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铁华

1939年初冬在山东大众日报社经理部发行科工作，住沂南县东辛庄于大娘家中；1940年3月孙祖战斗后离开东辛庄到马山后村；1940年下半年在沂南县依汶庄成立利聚永材料采购供应机构，任代表兼会计，团结商人采购土产、烟叶、药材，到青岛换购印刷材料；1941年冬日军五万人扫荡沂蒙山区，留依汶坚持反扫荡，负责埋藏收购物资和印刷材料，在依汶庄被捕，受严刑，后逃出，被于大娘一家护理一个多月；1943年春因工作需要离开沂蒙山区；1984年写成《沂蒙深情》。

孙祖战斗；沂蒙山区反扫荡；留田突围

沂南县；依汶庄；宅科子；东辛庄；北大山；吉太岩山

1941年冬反扫荡中，在依汶庄被敌包围被捕，敌人搜出北海票和单据，严刑逼供；白铁华一言不发，被香烟烧、烧红刺刀烫，几次昏死；后被宅科子村姓郭老头解开绳索、灌米汤，用乱草猪皮盖住救出；爬回依汶北山，被同志救至东辛庄于大娘家。

被日军香烟烧、烧红刺刀烫，全身约80%皮肉几乎烙熟，伤口发炎脓肿，后经于大娘一家用獾油拌头发灰、老鼠油、中草药等治疗恢复。

于大娘王换于及家人于大爷、学翠、学荣、于淑琴、于淑琪等；仲星帆；刘力子；王雁南；王洪山；刘琦；陈沂；马楠；杨在之；宅科子村姓郭老头

沂蒙深情
白铁华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我受到最严峻磨炼的时候，是在沂南 县得到人民的支持哺育度过的。特别是于大娘(王换于),重新给了我 生命，是我终生难忘的。我一想起于大娘，心情就难以平静，时常热泪盈眶。于大娘救我生命的一段经历，也代表了沂蒙山区老根据地人民对待人民子弟兵的深情厚谊。像沂河水一样，源远流长；像沂蒙山一样，巍峨参天。沂南县人民对革命事业的贡献是有口皆碑的。
我最初认识于大娘，是在一九三九年的初冬。那时我在山东大众日报社经理部发行科工作。初冬报社经理部从牛王庙搬到东辛庄，发行科就安排在于大娘家里。于大娘当时五十多岁，她慈祥的面容，健康的身躯，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我当时十八周岁，我们和于大娘一家朝夕相处，大娘日以继夜地做抗日救国工作，好像不知疲倦一样。这时于大爷也已经年近花甲，还经常给我们站岗放哨。她(他)们两个儿子，大哥学翠，二哥学荣，担负着繁重的劳动；大嫂、二嫂与大姐于淑琴、小妹妹于淑琪和于大娘一起，每日给我们弄吃弄喝的，而且还要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组织妇救会、识字班，发动做军鞋、推磨、碾米、送军粮，动员参军等，真是一个革命家庭。家中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热情，哥嫂姐妹们成天乐哈哈的，我和二嫂在院子里推磨时追逐嬉闹的情景，至今还印在我的脑海里。
一九四○年三月，孙祖战斗胜利结束后，我们发行科离开了东辛庄于大娘家，搬到了孙祖一带的马山后村，我是在大娘家填表入党后离开大娘家的，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至四○年下半年，由于日寇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破坏，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书报印刷材料发生了严重的困难。为坚持革命报刊书籍的出版发行，大力开展抗日革命宣传工作，大众日报社决定在沂南县依汶庄成立一个材料采购供应机构，团结商人，在当地采购土产、烟 叶、药材等，到青岛换购印刷材料。这个机构取名叫利聚永，我当代表兼做会计工作，团结王雁南、王洪山等人，商店设在王雁南家，工作了近一年，取得了一些成绩。
一九四一年冬，日寇集中了五万人对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我们不得不停止了去青岛的生意活动。组织上决定留我在依汶坚持反扫 荡，负责埋藏好收购物资和印刷材料。我和王雁南、王洪山等人组成 一个小组，把东西埋藏好，在依汶北大山一带坚持游击活动。在罗荣桓政委指挥的“留田突围”之后，敌人大部分队伍压到南蒙山一带，汶河以北只有铜井据点的小股敌人还时常出来骚扰破坏，一天下午我主力部队的一部分到了依汶庄河南岸的冯家村一带，在这种情况下，我有点轻敌情绪，就和王雁南等人返回了依汶庄。
就在这一天夜里，敌人突然包围了依汶庄。我发觉敌情后，立即赶去通知王雁南、王洪山、刘琦等同志设法突围。我走的晚了一点，当我从村西围墙豁口突围的时候，被敌人发现了。我全力对付前面的敌人，不料身后的敌人将我抱住，我被捕了。敌人把我押到依汶庄北门外，日寇在那里设了刑场。敌人从我身上搜出了许多北海票(当时我根据地用的纸币)和几张单据，又把我在突围时扔出去的两个失效的手雷找回来，这时翻译官吼叫着，咬定我是八路军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或是一个游击队的负责人。敌人审问我，我不回答。翻译官就大声吼叫说：“抓着了一个共产党的小头目!”叫周围被捕的群众，指出我是干什么的。群众沉默着，一点声音也没有。翻译官和一群凶恶的敌人又逼我指出群众中谁是共产党员，谁是游击队员，谁是我的部下。我当时已抱定牺牲的决心。我在人群中仔细地搜寻着，没有见到王雁南、 王洪山、刘琦等人，我心中暗自庆幸。敌人用鞭抽棍打种种严刑追问我东西藏在什么地方，谁是我们的同伙的时候，我就以一言不发来对抗。敌人妄想从我口里捞到一点东西是不可能的。翻译官狗急跳墙，吼叫着，命令把我的衣服全脱光，用点燃的香烟在我身上一点一点地烧。我怒骂翻译官是狗汉奸、民族败类，这就更激怒了他。他命令烧起一堆木柴，用烧红的刺刀烫我的胸、背、两臂和两腿，我的皮肉的百分之八十几乎被烙熟了，几次昏死过去。敌人折磨了一个上午，从我身上得不到任何一点东西，火刑就停了下来。那个翻译官还吼叫着：“不能把他弄死，一枪把他毙了是便宜了他，要把他带走继续审问!”于是敌人给我穿上一条裤子、一件棉袄，用铁丝把我的双手捆扎起来，连拖带拉把我弄到依汶庄游街。我迷迷糊糊，失去知觉。大约在傍晚，敌人又将我带到了依汶北面山村宅科子，将我押在一家农户的小伙房里。晚上，敌人又对我进行诱降、迫降。但为了不把我弄死，敌人没有动大刑。我仍用一句话不说对抗着，敌人无可奈何，第二天敌人又转移到另一个小村里，将我拖出去看刑讯其他被捕的群众和奸污少女的兽行。我不忍看到这些惨状，便忍着剧痛大骂敌人的野兽行为，敌人又把我关起来。第三天，敌人又转移到另一个村子，这时我全身发炎，脓肿起来，各处伤口流血流脓，奇臭难闻，敌人认定我是要死的人了， 对我的看管放松了，岗哨离我远远的。
大约是第四天的晚上，我迷迷糊糊地躺在一间小屋里，听见像是 一位老人的声音对我低声说：“孩子，你还能走吗?能走就逃命吧!今夜敌人要走了，我们的部队过来了。”然后他把我身上捆绑着的绳子解开，还给我灌上一碗米汤，把我拖到院子里一堆垃圾旁边，用乱草、猪皮等物把我盖好，然后对我低声说：“你要能活着的话，别忘了我是宅科子村姓郭的老头，我是被抓来给翻译官挑东西的。”但我却看不见他的面孔，说完他就走了。。
这时，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股精神，大概是生存的希望鼓舞 了我，一切疼痛都忘了。我全神贯注地听着一阵嘈杂的声音过后，院子里没有声音了。我料定敌人已走，便挣扎着撑起身子，扶着墙，摸着向院外走去。有一堵矮墙是乱石块干垒起来的，挡住了我的去路，我极力爬过去，碰落了石块，“哗啦啦”的声音，惊动了还没撤完的鬼子哨兵，鬼子乱放了一阵枪，吼叫了一阵子。我滚到墙外的一条沟里，呆了好长的时间，四周一点声音也没有了，我才挣扎着拼命地顺着沟向北大山爬去。
天快亮了，这时我感到身上剧烈的疼痛，疼痛的双腿一点力气也没有，昏倒在地，我再爬起来。我想，这不是最后的胜利，我一定要爬到依汶北山去，到那里才能找到同志，找到组织。
约过中午，我坚持爬到依汶庄北山脚下，我首先看见了王洪山，我便大声叫喊：“二哥!”可他一看到我，回头就跑，并大声叫喊“活见了鬼”。这时王雁南的三弟和他的一家人都出来了，经过细说，他们才认出了我。原来他们听说我已经牺牲了，所以非常惊奇。他们扶我到北山坡上的一间草屋里，不多时，大众日报社的负责人、管委会主任仲星帆同志，经理部长刘力子同志都来了。原来他们都在这一带活动、极力想法营救我。他们把我沾满脓血的衣服脱下来，找来一盆冷冻的花生油涂在我浑身上下的伤肉上，以防风吹干裂增加疼痛(因为当时一点药品也找不到),再用一床棉被把我包起来。这时远处又传来了一阵枪声，有人报告，有一股敌人又返回依汶庄来了。仲星帆同志、刘力子同志叫王洪山同志用独轮车推着我，顺着汶河边的大路向西去了。
我在车上颠颠簸簸，忍不住的疼痛，有时竟喊叫起来，以后浑身麻木，再后就昏迷过去了。
当我苏醒过来时，已经是躺在东辛庄于大娘家的炕上了。大娘正用汤匙给我喂水，我真以为是在做梦。我躺在大娘的怀抱里就像婴儿在母亲的怀抱里吸吮奶汁一样。我流着热泪，心里自言自语道：“我总算回到家了。”
从此，大娘一家人轮流守护着我，给我喂茶喂饭。大小便也不准我动，给我端屎端尿。为了安全，防御敌人的突然袭击，大娘叫学翠、学荣在河东岸吉太岩山脚下挖了个地屋子，把我送到那里。于大爷成天守在地屋门口放哨，大姐淑琴每日用山草药煮水给我洗敷伤口。由于我的伤处都发了炎，不住地流脓淌血，发出使人难以忍受的恶臭。后来大众日报社去看望我的同志回忆起来说：“老毕(我原姓毕，后改为姓白),你在于大娘家时那股臭气，至今想起来还止不住要恶心呕吐。”我想，大娘一家和我朝夕相处，她们是怎样忍受过来的呢?我从未看见大娘一家流露出一丝厌恶表情。特别是大姐，每日给我洗敷伤口，我实在过意不去，曾对大娘说：“别叫大姐这样侍候我了，有些事让我自己做吧!”大娘却说：“孩子，你们都是我身上的肉，不能说见外的话，咱们都是在干革命，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你的伤养好。”老人亲切诚挚的语言，渗透了我的五脏六腑，我不再说什么了，安享着大娘、大爷、 哥哥、嫂子、姐姐、妹妹给我的温暖。
于大娘为了尽快地给我治好伤，不知跑了多少路，到处求医，寻找民间治疗烧烙伤的验方。她听说用獾油拌头发灰能治烧烫伤，就迈动两只小脚，爬到南山找猎户给打獾，把自己的头发剪下来烧成灰，兑成药搽在伤口上，但还不能马上见效。后来她又听说一种老鼠油(据说是把初生下来的小老鼠浸泡在麻油里制成的)是治疗烧烙伤的特效药，大娘以她的威望和号召力，很快从群众中找来几瓶老鼠油，她叫大姐每日把我的伤处洗好后，立即敷上这种老鼠油。说来真有效，过了几天，伤口慢慢结了痂，不再流脓流血了。
二十几天过去了，伤处的痂皮一片片地逐渐脱落，露出了鲜红的肉皮，我的胸背手臂等部位，像贴上了几张地图。不料又过几天之后，我的腋下和臂膀上生了几处红肿的硬块，使我疼痛难忍，饮食难进。大娘又着急起来，再去四处求医求药，最后找到一种中草药，每天熬两剂给我喝，结果臂膀上和腋下的几块硬疮破了口，出了许多黑血，疼痛也就逐渐消除了。
伤势日益好转，可是我的身体非常虚弱，头昏眼花，四肢无力，行动困难。当时根据地人民的生活非常痛苦，糠和野菜都填不饱肚子，然而大娘为了给我增加营养，她一家人吃糠咽菜，把最好的东西拿来给我吃。大娘每天给我吃小豆腐、花生仁、糖煮红枣水、麦片粥等，我时常含着热泪咽下那些东西。大娘守在我的身旁劝说：“孩子，吃呀，别想那么多，身子强壮了，很快出去工作，大娘就高兴了。”
在于大娘一家人一个多月的细心护理下，我恢复了健康，虽然还不能像被捕前一样，但行动自由，可以工作了。看得出于大娘和她一家人，从心里发出了笑声。我的生命的血管里，流淌着于大娘一家人的心血。只要我的生命不息，我只能用革命工作来报答她老人家的恩情。
一九四三年春，我因工作需要离开了沂蒙山区，和生死与共的沂南人民及于大娘一家道别时，我痛哭了一场。以后在漫长的斗争岁月里，我一直没有回去看望于大娘。
那是一九五四年，于大娘到北京看望当年战斗在沂蒙山区的抗日健儿，住在她的外甥女婿杨在之处，杨在之也是于大娘救护过的大众日报社的干部(总务科长)。后来到我家住了两天，又到陈沂同志的家里去住。陈沂同志的爱人马楠也曾在于大娘家养过伤。
这次在北京和于大娘见面，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我这时正遭人诬陷，被开除党籍；于大娘也遭人陷害，停止参加党的活动。这时我们的心情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只是相对无言，用沉默表达彼此的思念。分别的时候，于大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不要灰心，咱们革命不是为的升官发财，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新中国成立了，人民翻了身，我们应当高兴。抬起头来干工作，我们对得起组织，对得起人民，任何事情总会弄明白的。只要心里想着党，我们就有盼头。”老人的这番教导，鼓舞了我，给我增强了战胜困难的力量。
一九五六年，组织上把我的问题调查清楚，给我平了反，恢复了党籍，以后于大娘的党籍也得到恢复。
一九八三年，我借去江苏省连云港开会的机会，去看望了于大娘。回忆往事，历历在目，思绪万千，我想在于大娘将过百岁大寿的时候，写成这段回忆录，献给沂南县人民和于大娘及其一家。我的生命是沂南县人民和于大娘及其一家重新给我的，这篇回忆文章，就叫“沂蒙深情”吧!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二日于广州

山东大众日报社；沂南县人民；于大娘一家；陈沂、马楠、杨在之等

1984年10月12日于广州写成《沂蒙深情》，献给沂南县人民和于大娘及其一家。