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春琏

1944年4月在江苏泰兴乡村师范学校（新四军办的革命学校）学习；同年4月学校合并为苏中三分区联合师范学校，随校转移到宝应参加时政学习；1944年11月到马家庄做学生工作，组织民兵；1945年3月15日提交入党申请书，3月29日参军，被分到新四军苏中军区司令部当无线电发报员；1945年10月按期转正。

二哥常春元；校长刘伯厚；生活指导部主任汪普庆；老师李永烈、黎岳冰；同学肖银官

采访人员：张一夏、马羽玲、查鋆涛；采访时间：2019年1月12日；采访地点：无锡市梁溪区时代上城繁华里；整理人：张一夏

我叫常春琏,1926年9月2日生,江苏省泰兴县南新村人。我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叫常金甫,家里有兄弟五个,姐妹三个,我在兄弟间排行第四,家里人就叫我老四。我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们都命运多舛,弟弟七岁就病亡了,妹妹在家乡被国民党军队占领时受到惊吓,病亡时年仅16岁。我二哥常春元(8) 是地下党员。我之所以参加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二哥的影响,他让我意识到,日本人入侵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们青年一代不仅要学好知识,更要保家卫国,决不认输。他是师范学校毕业,以小学教师的身份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直到家乡解放。1954年他又被派往苏联留学。1944年,日本人经常在南通一带 “扫荡”,意图把共产党有生力量消灭掉。此时我还在江苏泰兴乡村师范学校读高师,这所学校是新四军办的革命学校,校长刘伯厚(9) ,生活指导部主任汪普庆。那年4月,形势愈发严峻,学校的几所分校和靖江等县乡村师范学校合并,组成苏中三分区联合师范学校,刘伯厚为校长。刘校长和李永烈、黎岳冰等党员老师带领我们,在宣堡东面的一个村庄和其他乡师的四百多名师生会合,一起转移到宝应县,参加时政学习。不久前,我军发起车桥战役,消灭和俘虏了日伪军九百余人。此后,苏中军区党政机关都集中在这里,这里是一处安全的抗日根据地。学校到目的地宝应广洋湖地区时已经是5月,部队派来军医,指导我们消灭臭虫、虱子,医治疥疮,我们都笑称这些虫子是“革命虫”。在宝应安定下来后,就开始政治学习,学习马克思主义和《论持久战》,同时开展“整风”运动。同年11月,我到马家庄做学生工作,组织民兵。1945年1月,村里的党支部开始发展新党员,由于我工作表现好,努力上进,我的同班同学肖银官来找我,希望我能和他一起入党,我当时并不知道共产党是做什么的,对此也没有了解。我问他:“共产党是什么样的啊?”他说:“咱们去问共产党人啊!”1945年3月15日,我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因为我所在的师范算是革命学校,学生毕业后基本都是走两条路:一则参加新四军,保家卫国;二则被党组织派往各地做农村工作。我选了第一条路,3月29日我顺利参军,被分到新四军苏中军区司令部当无线电发报员。去部队之前,校领导黎岳冰告诉我,党组织已批准我入党,因我家是中农成分,候补期为六个月,10月按期转正,成为青年党员。后来,肖银官在一次战斗中,遭遇敌机轰炸不幸牺牲。抗战胜利后,我在华野总部全程参与解放战争。1949年3月,我看到山东《大众日报》上刊登了国民党撤出家乡泰兴的消息,心里大喜。国民党占领家乡后,因为他们仇恨共产党,就把像我这样的共产党军人的家属称为“匪属”,当时我三哥迫不得已躲往马甸姑妈家已经三四年。看到泰兴解放的消息后,我立刻写信回家,并且附了一张我的照片随信寄去。参军后我与家人失去联系,因为我不能说出身份,这样才能保护家人,即使心中思念无比,也只能暗自克制。一个半月后就接到家中来信,信中说三哥在河南开封住院,4月下旬又收到三哥的信件,我这才放下心来。1949年我们部队驻扎在杭州,三哥陪母亲来到杭州。分别六年之久,我见到家人十分开心,母亲说:“儿子,我见到你比捧黄金还开心,我如果见不到你,再有多少钱财也开心不起来。”同年11月,部队奉命去解放舟山群岛,因我患鼻炎住院开刀,司令部一科科长决定让我留下来。两个星期后,部队班师回到杭州。1950年,浙江全境解放,我们部门回到南京军区机关。1952年成立海陆空三军时,我被调到中央军委,分配到装甲兵司令部下属长辛店第二坦克学校训练部当秘书。同年农历十二月,我探亲回家过年,在家小住一段时间,和家人一起拍了一张珍贵的全家福。我于1954年12月25日结婚。1955年9月,我到本校营团级军官队学习一年,之后分配到包头坦克制造厂当军代表。1955年授衔前我被评定为副营级,授大尉军衔。1958年转业离开北京来到无锡,1986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