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瑞田

1934年入伍，被选入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任重机枪手，驻南京孝陵卫；参加淞沪战役；后增援南京，参加南京保卫战，守孝陵卫；南京城破后撤退过江；1938年编入陆军第46师第137旅第275团第2营第8连，在山西长治与日军作战；1939年脱离部队回乡。

淞沪战役、南京保卫战、山西长治对日作战

上海；南京孝陵卫；长江边；山西长治

南京保卫战中守孝陵卫，用重机枪打日本国旗六七十发子弹打烂；日军带重机枪进入阵地，从窗口挖口射击；炮弹炸死排长贵次连；撤退时连150人剩不足20，把八挺重机枪丢入长江，捡驳壳枪，和武冈老乡用竹排划到对岸；1938年山西长治与日军作战。

连长谭培基；排长李振有、桂次莲；班长曹叔其；班长赵淑奇（音）；武冈老乡

访谈时间2016年5月16日；访谈地点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访谈人薛刚、莫非；文字整理杨浩、张若愚、王元萍；2016年5月14日重返南京，华声在线报道，摄影张力

我名字是曾瑞田，1917年出生，老家在湖南邵东，我只读了两年老书。教老书的先生，不讲解，只告诉我念《三字经》，他责任就尽到了，后来他就走了，因为没有人教我，就只读了两年书。11岁时，我父亲和一位姓孙的人跑去武冈做工作，跑生活。因为我没有农活干，父亲怕我饿死在家里，他就请那些编竹的、做衣服的工人，带我上路，负责路上的伙食，工钱都先交给他们。所以他们不得不到我家里，告诉我母亲。12月初一从家里动身到里湖——我娘那里把我接走。那个时候他们是大男人，我只有11岁半。他们一脚走很远，我追不上他们，所以我只能远远跟在后面。那时候邵东到武冈还没修马路，靠两只脚走，那些大人他们走得很快，距我很远。由于这条路是大路，没有小路，我也认得这条路，与他们差了很远，所以他们先到，等我跟着走到，他们挑着担子又走，我没有歇的时间，走到武冈就把我送给我爸。我爸把我安排在一间有窗户的房间里休息了会，我到了武冈，我爸就给我找地方，请人介绍，名义上去当学徒，实际上就是混口饭吃。我爸告诉我：“身体就是革命的本钱。”所以我被送到武冈的裁缝店里，收为徒弟，不会饿死。那裁缝吸鸦片，鸦片是贵东西，把资金都吃得干干净净了，就把我打发回去，跟我说：“你回你爸那里去，我这里没有资金了，我原来只有两个人，现在加上你是三个人，负担不起。”因为他们乡里有人介绍十五六岁的人，到街上去卖火折子。那家鞋铺店老板是邵阳市旸光村人，他也跑到武冈做生意，在邵阳没人买东西，东西都要到武冈才卖得掉。裁缝店里师傅把我送到我爸那里，过了正月初五，又请人介绍工作。我爸请人到了湘乡，请我去他家，我只吃点饭，不开工钱，把我送到纺织店里要贵很多，所以我就在武冈那家鞋店也抽了烟。我从鞋店回来后，没事做，就帮着我爸织布。在湘乡、邵阳请师傅织布都是吃老板的，织一批算一批的钱，工资少一点。帮织洋布，工资高一点，都是吃自己的，老板娘包我们煮饭、住宿。但煮饭只给我爸一个人吃，我没得吃，我爸看我织的布和他的没有区别，就请老板收下我。大家一起去吃饭，吃完饭，我就成了老板、老板娘的第二个儿子，被他们收为徒弟。我爸说那就算数了，一个人背着箱子回邵东了，我爸回到那边吃旱烟。我看到他走，把织布机停在那里，想喊他没喊住，就继续在那里织布。17岁的时候我参加了国民革命军，被教导总队选上，在南京被编入2团2营8连1排。我这个人做事认真负责，我在教导总队当兵，教导总队就是我的家。让我看骡马，我就去看骡马，我比其他人细心，其他人只能做一些名堂，送骡马去吃，我这个人是认真负责的，攒稻草，放些麦穗子，防止骡马生病。日军打上海，死了很多人，军官也被打死很多人。我也是在上海打的人，我们只在上海打了一个星期，就奉命增援南京。我们到南京后驻守在孝陵卫，那里有很多房子，大概几十间屋子。教导总队有第1团，再上来是第2团，我在第2团里。我们教导总队，有一个班长叫赵淑奇（音），那个班长还有点文化。那时候我是正儿八经的重机枪射手，枪都归我管。那挺重机枪是德国制造的，比日本的重机枪好像还要强。我在南京打日军，日军进阵地了，来了一个班，就把日本国旗插在那里，我看到那个日本国旗我心里就恨，恨得他要死，在地图上能看到日本国只有一个手指宽，而我们中国这么宽，100个日本国合起来也没有中国那么宽，要是按人口说，100个日本国也没有一个中国宽。我看他是日本国旗，恨他们，我就打了六七十发子弹，把他们国旗打得稀巴烂。日军也有三个人，带着重机关枪进入阵地，我就在要塞里，在窗外挖一段碗口宽的口，悄悄地从这个口里把子弹打出去。日军看到枪口的火星，看到我在那里，就想派一个人过来杀我，我已经躲到阵地里，日军被我们打了回去。我们重机枪班有六个人，日军还在那个地方，我就站在阵地上，脑袋探在上面，看见敌人就打枪。还有一次，我们挖好一人多深的工事，还在上面盖上树枝等作掩护。炮火激烈的战斗中，突然，一颗炮弹落入工事。“轰”地一声巨响，炮弹爆炸了，就把在我身边的排长贵次连，瞬间炸成两截，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后来南京守不住了，我们准备撤退。当我们退到长江边上，已再无退路，而前面却是宽达四公里一望无边的江面。我们连原来有150人，这时只剩下了不足20人，连长和三个排长都已经牺牲了。四排长命令我们将八挺在江边一字排开的重机枪，全部丢入滚滚长江中。要知道，重机枪就是我们战士的命根子啊！虽然我们心里一千个不愿意、一万个舍不得，最终我们还是狠下心来，把伴随我们多年四处征战的老伙伴，一挺不留地全部抛入长江之中。部队随即被宣布解散，战友们只好四下逃命。我从地上捡起一把驳壳枪和多发子弹，漫无目的地往前走。忽然我的眼前一亮，一个救命竹排出现在我面前。我飞快地爬上竹排，和另一名武冈老乡一起，用长木板当船桨，使劲地划呀划呀，终于划到了长江对岸。如果没有这位会划船的老乡，我恐怕也难以过江。如果没过江，我也很可能就成了这次疯狂日寇南京大屠杀中牺牲的30万中国军民中的一名了。南京沦陷后，我们教导总队的人所剩无几。我的战友，我的上级，没看到几个活下来。我啊，命大！是个打不死的人！后来我们的人告诉我，我们中国军队全退了。我听到这句话，心里想重机关枪班没有步兵保护，要被敌人活捉了。我要死那一次早就被打死了，所以我这个人是打不死的。后来到1938年，我在开封编入陆军第46师137旅275团2营8连，到山西长治与日军作战，1939年脱离部队回家了，两年后我结了婚。等到新中国成立后，在湖南邵阳我落户，1980年在湘运邵阳公司退休。

2015年湖南老兵之家志愿者寻访；2016年5月13日在湘苏两地志愿者帮助下重返南京；2016年5月16日参观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南京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联盟志愿者引导祭拜。

儿子曾亿中代父念读祭文；2016年5月14日到南京理工大学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营房旧址、紫金山抗战碉堡前祭拜牺牲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