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正清

军政部附属教导大队通讯六团；美国通讯学校

1942年报考通讯兵，接受半年集中培训，编入无线电通讯大队；经驼峰航线飞印度列多，到蓝姆伽军营受全美式训练；在远征军驻印总部实习，后到新一军通讯营；参加印缅反攻，新平洋保卫机场、收复孟关、解放于邦、攻占瓦鲁斑、占领甘马因、解放密支那、八莫等七座重镇；1945年6月30日从密支那回国。

印缅反攻、于邦大捷、胡康河谷、孟关、孟拱、八莫、密支那、新平洋、瓦鲁斑、甘马因

印度列多、蓝姆伽；缅甸新平洋、于邦、孟关、瓦鲁斑、甘马因、密支那、八莫

通讯兵伴随炮火发报，在躲避敌机轰炸中传达命令；于邦大捷击毙日军700多人，俘虏13人；胡康河谷歼灭日军第18师团，歼敌三万七千人。

史迪威；孙立人；卫立煌；杜聿明；廖耀湘；秦振安

在四川荣昌县一个普通家庭，我读到相当于现在的初中文化水平。1942年初，国民党军政部附属教导大队通讯六团到四川招录通讯兵。按照当时国统区“三丁抽一”的政策，行二的我成为曹家出丁的首选，大哥是家中主劳力，三弟还小，16岁的我因为有些文化，就报考了通讯兵。初入缅甸的远征军因战事不利，军队减员过半，需迅速补充兵员，于是蒋介石提出了“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口号，许多知识青年响应号召应征入伍，我就是其中一个。有一天，县里来了几个军官，动员青年参军报国。我从父亲那里得到消息，便跑去一看究竟。当时正有一位长官在宣传讲演。那长官站在高处，面对围着的人群说道：“小鬼子占领我们的土地，危害我们同胞，抢夺我们财产。今天，又从缅甸侵入云南，妄想从云南侵入抗战中心重庆，让我们当亡国奴，只要有点血性的男人，哪个会无动于衷？来当兵吧，我们一起打鬼子！”我站在人群中，听得热血沸腾。毫不犹豫地挤上前去报名，考试合格了，却还需要找人担保。父亲便找了县里的一位科级干部作担保人，我才有了面试的资格。面试官看我长得又瘦又小，似乎并不喜欢我，只是听我回答问题口齿伶俐，头脑也还灵活，才同意了我的入伍请求。这一天，是1942年4月1日，我刚刚16岁。参军后，我首先接受了为期半年的集中培训，训练地点是在胡汉民的一座碉楼里。碉楼既古老又硕大，可以容纳几百人。在那里训练的是通讯团的四个分队，有线通讯和无线通讯各两个大队，我被编排在无线电通讯大队里。背密电码，发报、收报。收报必须书写工整，发报必须每分钟发出120个汉字，100个阿拉伯数字，还要学习简单的无线电维修技术，那时年轻，训练也刻苦，没多久，我都能运用自如了。紧张而平静的集训结束了，等待着我们的将是异国他乡的征战生活。9月初，团长来了。这是中央训练团的一位资深少将团长，那时就已经50多岁了。他说：“日本鬼子占领缅甸后，不仅封锁了滇缅公路，还侵占了云南怒江以南的部分地区。目前，远征军大部队在卫立煌司令的带领下，正在怒江以北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反击。另外，留守印度的远征军，已重新组建了新一军，孙立人将军担任副军长，史迪威将军还从美国调集了400多名教官和技术人员，对中国驻印军进行全美式的武装训练，我们将跟随部队前往印度，迎接血与火的考验！”团长一边讲话，一边用力挥动着手臂，声音铿锵有力。没几天，我们几百号人便乘车出发了。先从四川到贵州，再从贵州到云南，最后在昆明机场，乘坐飞机，经喜马拉雅山飞往印度。这是一条我国那时唯一通往外界的空中航线，也是一条十分危险的死亡航线，因为途径喜马拉雅山的两座山峰而被称作“驼峰航线”。两峰山势险峻，气流瞬息万变，厚厚的云雾时隐时现，给航行带来极大的困难，许多中美飞行员都葬身这里。随着失事飞机的增多，两峰之间航线上的飞机残骸连成了一条银白色的闪光带，后来的飞机只要沿着闪光带飞行，就能到达目的地。我们乘坐的飞机也不是客机，而是载物的运输机。这些飞机先将美英的援华物资运到国内，再将国内的，如我们一样的士兵运往印度。因此，机舱内只有两排能升降的座位挂在两侧，还有几具降落伞，尤其是机舱壁没有保暖层，飞机飞过珠峰时，让我们深受其苦。随着飞行高度的增加，飞机开始摇晃，晃动强烈时，我们几乎坐不稳，只有彼此相拥在一起才好些。飞机穿越两座珠峰时，舱内温度急剧下降，我们即使抱在一起，也无法抑制浑身不发抖。舱外两侧的山峰，是一片四季不化的皑皑白雪，感觉两峰就在机翼边上，似乎一伸手就能摸到。几个小时后，我看到陆地上有一片红色的植物，后来知道，这些植物就是印度茶农种的红茶。飞机降落在印度的列多机场，时值九月，正是印度的炎热季节，一下飞机，刚刚穿越珠峰时的寒冷，转眼间就被滚滚热浪包围了。到达列多行营之后，我们每人手上都堆放了一叠物品：战斗服、作训服、几套内衣、几套外衣，皮鞋、丛林皮靴、胶鞋、袜子若干，蚊帐、毛巾、作战背包、饭包等等。当我们再从营房走出来时，每个人的衣着从里到外焕然一新。那身军装，上衣是罗纹布做的，裤子是卡其布做的，尤其是瘦小的我，终于穿上了合体的军装。只是由于第一次穿上皮鞋，觉着鞋底太硬，走起路来有些不方便。几天后，我们又乘车出发，终于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印度蓝姆伽军营。军营很大，内有二十座大营房，三万张单人床位，营内还有游泳池、电影院、医院等设施。住在营内的多是中国军人，还有部分美、英、印、缅、尼泊尔雇佣军。后来军人增多住不下了，就在河边建了几排帐棚，里面军床桌椅也一应俱全，这对一向生活艰苦的中国士兵来说，如同过上了富翁的生活。营内一日三餐都有米饭、面包、牛肉、罐头，各种蔬菜，还时常发放香烟、水果、饮料、牛奶。我们这些食不果腹的年轻人，终于可以“饱食终日”了，没多久，我们便精神焕发起来。我们还会定期得到军饷，一个是美英政府用印度卢比发放的，一个是国民政府以法币支付的。手里有了钱，我们的生活也变了样，一到周末假日，我们便三五成群乘车到县城购买物品，有的自己使用，有的给家里父母妻儿，然后连同剩余的钱，托每天往返的飞机带给国内的亲人。这一切，只是蓝姆伽军营生活的一小部分，更多的是，军营中每天繁重的军事训练。训练教官一律由美国人担任。摸爬滚打，登山越野，武装泅渡，驾船游泳，各种美式武器的使用、擦试保养、拆卸组装，枪炮的实弹射击，以及山地的实地演练等等。与这些步兵兄弟相比，我们通讯兵的训练则显得有些枯燥乏味。每天只对着一部黑乎乎的大机器，抄了写，写了发，发了再抄，周而复始。在美国人办的一所通讯学校里，训练科目跟国内的差不多，只是有些要求比国内的还要松些。比如发报字数，国内要求每分钟发120个字，美国人要求发90个字就可以了。而且毕业时间也不是统一的，谁合格了谁就先毕业。于是，两个月后，我就顺利毕业了。培训结束后，我开始实习，实习地点就是中国远征军驻印度总部。在这里，我有幸见到了一些令我终生难忘的大人物。我在远征军驻印军总部实习，主要任务是及时向重庆国民党政府报告印缅战况，并随时接受重庆方面的指示。这样一来，我便有了与一些历史名人谋面的机会。比如中国远征军（1944年第二次）司令长官卫立煌，1942年第一次远征军代总指挥(初期)兼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新22师师长、1944年任新六军军长廖耀湘等。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人，一位是美国派来的史迪威将军，他是中缅印战区参谋长，1942年底至1944年10月任中国远征军总指挥。一位是新38师师长，后来又担任新一军副军长、军长的孙立人将军。我刚到总部实习不久，有一天，团长告诉我们，史迪威将军要来了。我们听了都十分兴奋。清早，我们将营房内外打扫得一尘不染，然后到广场上列队迎候。我因为个头小，自然排在队伍的前面。我两眼紧盯着前方，终于看到一排汽车由远及近向我们驶来。最前面的是一辆土黄色的吉普车，车停下后，从上面走下一位花白头发的大鼻子老头，戴着一幅眼镜，脸上洋溢着笑容，许多军官跑上前敬礼迎接。我心想，这一定就是史迪威将军了。将军一面掦手回礼，一面快步向队伍走来。队伍中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将军走到队伍前停下来，又沿着前排从我们面前走过。不时地摸摸这个人的头，或者拍拍那个人的肩膀，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当将军走到又廋又小的我面前时，也许个头高矮的反差让将军停下了脚步。他微笑着盯住我，用生硬的中国话问我叫什么名字。我挺直胸膛，一边敬礼，一边高声回答：“报告将军，我叫曹正清，今年16岁！”走在后面的翻译告诉他，这批新兵最大的20岁，最小的15岁。将军听了，神情立即变得严肃起来，抬头向队伍扫了一眼，许久没有说话。六十多年过去了，这次见面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我没想到这位战场上的铁面杀手，竟然如此和蔼可亲，如同一位慈祥的父亲。后来，我们都亲切地称他为“老乔”。史迪威将军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为中国抗战建立了不朽功勋。他是一位纯粹的美国人，又是一位中国通。我在远征军总部实习期间，史迪威将军就是我的顶头上司，因此与将军几乎可以说是朝夕相处。有一次晚餐后，我路过将军的住处，看见将军正与几个战士坐在窗前的沙地上谈笑，谈到高兴时，将军与战士们仰天大笑，那笑声在磨刀霍霍的军营上空久久回荡。如此和蔼可亲的将军，对日寇却嫉恶如仇。在印缅战场上，将军殚精竭虑，统筹全局，指挥远征军打了一个又一个大胜仗。在攻打于邦之前的动员会上，将军慷慨激昂地说：“我的孩子们，你们面前的敌人是日军18师团，去年5月，就是这伙杂种把我们赶出缅甸，那是个奇耻大辱。现在，是我们向日本鬼子报仇雪耻的时候了！今天，我命令你们，去把我们面前的鬼子统统消灭掉，给我们阵亡的将士报仇，前进！”将军的话，点燃了战友们蓄积心中的怒火，我们振臂高呼：“消灭敌人，胜利属于我们！”铁流般的队伍，就在这震耳的呐喊声中冲向敌阵！这一仗，击毙日军700多人，俘虏13人，史称“于邦大捷”。我离开远征军总部后，就到了新一军通讯营工作。于是，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将军就成了我的第二个顶头上司，从而让我有幸结识了这位中国军队的传奇人物，这位令我终生崇敬的民族英雄。孙立人将军身材瘦瘦的，眼睛不大，却十分有神，眉宇间透着精明与果敢。将军打的第一个胜仗，史称“仁安羌大捷”。当时远征军刚跨出国门不久，英缅一师和装甲七旅7000多人，还有记者、教会人员500多人，被日军包围在仁安羌，弹尽粮绝，水源被切断，陷入绝境。孙将军负婴请命，亲自指挥一个团800多人的兵力，经过三天三夜的急行军，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日军面前。当时日军的兵力是两个联队7000多人，与我军兵力之比是8：1，并且两军的武器装备也相差悬殊。但是这一仗的结果是：仅用24小时战斗结束，英缅军民全部获救，以我军伤亡500多人的代价，歼敌4000多人，不仅打出了军威，也打出了国威。退守印度之后，将军除了担任新38师师长外，还担任新一军副军长，之后担任新一军军长。印缅大反攻之后，将军带领我们攻克胡康河谷，占领于邦，攻下孟关，解放孟拱、八莫、密支那……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显示出中国军人的铮铮铁骨和指挥若定的伟大气概。这其中的一仗，将军打得太漂亮了。而且，还会觉得更解恨，因为打败的对手就是日军中赫赫有名的王牌军18师团。这个师团，盘踞在胡康河谷，让初到缅甸的中国远征军损兵折将，也是这个师团，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得知要攻打这个师团，将士们义愤填膺，摩拳擦掌，纷纷写下生死状。这一仗从1944年1月开始，到5月结束，将军与美国突击队联手，最后把鬼子打得晕头转向，丢盔卸甲，逃跑时连印章都没来得及带走。当将军带着战士们冲进敌人老巢时，发现里面到处是散乱的传单，满地的木牌，其中一木牌上写着这样的话：“支那兄弟，你们胜利了，不要再追了吧！”这一仗，歼敌三万七千人，从此，18师团的番号在日军中再也不复存在！从此，小鬼子一听说新一军，仗还没打，就吓得屁滚尿流。这就是铁血将军的风采，那么，对待士兵和下属，将军又是怎样的呢？有一次，将军指挥一个连掩护英军撤退，紧随其后的日军攻势很猛，吓得英军抱头鼠窜，为了保住自己性命，跑过大桥的英军，妄想炸断大桥阻止日军的追赶，却对殿后的还没来得及过桥的中国士兵之生命于不顾，就在英军准备点燃炸药的关键时刻，刚过桥的孙将军发现了，他返身冲上大桥，顶天立地般站在桥上，高举着手枪，一边用英语大骂英军，一边指挥部队迅速撤退，直到最后一个士兵撤下大桥，将军自己才跑下桥头。孙将军保护士兵而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凛然正气不得不让英军望而生畏。孙将军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到美国学习土木工程，又到弗吉尼亚军校学习军事，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是国民党军队中少有的知识型军事人才，一生战功卓著，被美国军事专家称作“东方隆美尔”，被日军称作“中国军神”，被蒋介石授予四等云麾勋章，被美国总统罗斯福授予“丰收勋章”，被英王乔治六世授予“帝国司令”勋章。从1943年10月到1945年3月，历时17个月，中国远征军对印缅日军进行了战略大反攻。我作为一名通讯兵，参加了反攻战中的许多战役，从而目睹了战争的血腥与残酷。我先后参加了新平洋保卫机场战斗，收复孟关，解放于邦，攻占瓦鲁斑，占领甘马因，解放密支那、八莫，一共参加了收复七座重镇的战役。参加的每一场战役都是拼死的撕杀；夺回的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烈士的鲜血。我们使用的通讯设备是当时最先进的，小型的机器可以背在身上，大频率的收发机可放在汽车上，阵地在哪里，我们的通讯兵就在哪里。我们常常伴着隆隆的炮火声发出战报，在躲避敌机的轰炸中传达上级命令，在崎岖山路的颠簸行驶时接收首长的指示。每一道指令，每一个战况，都必须万无一失。在这血与火的反击战中，我们这些通讯战士，跟随着各级指挥机关，奔波在各个阵地之间。在收复甘马因之后，我在大街上看到许多被打散的日本兵沿街乞讨，他们的衣服脏乱不堪，从破损衣洞中露出一块块带血的伤痕，有的伤疤已经溃烂。一旦有谁得到食物，他们便蜂拥而上将食物一抢而光。如此狼狈之相，让我心生不屑，不可一世的杀人恶魔也有这一天。战争的残酷令人窒息，而残酷的表现，就是死亡。在印缅反击战中，我们每天面对的，除了死亡，还是死亡。从中国军队入印缅算起，历时3年零3个月，中国投入兵力总计40万人，伤亡接近20万人。我能够活下来，也是老天爷的眷顾，真可谓九死一生。但我也有些许遗憾，远征军两次会师大会，我都没能参加，因为我当时正与新一军军部一道，在缅甸的八莫留守。1945年6月30日，我们从密支那回国，今天，我只能借助胶片记录下的历史影像参加会师了。胶片上的汽车兵、坦克兵、步兵，每一位战友的面孔是那么的陌生，又是那么的熟悉和亲切，我不知他们当中哪位战友如今还健在，如果也能如我一样看到这些真实的历史影像，那心情该是怎样的欢欣！1946年新一军奉命接收东北，我们在全城百姓的夹道欢迎、热泪涕流中进驻了沈阳城。我也担任了中尉台长。国内战争失败后，我是一名“投诚”的国民党军人，1949年我到哈尔滨市测量大队工作，1950年与解放军的一个团留驻开发北大荒。1953年到九三农场工作，先后担任过统计、会计、生产队长等职务，把青春和汗水奉献给北大荒的沃土。虽说“文革”中被批被打被关数月，并被怀疑为“美蒋特务”，但是，对祖国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从来没有改变，在我52岁的1978年，我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农场粮油加工厂支部书记。1997年被国家认可为离休，且荣获北大荒功勋奖章。1994年随子女来沧安度晚年。我出生在当时的“国统区”，满怀着杀敌报国的一腔热血，入印缅与日本鬼子作战；国共内战中，作为一名军人，我的选择很少。能够以一名中国远征军战士的身份，参与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争，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今天，让我欣慰的是，国家能够客观的评价这段历史，一些志愿者自发的来看望我，了解历史的真相，还原埋藏在心底的往事，让后人知道，在捍卫国家主权的过程中，远征军牺牲了多少年轻的生命，经历过战火硝烟的我，由衷的感谢我们的共产党，感谢我们的祖国，有国才有家，青年人，好好爱我们的祖国吧，国家兴亡，我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