南京老虎桥中国的战俘集中营，其实中国战俘没有集中营，就是监狱。美军总代表就派人通知我，你是飞虎队（应该是美国空军），为什么你坚持说是中国空军？他们明天要把你押到南京老虎桥监狱，中国没有同日本签订关于作战的合约，他们会按照国际集中营的制度来对待战俘，很惨的。我请他代为转达：对不起，这是我自己的决定，谢谢你们输血救我的命。老虎桥监狱主体建筑是一栋石头房子，监狱大门前面是个广场，用来集中犯人和训话的地方。监狱里面设有总代表室、书记室和10个大房子，左右各5间，每个大房子住100多人，房间里面睡觉的地方就是泥巴地上铺的稻草，大家都睡在稻草上面。一进去身上的衣服全都被换成囚服，冬天他们给的棉衣棉裤很薄，每天都冻得要死。监狱是用一个很高很厚的围墙围起来的，人爬不上去，墙外面是一条类似于护城河那种的水沟，防止战俘偷挖洞跑出去。监狱大门前面是一条泥路，车不能行驶，只能徒步而走，再往前就是马路了。监狱里面关的都是中国士兵，包括上海四行仓库的“800壮士”，就有130多个被俘关在里头。我在关进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里面关了6年了，大概还有80几个人，等到后期放出来的时候，就剩30几个人了。我见过这些“800壮士”，但是没人敢跟他们沟通，监狱里谁都不敢交流，大家都不敢暴露身份，只有监狱总代表我才敢交流。我放的时候他们还没放出来，他们好像也是5、6天以后才放出来，因为他们在考虑外面南京接收的单位，这么多人一下放出来怎么处理。我刚关进来时监狱里有800多人，最多的时候1500多人，但是每天都死人，10个、20个、30个不等，再加上时不时新增的战俘，监狱里总是活人死人进进出出。监狱里面没有医药，俘虏有伤口就只能让它烂，自生自灭，也有因饥饿、瘟疫而死的，日本人每天开了门进来巡逻两次就走了，他们不敢到后面去，怕被瘟疫传染到。所以老虎桥监狱的中国战俘狱死亡率高达27%到30%，每天都有尸体被运出去。监狱备有五六部拖板车，拉尸体的时候，前面两个俘虏拖着绳子走，那些放在板车上用草绳捆起来，一个板车7、8个尸体，拉到雨花台，丢到大洞里头，然后盖土，日本卫兵在旁边监督。有两次战俘挖洞的时候，看日本人在抽烟休息，就往外面拼命逃跑，被日本人开枪打死。大家冬天都盖着很薄的毯子，日本人发的棉衣棉裤很薄，大家都冻的受不了，所以好多战俘死了以后，就把他们的裤子脱下来自己穿，好多尸体都没有裤子。我刚开始很奇怪，怎么搞的，怎么穿着一条短裤就拉出去了？其他人就跟我讲，他们把死去战俘的裤子脱下来自己穿，衣服不敢脱也不好脱，裤子一拉就拉出来了。所以战俘的尸体，十个有九个没裤子，那个腿都露出来的，白晃晃的拉出去。监狱的管理是中国人自己管自己，由“总代表”、队长、副队长来管理，“总代表”每6个月换一次，人选在战俘阶级比较高里找，比如陆军上校、陆军少将等。每次的总代表都对我特别好，还给我安排个书记当，不用住在大房子里跟其他人一起挤，如果睡在那种惨不忍睹的泥巴上面，我恐怕早就死了。总代表安排书记室给我房间住，给我挂个书记长的名字，不用做苦工，每天还给三碗饭吃，还有个勤务兵服侍我，每天清早就来，晚上另外一个勤务兵帮我穿衣服，至今想来我仍很感激，每个总代表都很好。有一次轮到一个游击队的战俘当总代表，这个人号称是个陆军少将，其实是假的。他跟土匪在江西抢老百姓，后来被日本人俘虏了，因为他有武器，冒充是陆军少将，日本人还以为他是游击队，其实就是土匪。日本人让他做总代表，但到三个月把他换掉，因为每天早上俘虏出去做苦工，总代表是要喊口令的，比如：立正、向左向右转等等，结果这些他都不懂，所以没当三个月就被撤掉了。被关入老虎桥监狱以后，日本人审问了我两次，问的时候，旁边放一把刀和一个鞭子，身后一个日本兵拿步枪对着我。跟我一起从河内被俘过来的美国飞行员叫本杰明.斯通，也同时在隔壁接受审问。日本兵拿枪威胁我，逼问我是不是美国空军？不过那时候我啥都不怕了，我都这样了还怕你什么。我挺着胸膛用国语回答我是中国空军，他们说你是美国空军吧，为什么不讲英语？我说是中国人，当然讲的国语。他们又问我说，你不是美国空军怎么穿美国飞行员的队服？我还是咬死了不讲，只说我是从中国空军进去的。他们无奈，接下来又开始问飞机的性能，关键是审问我的日本人不是空军，没有空军常识，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很愚蠢。在老虎桥监狱，我和本杰明.斯通之间没有讲话的机会，我75中队的，他76中队，大家都很清楚。宪兵队审问我们的时候，没有给我们动刑，因为日本晓得我是法国军队引渡的，本杰明.斯通是美国人，他们有跟国际公约签的合同，所以他们不敢动刑。虽然在监狱却胜似在地狱中，我很幸运，也很感动，因为我的伤情使得身体很虚弱，狱友们有十几次偷东西给我吃，还有台湾籍日本兵偷药给我打针治病。日本人让这些中国战俘做苦工，每人每周做两次苦工，每一次做苦工就放出去200人，在乡下的农村田地里挖土、搬石头、铺公路。那时候田里面有很多老鼠、青蛙，还有一些大的动物，但是不敢抓，被日本人发现会被暴打一顿。老虎桥监狱的伙食跟美军集中营里根本没法比，所以里面很多战俘有的偷老鼠、野猫、死马肉等来吃。他们把老鼠抓到了后，把头和脚拔掉，身子放在衣服兜里，回来后洗干净，到厨房用火烤了给我吃。最奇怪的是青蛙，我不敢吃，因为有的青蛙有毒，他们说青蛙可以吃，他们生吃过，也可以用火烧了吃，他们有经验，比如哪种青蛙能吃，哪种不能吃。我在里面差不多吃了15次的死马肉，帮我偷东西吃的战俘大概有二十几个，他们公开的偷东西给我吃，偷了东西不马上吃，晚上回来拿到我面前，让我马上吃，大家你一口我一口的。我边吃边泪流满面，他们这样做很危险，被日本人晓得会被打，自己都快要饿死了，还要留下一部分救我的命。那些死马肉都是日本军马受伤死后，他们让战俘用卡车运到雨花台，挖个洞，把死马吊到洞里，战俘就偷抓两块肉回来分一半给我吃。我不晓得他们的名字，他们都不肯讲真名，而且很多都是军官，但他们都说自己是上士小兵，从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在老虎桥监狱，有六个人救过我的命，其中美国三个，一个台籍日本兵，还有一个，经常三番五次的偷东西偷药给我吃的。但是这几个人在监狱里的名字都是假的，没办法查到，后面想要报答感恩也没机会。老虎桥监狱有15个台籍日本兵，15个里面有2个很坏，做苦工的时候，这两个台湾兵经常打我们的俘虏，但是另外的13人中有一个人当过护士，长得很高，心的很善良。有一次我在监狱里发高烧，那时候觉得自己好像要不行了，不过能死在监狱的床铺上，要比死在战场舒服的多。当时那些台湾兵进来巡逻后，回去就跟其他人说中国飞行员在发高烧，于是当护士的台湾兵就去找当时在台湾军队里的中国军医，问军医我的发烧情况，军医讲，这应该是属于瘟疫方面的，监狱里面不干净，老鼠跑来跑去，传染病很多。所以这个台湾兵偷来盘尼西林，花了四个晚上给我打了四针，才把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台湾人对我这么好，我想大概是我身份是空军，见到日本人我从不向他们鞠躬，又对日本人态度强硬，比较有骨气的原因吧。1945年8月22日，日本人通知我说明早放我出去。第二天总代表出来了，还有两个战俘，一个校官一个将官。日本队长拿个布包，他一进来，总代表让我站好，前面大概有一步半左右。日本队长拿着包低着头，大家都奇怪，这个鬼子低头干嘛，平常不这样啊。就这么十几分钟以后，他抬起头说话，日本翻译官开始翻译：我们的局长希望你今天出去以后，把心摆正。把心摆正？我很纳闷，心里越想越不对，难道是他们误会了？是因为我不是他们的俘虏，被法国人引渡的，所以关了几年造成误会，现在要把我放出去？10分钟以后，日本队长把包交给我，然后请我们到门口去，两个日本兵打开监狱的大门，我们3个人走出门去时，发现后面没人跟。往外走20米左右是个公路，前面一部小包车，小包车司机出来了，让我们上车。上车一看，车上就他一个人，开了五分钟后，他说他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地下工作人员，叫陶然。一听来人姓名和身份，那俩狱友脸色煞白，我们都在怀疑，不会是刚从日本人监狱出来，又要进自己人的监狱了吧？我在被俘以后做好了随时会被用刑的准备，主要是日本人对美国空军的情报一点也不晓得，假如他们知道我是飞虎队，一定会给我用刑，逼我招供飞虎队的情报，比如问飞虎队在中国有多少飞机，陈纳德将军住哪里等等。所以有一次我在监狱里看到一个小玻璃杯，把它磕碎，捡了一块玻璃片，藏在棉袄里，一旦日本人对我用刑，我用碎玻璃割血管子自杀。上车以后我摸了摸棉袄里衣服里的玻璃，还在，一会儿到了自己的监狱里，如果要动刑的话，我也做好了割血管自杀的准备。十几分钟后，陶然把车开到南京六福饭店，饭店门口站着十来个人，看到我们便举手鼓掌欢迎，我们这才晓得抗战胜利了。陶然告诉我，明天早上，美国的运输机在北郊飞机场，也就是南京的空军基地，一大早就来接我们离开南京。1945年8月24日，我准备登机的时候，美国运输机机友看我穿着破棉袄，便开始冲我嚷：“Get out! Get out!”我很生气，跟他解释说：我是中国空军的军官，在美国部队服役的。他看我瘦了吧唧，穿着破破烂烂的棉袄，跟鬼一样的，根本不相信，不停地叫我下飞机，叫我走开。正吵吵的时候，美军的正驾驶进来了，我就告诉他，我是中国的飞行员，在美国的飞虎队服役的，被俘虏了关在这里。他也奇怪，他说你们作战是在越南，你怎么被关到南京了？我就把前因后果都告诉他，他还不相信，带我到机舱前面考我一些仪器表。我驾轻就熟地将仪器表的作用功能都告诉了他，他才确定我是空军，然后拿出他的巧克力都给我吃，还让我签字留念。第二天跟他飞往湖南芷江，到芷江的时候，日本已经投降了，但是还没撤。到芷江后，一个美军空军指挥告诉何应钦，空军的一个飞虎队员被放出来了，何应钦司令随即安排在第二天请我吃午饭。吃饭时何应钦要我讲讲自己抗战的经过，我说我是美国十四航空队的队员，2年前参加越南海防港日军仓库基地的轰炸，在返航途中遭遇日机，空战中打下一架敌机，自己亦被打下来，后被俘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我跟何应钦讲，南京老虎桥监狱里的这批陆军被俘将士都很有气节，他们在监狱里饿的要死，却从来没向日本人要吃的，他们做苦工、挨打也没有向日本求过饶。监狱里死了很多人，死后囫囵埋在雨花台，连个坟包都没有，更别提墓碑了，但是这些人都是有名字的，老虎桥监狱的书记室有名单，以后中国政府要在雨花台盖个公墓，把他们的名字都刻出来，让全中国人民都知道。当年坚守四行仓库的“800壮士”还有30几个从老虎桥活着出去，他们家的房子和地估计都没有了，出来搞不好就饿死街上了，你国民政府应该好好安置他们。和何应钦吃完午饭，第三天空军接我回重庆。何应钦让我向空军副总司令报到，空军安排我到空军医院，一个空军联络处的主管通知我到望山医院去报到。我那时刚从监狱里出来，面黄肌瘦，手无缚鸡之力，体重才80磅，因为营养不良，成天头晕晕的，一点体力也没有，受伤的手仍然没恢复，动不了，身上半毛钱也没有，又没人送我去。没办法，我只好去在重庆的好朋友，一个人借几块钱，然后坐船上望山空军医院报到，到了空军医院仍没人理我。医院里面的饭菜根本没法吃，很脏不说，吃的是稀饭，连青菜叶都没有，更别提什么营养了。我想起当年刚到望山医院的时候，每天下午在医院旁边的树林里流眼泪，心里想不通，为什么我为国家打仗，胜利了回到祖国却没人理我，还不如在监狱呢，我打下一架他们的日本飞机，日本人都尊敬我，至少狱友们还会偷东西给我吃，照顾我。一个月后，上面发了勋章、奖章，外加5万国币给我，他们说我打日本飞机被证实了，美军都出来证明了。又过了一个半月他们才把奖章、勋章发给我，5万国币那时只能买14箱香烟，已经贬值了。以后在医院的5个月，就靠那5万国币自己买东西补充营养。到了空军医院一个月后，我住上了独立的小房间，这还得感谢两个女护士跟院长的进言：你看那个飞行员，手都动不了，瘦得要死了，给他个小房间住啊。医院里的老护士跟我讲：我们护士跟院长讲了你的事，院长说空军从来没交代这个飞行员受伤回来，要特别照顾好他。结果空军没有交代院长，院长也没有交代军医，做手术的时候，就安排了一个见习医生给我开刀，那见习医生没有经验，给我瞎开刀，最后没办法叫院长来，才把弹片夹出来。我这伤口在日本人那里割了一次，回来见习军医又给我乱割，我这手痛了50年，一直到最近才好起来。这叫什么政府？这么对待卫国老兵，根本没良心可言！出院以后我马上跟家里通电话，那时我已经离开家整整21个月了。我问家里有没有收到我的阵亡通知？他们说没有，家里人一直没我的消息，以为我已经死了，连追悼会都给我开完了。当时空军总部有我老乡当秘书，知道我被击落，通知了我家里，但是空军总部却不通知，为什么？因为抚恤金的问题！空军总部每个人晓得我跳伞了，抗战没结束以前，上海江湾的美军战俘集中营搬到东北。当时上海集中营还有1000多人，在中国作战被俘的美国陆军和飞行员也都关在里面。他们被转移到东北的路上，有人就趁机跳火车，晚上跑到山里面向中国人求救，然后中国军队把他送到大后方去，所以空军总部从他们嘴里晓得他们的空军陈少尉还活着。我们政府知道我跳伞，晓得我被俘了，但不通知我家里。那时候抗战抚恤金值不少钱，我同学里10个有8个没有抚恤金，都进了当时任空军总司令的陆军上将周至柔口袋里。当时后勤底下一个处长告诉我，本来副总司令王叔铭想把我被俘的案件报给蒋介石，报之前先同周至柔总司令讲，周就说了三个字：不必要。大家在前线拼命，即便战死了抚恤金也应该给嘛，这么一个贪污的政府，怎么对得起这些老兵？抗战以后好多同学的父母都不知道他们死在那里，其实是不可能的，如果被击落阵亡，当地老百姓都会通知空军总部，总部再叫警察把他们埋了，所以空军总部只记录日期，不写地点，抚恤金也不给，这就是中国。人家美国人一旦阵亡，别说家里父母兄弟姐妹了，连女朋友都通知。美国空军出国作战都是升两级，还养你一辈子，很光荣的。美军军纪白纸黑字写得很明白：有作战被俘的升两级，作战受伤被俘的，升两级还特别加一级，到死为止。回国以后，美国国防部还派人带医生看望被俘的老兵，他的衣食住行、医疗等一切由政府负责。我们这好嘛，就不理你，哪有这样的政府？我出国作战，还打下了一家日本飞机，现在胜利回来了，竟然不理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美国干妈Jony A Ralley；陈纳德；何应钦；空军医院；南京老虎桥监狱狱友；上海江湾美军战俘集中营；南京六福饭店；陶然。

干妈把玫瑰花做成标本；美国报纸“中国空军飞行天才”报道；在美受训集体合照被标白十字架；家乡按风俗办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