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白坚

任第10军特务营营长，曾参加衡阳保卫战；1944年8月5日，军参谋长命其率部寻找第190师，要该师向军核心靠拢。该营在排除障碍向西运动时，被敌火力封锁，未能冲出重围。

衡阳保卫战

衡阳

衡阳保卫战中，率特务营寻找第190师，被敌火力封锁，无法冲出重围。

方先觉；孙鸣玉；周庆祥；容有略；葛先才；饶少伟

衡阳抗战四十七昼夜 杨正华 陈白坚 作者陈白坚，当时任第十军特务营营长，曾参加衡阳保卫战；杨正华任第十军预备第十师政治部副主任，时在中央军校高教班受训，虽未参加战斗，但战后参加收容工作，并在第十军军长方先觉自衡阳脱险到重庆后，同方先觉和副官处处长张广宽、炮兵指挥官张作祥等日夕相处，谈说衡阳作战的经过，故知之颇多。唯时逾45年，不免有所遗忘，谨就回忆所及，追写第十军苦战保卫衡阳40余天的情况于下：敌军挺集衡阳 1944年6月18日，长沙失守。敌从长沙迅速向南推进，先后占领渌口、醴胶和散县。共入十八师团丁23日晨渡过沭水。与其土力会合于泉溪市附近的来水河畔。24日白天竟冒着我国飞机猛烈轰炸强渡来水。25日开始攻击我衡阳机场南侧之五马归槽阵地。26日拂晓，从机场南端冲入机场，傍晚完全占领机场。敌六十八师团占领机场后，以主力在衡阳以南渡过湘江，到达湘江西岸，与同时到达的一一六师团会合。6月28日拂晓，开始向守备衡阳的方先觉第十军展开攻击。第十军应战前概况 第十军是第二、三次长沙会战的主力军，方先觉(黄埔三期，江苏萧县人)是于第三次长沙会战后以首功由预十师师长升任第十军军长的。但1943年冬常德战役时，预十师师长孙明瑾奉命从长沙驰援常德，遵奉薛岳(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不顾当面之敌，向常德猛进”的严格命令，不幸壮烈牺牲。因薛岳与方先觉将帅不和。薛岳上报军委会，归咎于方先觉指挥失当，予以撒职处分。在继任军长尚未到职前，日军又大举卷土重来，时方先觉尚留衡阳等待交接，在其寓所突接蒋介石电话，蒋很严肃地说：“敌人有打通粤汉路的企图，长沙已经弃守，衡阳是大西南的军事要地，必须确保，命你继续指挥第十军，任务是固守衡阳，要立即布置，准备作战。”方先觉只有唯唯听命。当时全军官兵得知方先觉复职，欣喜若狂，都认为是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故事重演。原来第三次长沙会战时，固守长沙的原第十军军长李玉堂，因第二次会战失利被撒职，在继任军长未到职前，李玉堂临战受命继续指挥第十军，经过5昼夜的激战，取得了固守长沙的胜利。因此，全军上下斗志昂扬，星夜赶修工事，准备痛击来犯之敌。第十军辖三个师，第三师师长周庆样，第一九O师师长容有略，预十师师长葛先才。另配属暂编第五十四师，师长饶少伟，该师只有一个团和一个炮兵营。各部队星夜构筑阵地，加强工事，整修交通壕，对码堡间的火力配备及交叉火网都做了周密的安排，并把张家山主阵地前缘前成90度的陡崖。军指挥所设在城内棋盘街中央银行的地下室，上可俯瞰全城下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构成可以独立作战的阵地张家山是衡阳西南面约一华里的一条南北走向的高地，它与城南的岳屏书院高地及回雁峰互相掩护，构成强有力的三角火网，是预十师守备城西的主阵地；从张家山北端无名高地到北门，为我一九O师的守备地区：我第三师将飞机场设施破坏后，由湘江东岸撒回，守备各战斗要点。以上是我军整体布置。敌第一次向我总攻 6月28日，敌六十八师团和一一六师团合力向我张家山阵地进攻。敌先以大炮向我密集轰炸，飞机俯冲扫射，然后在其火力掩护下，连续三次发起猛烈进攻。我张家山阵地形势险要，阵地前缘早被我削成陡峭绝壁，我用步、机枪和手榴弹迎头痛击。且炮火亦很活跃，敌之首次攻击受挫，受到很大伤亡。午时，敌又发起攻击，掩护其部队构筑工事。意在迫近我阵地与我对峙。午后3时左右，敌第三次向我张家山阵地发起进攻，并于冲锋时带有云梯，意敬攀登张家山南端高地的陡崖，但经我奋起阻击，敌只落得尸横遍地，仓惶溃退。黄昏后敌又一次发起攻击，仍被我以旺盛火力击退。据情报；在本日10时左右，在衡阳南侧高地上指挥战斗的敌六十八师团师团长和参谋长均负重伤。日军本拟于28日一举拿下衡阳，殊不料经我凭藉坚固工事迎头痛击，其企图完全破灭。敌不甘失败，投入更大的兵力，并用飞机施故毒气，于29日展，再次向我猛攻，战斗十分激烈，喊杀声此伏彼起。我寸土不让。以强大火力压制敌人，敌亦用密集炮火阻击我增援部队，敌我伤亡均重，我部分阵地被摧毁。军部及时抽调一部分军直属部队充实预十师方面的战斗力；军特务营调到第三师阵地上协助修筑交通壕，以利部队运动。6月30日，敌增调1个联队，进至张家山南约1000米的高地，在尚未发起进攻时，即被我先发制人予以突击将其击溃。在预十师阵地上俘获敌兵3名，押送途中有1名自杀，另2名供称：“我们是一三三联队，联队长和参谋长都被迫击炮击毙。7月1日晨5时许，敌开始向我炮击，我方亦以迫击炮还击，张家山高地烟尘弥漫。敌趁机与我展开近战，并带有竹梯，在悬崖前驾起云梯。我军从凹角堡垒处和左后方灌木丛中，投挪集束手榴弹，将敌约一个中队的官兵全部炸死。同日侦察报告：敌有大量的后续部队，从蒸水北岸向衡阳西北角强渡过江，我第三师受到威胁。此时衡阳城完全被敌包围，有线电联络完全中断，只能靠无线电通讯。城内的有线电路也时常被敌炸断，只有靠士兵传达。7月2日拂晓，敌首先向衡阳西北角小西门第三师阵地攻击，战斗非常激烈。午后，敌军轮番向张家山西侧和南端攻击，晚9时许张家山西侧高地失陷，同时敌机向城区硫红戴炸，城内文遇要道被炸毁5处。人大延烧至晚间始渐熄灭。我预十师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伤亡重大，二十八团团长曾经腿部受重伤。唯三十团仍在城西南角岳屏山高地和回雁峰一线固守，第三师仍坚守西门和小西门一带阵地及城垣外的村落。我军部正在调整兵力，准备反攻张家山时，却接到最高统帅部电示：“要有持久防御考虑，不可作无意义的牺牲。”蒋介石并以私人名义电告方先觉说：“先觉吾弟：务要坚持以待援军解围，切望拖住敌军不使南进以利我远东战区作战。”此时敌亦精疲力竭，承须调整，从是夜起停止攻击。7月3日至5日，我军趁前线沉寂，积极调整部署。仍以岳屏山高地和回雁峰沿城墙直至北门为第一线阵地，加强阵地构筑，准备巷战。7月6日综合情报：敌第一三三联队和一二O联队正在前方积极构筑工事，巩固既得阵地；在后方利用湘江，运输粮弹；修通了粤汉路，修复了衡阳飞机场。7月7日至10日，敌我均在原地对峙。军长方先觉连日到各阵地着重检查掩蔽部射击孔和交又火网等设施。各级指挥官亦不懈地检查各自的阵地。并安抚士兵和看慰伤病员。自张家山西侧高地失陷后，我军除调整第一线阵地外，并将辖神渡经瓦子埠(辖神渡南约3华里)至城西南3华里的高地，及张家山直铁路北侧高地确定为第二线阵地。此是全军的生命线，誓死不让敌人雷越一步。敌第二次向我猛攻 7月11日晨，敌从张家山西侧高地向我阵地发起猛攻，攻势之猛为一周来所未有。张家山西端铁路北侧的高地，均落入敌手。但敌每前进一步，均付出重大代价。我预十师于12、13两日，曾组织两次反攻，都因敌人火力凶猛，而未获进展。7月14日。敌利用黄昏，越过铁路，攀登断崖，迫近我阵地，于次日上午10时许占领一无名高地。7月15日4时许，敌集中炮火，向我阵地要部进行破坏性和压制性射击。我坚守阵地猛烈还击，使敌之炮击未能奏效，其突击部队亦被击退。据了解，敌于此次战斗中有一大队长被击毙。夜11时许。敌突入木栅时，遭我手榴弹集中投掷，被击退。我亦发起四次反攻，敌坚持不退，双方对峙各不相让，伤亡均大。7月16日。敌炮兵猛烈轰击，步兵越过铁丝网与我白刃决斗，夺占我又一高地。7月17日上午暴热，下午倾盆大雨，阵地和交通壕水深及腰，活动困难。敌兵在其飞机的掩护下，两次进袭：同时派飞机轰炸我军的防御设施。我之处境日趋艰难。7月18至19日，敌除白天以飞机狂轰滥炸外，其突击队复利用夜间奇袭我阵地，压缩包围圈，曾一度进至岳屏山以西和南侧高地、城西北角高地以及大西门三叉路口西侧一角的据点，我军使用手榴弹连续投掷约一小时之久，力撞凶锋，将敌击退。7月20日上午11时许，因敌袭击部队的爆炸，发生大火，被我及时扑灭。敌我第二次猛攻、反击。长达十日，敌猛我亦登。我虽被排破儿段阵地、几个高地和据点，但却换取了敌人的大量伤亡。据了解：敌两个师团的中队长所剩无儿，大部分步兵中队都被迫由士官代理中队长。其战斗力大为减弱，于是敌之进攻再度中止。7月21日，闻衡阳外围有清晰的炮声。据说，是我援军七十四军，从乙塘进至衡阳附近，敌之打援部队乘其立足未稳。实施两面夹击，激战至晚，七十四军被迫撤退。近日来，不断听到外围的枪炮声，城内守军都渴盼着援军来解围，结果一次次失望。自开始作战以来，最高统帅的嘉奖令和约期解围的电报来了多次。最高统帅部确曾严令外围部队七十四军和六十二军为衡阳解围，该两军分别从贾里渡、鸡窝山和黄泥坳等地，攻击到西车站和敌在衡阳东南的阵地，但都被敌之打援部队击退。敌第三次向我猛攻 据了解；敌为挽回顺势急欲攻克衡阳，在衡阳的敌指挥官悬求在长沙的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增调兵力支援。于是有敌人5个师团和野山炮多门，集结衡阳外围，又运来弹药26吨，架桥材料10吨，以备攻城之用 8月1日拂晓，敌开始以空军轰炸，掩护其步兵攻我西门，经两次冲锋，西门失守。方先觉命特务营(欠一警卫连)增援反击，在敌飞机俯冲扫射下强攻，经过约一小时的激战，将敌驱逐出城。当晚将已夺回的城外二据点，仍交一九O师防守。这时特务营仅余300人，连长阵亡1人。8月2日拂晓，小西门方面敌人突进城内，一九O师师长容有略亲到第一线督战，激战一天，至午夜才将阵地夺回。伤亡惨重。在此期间。敌机投撒诱降传单，雪片似的飞入阵地。传单上说：“你们已尽到责任了，你们的中典不要你们了。"“中血对不起你们，不是你们对不超中夹。”“你们外围援军走远了，你们的解围绝望了。”还有“我们欢迎你们。我们携起手来共同防共吧!”等等。我官兵苦战40余天，援军未能解图，故对中央确有怨言，看到这些传单，不免受其蛊惑，对中央的来电不大相信了，这时全靠方先觉平时与官兵结下的感情来维护团结，继续战斗8月3日，我西门和北门，先后陷入敌手。整个城内短兵相接，展开一场混战，冲杀声、爆炸声不绝于耳。这时方先觉亲到各师指挥所，督饬战斗，指示机宜，要求部属坚持到底。当晚，我们被压缩到城内各据点，依仗机枪、步枪和手榴弹与敌拼搏。深夜，有6架敌机轰炸衡阳南侧的中枢地区和城西北及南侧高地，自此敌步兵倾全力向我猛攻，只进不退，与我展开格斗。8月4日拂晓，敌攻我正面，步炮联合轰击我靠近天马山高地两侧的房屋、五头庙西端的铁丝网以及阵地前的房屋和木栅。经过反复拉锯战，最后我防线几乎被敌摧毁。敌兵又乘势突入被炮火摧毁的残坦断壁内我从天马山发挥侧防火力，将其压制，最后大量投挪手榴弹，将突入之敌全部消灭。敌又放火，助其攻势，都经我坚决反击，阻其前进，敌之攻势再度停止。黄昏后，敌又施放烟幕发起冲锋，仍被我侧防火力击退。夜10时许。敌施放大量烟幕，跟着炮击，经过约两小时之激战，一度攻占我西禅寺外围高地，我以背射和侧射将其击退，夺回已失高地。今日的战斗，是方先觉军长严令拼死决斗的一天，阵地上死尸成堆。不分敌我。午夜后，双方停止攻击。我们虽力挫强敌，予敌重大伤亡，而弹药却几乎耗尽，粮食亦同时断绝，外援解围无望，方先觉鉴于情况危急，当夜召集师、团长举行紧急会议。方先觉很沉痛地说：“现我军已弹尽援绝，解围无望，衡阳已难确保，我们军人的职责是保国卫民不成功便成仁，我当军长的只有尽己所能战斗到最后一刻，以死殉职。我今天允许大家都说出心里话，不必顾虑。”大家沉默了好久，方又说：“大家坦诚地说吧!现在不说还待何时?”这时周庆祥、容有略两师长才相继发言说：“现在外围的支援绝望了，粮食和弹药断绝了，还要我们靠什么来坚持作战?”并说：“在这40多天里耗尽了心血，早感到生不如死了，现在死很容易，用一颗了弹就可解大问题，可是面剂这些伤病自共无医无约无人照顾，能死下去吗?我们死后他们的处境又如何呢?都值得考虑!我认为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如不死总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因此我主张不死。我也劝军长不要死，干脆投降。”参谋长孙鸣玉也发言同意两师长的主张。只有预十师师长葛先才，坐在一旁呆若木鸡。一言不发。他原是个心直口快、勇敢善战的人，至此他也看到大势已去，无回天之力了，其内心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正在大家纷纷议论时，方先觉起而走入内室，放声大哭。会议无结果，大家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去。午夜后，据报第三师萧圭田团已与敌握手矣!闻之切齿痛骂“无耻”,但此时已无法控制，只有自己战斗。8月5日清晨，敌猛烈进攻，喊杀之声响彻云霄，烟火笼罩全城，敌占我棋盘街后，我一九O师与军部失去联系，军核心阵地缩小至五华里的直径内。午刻，敌围我军部，参谋长及各处室工作人员一齐参加军直属部队的战斗。方先觉下令向敌占领的据点发起突击，以为军核心阵地打开一条通道，我一浪一浪地冲杀，敌亦不惜牺牲，运用人海战术与我角逐。据了解，敌六十八师团的原大队长相继阵亡，其继任大队长又大都战死，其中队长亦同时战死多人，阵前死尸遍地横陈。这时军部与各师的有线电话完全中断，只有无线电话尚通。我一九O师方面杳无音信，也无枪声，看来情形不妙。午夜，敌100余人攻至军部指挥所所在地棋盘街中央银行大楼后墙根下，我用手榴弹密集投掷，连续击退敌三次进攻，敌我相互反扑形成拉锯战，胶着一起，敌我之飞机和炮兵都不便轰炸。我军指挥所移至楼顶，方先觉遂不时从窗口向外瞭望。军参谋长命特务营营长陈白坚率部寻找一九O师，要其向军核心靠拢。该营在排除障碍向西运动时，被敌火力封锁，想冲出重围已不可能了。8月6日晨，敌从北门突入。方先觉令炮兵指挥官张作祥发炮轰击。而张作祥却哭着说：“报告军长，只有两发炮弹了!”此时方先觉意识到一切都完了，于是便向重庆最高统帅部发出最后一电，大意是：我军现已弹尽援绝，敌今晨从北门突入，我已无可堵之兵。学生等决当以死报党国。不负钧座平生培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之一电，来生再见。学生方先觉、孙鸣玉、周庆祥、容有略、葛先才、饶少伟同叩。此时，方先觉仍希望能有第三次长沙会战时的奇迹出现，援军能在最紧急最困难时刻适时解围，可是历史没有重演!方先觉下令所属军官，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流尽最后一滴鲜血，坚持拼到底。而敌连续不断向我猛扑猛打，我利用主要街道构筑之火力点，并藉房屋作掩护，进行反击，一直坚持到深夜。8月7日，敢夺占我市政府和衣业学校据点以及施正街、卫生街等地，并不断以野炮、重炮、加农炮和榴弹炮向衡阳市内轰击，而空军亦协同狂轰滥炸，不惜耗尽全部备用炮弹，天黑也不停止，其目的是迫使我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最后时刻忍辱负重 8月8日腰。敌军继续向我全线进行炮击，至中午基本上占领全市。下午各据点仍有零星枪声，至晚全军各师阵地的枪声完全停止，敌亦停止攻击。在昏黑的夜晚，周庆样、容有略、孙鸣玉等突然陪同日军联络官大阳军胜中佐来到军部，请方先觉前往敌司令部谈判。方先觉的随身手枪，已于发出最后一电后，被其随从副官王兴泽预先拿走，此时方先觉想自杀也不可能了。这时有人拉着方先觉哭着说：“军长，不能去呀!”而周庆祥等则说：“事已至此。只有如此了，军长你带我们走一条活路吧!”方先觉怒目向着他们，半晌不发一言，敌人又派人催促，最后方先觉才愤然一声：“走吧!”到了六十八师团司令部，敌师团长堤三树男(原师团长佐久间阵亡)中将出来迎接，待如窝客。堤三树男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方将军不必介意，我过去也曾败在你手(指第三次长沙会战),我们对贵军是敬佩的。对方将军是尊敬的，我们日中应该亲善携起手来，共同防共建设东亚和平。”方先觉说：“我早已视死如归无所畏惧，现在事已至此，我的要求是：必须保证我现有官兵的生命安全，不受侮辱，不受虐待，并对我伤病官兵妥为治疗护理。不然，我宁死不屈服。”堤三树男满口答应，接受了条件。于是双方采取了停战措施，就此结束这一场长达47天的异常惨酷的战斗。此次作战，我以2万之众，困守孤城，抵御数倍于我之敌，况敌人空军和炮兵均占优势，我则完全以迫击炮和手榴弹为主要御敌武器，作战的艰苦不言而喻。作战时间正值酷暑季节，天气变化异常，时面酷暑难当，时而暴凤骤雨。降雨时战壕和交通壕里，经常积水，有的地方甚至水深及腰。官兵浸在水中作战，因受湿热和乍寒乍热的侵蚀，染发多种疾病，如伤寒、娴疾等。更有双方阵亡的万千死尸暴晒在烈日下，腐臭之气令人室息。偌大的一座繁华衡阳城，此时已变成了鬼域坟场，哪里还像人间。停战后，敌人安排方先觉和各师师长住在城内天土教堂内，随后遇些书籍杂志和麻将牌等供其消遭。敌酋横山勇大将曾来衡阳举行欢迎宴会，将第十军改为“先和军”,表示方先觉参加和平之意。各师残部分驻城外整理，方常到各驻地看望并讲话。每于临走时，随手用粉笔或黑炭划一向南的箭头，暗示官兵向南方逃跑，故官兵逃归者屡屡不绝。敌在开始时，对方先觉等监视甚严，但日久有些松弛，岗晴于夜晚睡起大觉，予我官兵可逃之机。将级人员首先逃出者为周庆祥，这说明周当初主张放下武器洽降，实为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他的内心一直是想东山再起，准备再战。周庆祥逃出后，敌对方先觉之监视又趋严格。两月后。监视又趋松她，方先觉密嘱副官处长张广宽先逃出寻求助力帮他脱险。张广宽逃出后，找到迁到山里的衡阳县政府。利用老百姓进城卖菜和担尿水的机会传递消息，约定日期，在一个大雨的夜晚，掩护方先觉脱离了虎口。方脱险后辗转到了湘西芷江，即由军委会派专机接往重庆。蒋介石的优遇 据说蒋介石接阅方先觉最后一电时，甚为感动，曾查看地图，意欲指示第十军突围路线，无奈电路已断无能为力矣!当时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认为方先觉必死，当即签呈处理意见，(一)第十军保留番号恢复编制(二)衡阳城改为先觉城。(三)第十军全军眷属立即车运重庆由政府供养。嗣后听到敌方广播，知方先觉未死，蒋介石即批示：“除第二项不议外。一、三项办。”并指示第二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李玉堂负责收容第十军突围官兵，又由李指定第十军后方办事处处长方守先(系方先觉之弟)负责照顾护送全军眷属。后因方守先翻车左腿摔断行动不便，又派预十师政治部副主任杨正华协助。因车辆征用困难，分批从湖南东安撒退 第一站到贵州独山住留三个月，第二站到遵义住留一个月，于1945年春节前到达重庆。方先觉到重庆后，蒋介石立即召见，慰勉有加并无谴责。方先觉当时说：“学生未能达成任务，对不起校长，请求处分。”蒋说：“是我对不起你们。”并嘱咐方：“你回去好好休息，重庆情形复杂，对外界不要发表任何谈话。”故重庆各界慰问和记者采访问及战况时，方仅以“天气太热仗不好打”应之。召见之次日。蒋又设宴为方洗尘，有何应钦、钱大约等作陪。随后蒋又赠方先觉5万元慰劳金，可称优遇。当时在重庆，因方先觉的突然返同，引起摄大的震动，各方识论纷纷。同情方先觉者说：方率万之从抵御数倍敌人，并能重创敌人，虽败犹荣。更为之分析说：方系受部下挟持未能以身殉职；他是有条件的投降，犹如关羽降曹，身在曹营心在汉，待机东山再起准备再战，井不是怕死或贪图富贵不战而投敌。同时亦有的人持相反观点，贬其兵败降敌，丧失民族气节，是国家和军人的耻辱，应是罪人。更有的人说：方系衔日本天皇诱降条件而来，有反间嫌疑。可谓各执一词，毁誉纷纭。1945年春，方先觉到中训团担任为期一月的大队长，旋即由军委会发表新职，任二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昆明青年军二O七师师长；同年夏，又调任陕西汉中青年军二O六师师长，系用其名将声威以利青年军之训练和指挥，蒋介石并将其次子蒋纬国从西安胡宗南部调至青年军二O六师任营长，交方先觉教导。当时作者杨正华任该师军官队政治教官。1946年春，方又调任整编第八十八师师长兼徐州警备司令。因方系江苏萧县(今属安徽)人，蒋介石指望其在家乡动员群众参加内战。后方在鲁南作战失败，调任他职，1949年随国民党离开大陆去台湾。据台清消息，方到台后任滤湖防卫司令部副司令，因与陈诚发生矛盾请求退休，未得蒋介石批准，改调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研究督察委员会主任委员。1983年病逝于台北。(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